王小波《黃金時代》
身體快樂，是我們唯一的精神武器
一「流氓小說」作家，還是精神教父？
王朔的作品，曾被人批評是「痞子文學」「流氓小說」，其實在模擬和記錄「流氓時代」（製造流氓的時代）方面，王小波比王朔有過之而無不及，有這麼幾點證據。
第一，中篇小說《黃金時代》的第一部分，主人公直接宣稱：「我的本質是流氓土匪一類。」「倒退到二十年前，想象我和陳清揚討論破鞋問題時的情景。那時我面色焦黃，嘴唇乾裂，上面沾了碎紙和菸絲，頭髮亂如敗棕，身穿一件破軍衣，上面好多破洞都是橡皮膏粘上的，蹺著二郎腿，坐在木板床上，完全是一副流氓相。」
這是主人公的自畫像。「流氓」這個標籤不是旁人或評論家隨便貼的，而是主人公自己宣告的。小說裡主人公在不少地方說自己是「流氓」，例如「人家都能知道我是流氓」，「那是我的黃金時代。雖然我被人當成流氓」。但這幾段引文也說明，「流氓」，先是他人對他的看法，當然主人公也不拒絕。
第二，主人公對「流氓」還有一個非常奇葩的定義，有人罵他耍流氓，他的回答是：「我說，你爸你媽才耍流氓，他們不流氓能有你？」這就把「流氓」等同於男女關係了，這是非常「流氓」的一種定義方法。
第三，小說從開篇到結尾，確實充滿了不少「兒童不宜」的字眼：「破鞋」，「我的小和尚直翹翹地指向天空」，「因為女孩子身上有這麼個口子，男人就要使用她」……習慣了冰心或是楊絳文字的讀者，對於這種文字上的暴露癖可能有些受不了。
王小波（1952—1997），生於北京，父親在「三反」運動中被劃成「階級異己分子」，等於「洗澡」沒通過。這對王小波的家庭、童年都有很大影響。王小波和很多同時代知青作家一樣，曾經下鄉到雲南兵團，後來又到山東插隊。1973年回到北京做工人；1978年考取中國人民大學。但不同的地方是：王小波不像王安憶、韓少功、阿城、張承志那樣，並非在80年代就以知青小說出名，而《黃金時代》未定稿時他還在美國匹茲堡大學讀研究生（導師是許倬雲），走的是一個學者的道路，似乎和小說裡的「流氓」形象反差很大。
整個80年代，轟轟烈烈的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王小波基本是個局外人。直到1991年，《黃金時代》獲得第13屆臺北《聯合報》中篇小說大獎。1992年香港繁榮出版社出版《王二風流史》，就是《黃金時代》的內容。同年8月，臺灣聯經出版時，把書名印錯了，變成《黃金年代》了。一直到1994年，《黃金時代》由華夏出版社出版，王小波的小說才算正式「海歸」——知青故事，海外出名，重回大陸，這是90年代文壇的一個特殊現象。
1997年，王小波突發心臟病去世，他的妻子李銀河發文，說他是浪漫騎士、行吟詩人、自由思想者。從那時候開始，王小波憑藉其小說、散文，在一部分青年粉絲當中成為偶像，甚至是精神教父。《黃金時代》也被選入了《亞洲週刊》的中文小說「世紀百強」。
「精神教父」和「流氓小說」，這兩個標籤反差有點大。
簡單回顧作家出名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第一，這是一條從知青到學者，再到作家的道路。如果說王朔的「痞子文學」更多呼應大眾文化市場的因素，包括與影視文化的互動，王小波的「我是流氓」就更多自覺的學術理論準備，「流氓文字」後面其實有更多哲學思考。第二，大部分的當代成名作家都是一起步就和評論界互動，比如說李陀及時注意到餘華的成名作《十八歲出門遠行》；阿城的《棋王》原來是和鄭萬隆他們聊天時講的故事；王安憶的一些小說還沒正式發表，吳亮、程德培就已有評論意見。相比之下，王小波是在海外孤獨地反覆改寫他的知青做愛故事。所以，故事是和韓少功、張賢亮、張承志他們同樣的故事，但寫法完全不一樣。局外人有局外人的特點，或者說有局外人的好處，當然，也會有局外人的侷限。
到了90年代，寫知青及右派受難歷程的敘事潮流，已經過了高峰，王安憶《叔叔的故事》已經開始解構當代知識分子的苦難崇拜。《黃金時代》在這個時候「海歸」，重講知青身體與精神旅程，卻照樣吸引讀者。
二知青和醫生的「偉大友誼」
《黃金時代》由三篇組成，分別題為《黃金時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可以分開來讀，但都是同一個主人公。
第一篇是非常典型的王小波風格，小說從頭到尾在描寫一個知青和一個醫生的男女關係。這樣說，一點都不誇張，從頭到尾，一共十一節，一直在寫兩個人的肉體關係，青少年不宜。
第一節開始：「我二十一歲時，正在雲南插隊。陳清揚當時二十六歲，就在我插隊的地方當醫生。我在山下十四隊，她在山上十五隊。有一天她從山上下來，和我討論她不是破鞋的問題。那時我還不大認識她，只能說有一點知道。」這個女的說她不是破鞋，可大家說她是，「我」也說她是。為什麼呢？「我」的解釋是：「大家都認為，結了婚的女人不偷漢，就該面色黝黑，乳房下垂。而你臉不黑而且白，乳房不下垂而且高聳，所以你是破鞋。假如你不想當破鞋，就要把臉弄黑，把乳房弄下垂，以後別人就不說你是破鞋。當然這樣很吃虧，假如你不想吃虧，就該去偷個漢來。」
結婚以後女人不難看，就是「破鞋」——想想這是什麼流氓邏輯？男主角知道這樣說話一副「流氓相」。他自己也正是被人視為「流氓」。陳清揚是北醫大畢業生，主動來找一個比自己小五歲的面色焦黃、嘴唇乾裂、一副流氓相的男知青，還要討論像破鞋之類那麼挑逗性的話題，常理來說，大概是對這個她曾經給打過針的男知青有點好感，但小說裡沒寫，主人公也沒感覺。
不久，「又有了另一種傳聞，說她在和我搞破鞋。」
這也是常理，同事、同學之間一旦傳說有緋聞，哪怕無中生有，之後也可能慢慢變成真的——因為當事人會互相躲避，同時也互相注意。
「她要我給出我們清白無辜的證明。我說，要證明我們無辜，只有證明以下兩點：一，陳清揚是處女；二，我是天閹之人，沒有性交能力。……陳清揚說，我始終是一個惡棍。她第一次要我證明她清白無辜時，我翻了一串白眼，然後開始胡說八道，第二次她要我證明我們倆無辜，我又一本正經地向她建議舉行一次性交。」
男女初見，就建議舉行一次性交，這在20世紀中國小說裡也不算創舉，之前就有阿q對吳媽說「我要和你睏覺」。當然，從辛亥革命，進化了幾十年，「睏覺」的意義、形式和結局都不同了。
第二節，「我過二十一歲生日那天，正在河邊放牛。下午我躺在草地上睡著了。我睡去時，身上蓋了幾片芭蕉葉子，醒來時身上已經一無所有（葉子可能被牛吃了）。亞熱帶旱季的陽光把我曬得渾身赤紅，痛癢難當，我的小和尚直翹翹地指向天空，尺寸空前。這就是我過生日時的情形。」
這些細節在《王二風流史》中會反覆出現：
「我過二十一歲生日那天，打算在晚上引誘陳清揚，因為陳清揚是我的朋友，而且胸部很豐滿，腰很細，屁股渾圓。除此之外，她的脖子端正修長，臉也很漂亮。我想和她性交，而且認為她不應該不同意……那天晚上我把我的偉大友誼奉獻給陳清揚，她大為感動，當即表示道：這友誼她接受了。不但如此，她還說要以更偉大的友誼回報我，哪怕我是個卑鄙小人也不背叛。」
男女關係，隱晦私情，淫亂細節，突然回到了科學的名稱「性交」，又配合口號式用語「偉大友誼」「奉獻」「回報」……王小波用熟悉的語言寫出陌生效果，迫使讀者思考眼前到底在發生什麼事。不用擠眉弄眼交頭接耳，像殘雪小說裡的群眾一樣；也不必故作鎮定假裝懺悔，像張賢亮筆下的知識分子野地偷窺。
「我已經二十一歲了，男女間的事情還沒體驗過，真是不甘心。她聽了以後就開始發愣，大概是沒有思想準備。說了半天她毫無反應。……後來陳清揚說：‘我真笨！這麼容易就著了你的道兒！’說完滿面通紅。我看她有點不好意思，就採取主動，動手動腳。她搡了我幾把，後來說，不在這兒，咱們到山上去。我就和她一塊到山上去了。」
整個《黃金時代》的故事大部分不是「正規軍」，而是「野戰軍」。
「陳清揚後來說，她始終沒搞明白我那個偉大友誼是真的呢，還是臨時編出來騙她。」
始終不明白你們男的只是想「炒飯」呢，還是真的有點意思。
陳清揚要先回家一趟，讓「我」在後山等她，後來她果然來了。「我」看見陳清揚慢慢走近，怦然心動，無師自通地想到，做那事之前應該親熱一番。陳清揚對此的反應是冷冰冰的。她的嘴唇冷冰冰，對愛撫也毫無反應。等到「我」毛手毛腳給她解釦子時，她把我推開，自己把衣服一件件脫下來，疊好放在一邊，自己直挺挺躺在草地上。
「先回家一趟」，還有這個「疊好」衣服，聽上去整個感覺像預約好的醫學實驗。
「陳清揚的裸體美極了。我趕緊脫了衣服爬過去，她又一把把我推開，遞給我一個東西說：‘會用嗎？要不要我教你？’那是一個避孕套。我正在興頭上，對她這種口氣只微感不快，套上之後又爬到她身上去，心慌氣躁地好一陣亂弄，也沒弄對。忽然她冷冰冰地說：‘喂！你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嗎？’我說當然知道。能不能勞你大駕躺過來一點？我要就著亮兒研究一下你的結構。只聽啪的一聲巨響，好似一聲耳邊雷，她給我一個大耳光。我跳起來，拿了自己的衣服，拔腿就走。」
都是寫「未遂性交」，王小波和張賢亮的文字可以比較。都是女人更冷靜更有經驗，男的更慌張更激動。《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故事中段突出男人的精神沒用，《黃金時代》處處強調男人的身體強悍。張賢亮的男人，其實是軟弱無奈的知識分子，王小波的知識青年，是想以女人證明自己是個男人。簡而言之，張賢亮用男女故事寫歷史，王小波用歷史故事寫男女。
《黃金時代》的文字，王小波後來在美國和回國以後還修改過很多次，看上去非常粗糙，其實很講究。這麼精細地描寫一場未成功的「野戰」，在現當代文學裡十分罕見。
第三節，還是接著寫「我」在山上被打耳光以後那個晚上。
「我們倆吵架時，仍然是不著一絲。我的小和尚依然直挺挺，在月光下披了一身塑膠，倒是閃閃發光。」
作家寫陽具崇拜比劉恆（《伏羲伏羲》）和陳忠實（《白鹿原》）更加直接，但也略帶嘲諷。「她用和解的口氣說：不管怎麼說，這東西醜得要命，你承不承認？……等我抽完了一支菸，她抱住我。我們倆在草地上幹那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