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是「幹」字的一種用法。現在也有地方召開「幹文化」學術研討會，「幹」還有很多別的用法，容易引起誤解。
「我過二十一歲生日以前，是一個童男子。那天晚上我引誘陳清揚和我到山上去。那一夜開頭有月光，後來月亮落下去，出來一天的星星，就像早上的露水一樣多。那天晚上沒有風，山上靜得很。」
這段文字很美，張賢亮或者汪曾祺，大概會把這片風景繼續發揮下去，像氣象報告或者山水畫，給讀者不少想象空間，可是這是王小波，「……那天晚上沒有風，山上靜得很。我已經和陳清揚做過愛，不再是童男子了。但是我一點也不高興。因為我幹那事時，她一聲也不吭，頭枕雙臂，若有所思地看著我，所以從始至終就是我一個人在表演。」
《黃金時代》和20世紀中國小說裡的各種男女故事都不一樣，其他的男女故事，大部分是從好感、同情、理解、喜歡開始，慢慢進入感情和愛情。比如《傷逝》從涓生講雪萊入手；《邊城》唱山歌起步；秦書田和芙蓉姐一起掃街，再去捉姦；小英子也是和小和尚待了很長一段時間，朦朦朧朧，最後才一起划船到了蘆葦蕩深處。當然，也有些男女的故事比較實際功利。白流蘇是考慮長期飯票的價值，才去淺水灣談情說愛；林道靜要考驗對方是否革命，才決定自己感情的投入，等等。總而言之的規則是，先有情感，才有性感，先有靈犀相通，才有肉體相親。甚至在很多情況下，主人公最後根本沒有進入性感、肉體的層面。好像只有王小波的《黃金時代》的方向是反的，所以令人驚訝。這是一個典型的以性寫情、以肉寫靈的小說。當然，小說最後有沒有情，有沒有靈，還要讀者自己來判斷。
現當代文學中，直接寫性的小說也有。沈從文的《柏子》，一夜歡愉，第二天風塵女子在做什麼，男人就不敢去設想了，還是不要去想的好。老舍《駱駝祥子》中的虎妞醉酒突襲，後來又用枕頭哄騙，但最後也沒有抓住祥子的心。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章永璘對黃香久的第一面印象，也是全裸出浴，但後來成了夫妻，還是要吵開。規律好像是，直接寫性，要麼沒有未來，要麼悲劇收場。
不妨再觀察下去，看看王二不再是處男以後的種種「野戰」性愛，能否操練出某種真實情感？
初夜之後，「我」回隊裡和農民發生爭執，被打昏過去。有人就叫醫生，小說這樣寫：「陳清揚披頭散髮眼皮紅腫地跑了來，劈頭第一句話就是：你別怕，要是你癱了，我照顧你一輩子。」這口氣很像《綠化樹》裡的馬纓花——「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男人在患難之中對這樣的話記得特別牢，也不知道是真的聽過，還是一種幻覺。
傷沒大礙，之後男人就去荒山上住了，給陳清揚畫了一個路線圖，她居然真找來了。「陳清揚說，她決定上山找我時，在白大褂底下什麼都沒穿……風從衣服下面鑽進來，流過全身，好像愛撫和嘴唇。」
第四節：「陳清揚來到草屋門口，她看見我赤條條坐在竹板床上，陽具就如剝了皮的兔子，紅通通亮晶晶足有一尺長，直立在那裡，登時驚慌失措，叫了起來。」
接著，小說詳細描寫「我」和陳清揚第二次做愛。第一次有很多細節當時「我」大惑不解，這一次不同了。「我和陳清揚做愛時，一隻蜥蜴從牆縫裡爬了進來，走走停停地經過房中間的地面，忽然它受到驚動，飛快地出去，消失在門口的陽光裡。這時陳清揚的呻吟就像氾濫的洪水，在屋裡蔓延。我為此所驚，伏下身不動。可是她說，快，混蛋，還擰我的腿。等我‘快’了以後，陣陣震顫就像從地心傳來。後來她說，她覺得自己罪孽深重，早晚要遭報應。」
現代文學當中怎麼寫性，很多作家有不同的探索。直露有《沉淪》，偷窺房東女兒洗澡——「那一雙雪樣的乳峰，那一雙肥白的大腿」；隱晦如《小團圓》，「警棍」「老虎尾巴」「小鹿……飲水」，等等。複雜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床事像火山地震；簡單像《一個人的聖經》，乾脆使用大量動詞——摸、插、揉、抓等。《黃金時代》對於文學怎麼寫性有什麼特別貢獻？除了重複「小和尚直翹翹」以外，作家喜歡直接使用一些醫學衛生術語，比如性交、射精，各種姿勢。
「晚上我和陳清揚在小屋裡做愛。那時我對此事充滿了敬業精神，對每次親吻和愛撫都貫注了極大的熱情。無論是經典的傳教士式，後進式，側進式，女上位，我都能一絲不苟地完成。」當《黃金時代》一本正經用「敬業精神」「極大的熱情」等嚴肅話語與「傳教士式，後進式，側進式，女上位」等醫學術語來描寫主人公「亂搞男女關係」併產生令人啼笑皆非的效果時，作家是不是在問：難道男女關係，本來不應該貫注「極大的熱情」、充滿「敬業精神」？男女做愛，本來不就有「傳教士式，後進式，側進式，女上位」等不同姿勢嗎？（那個時代也確實有人不知，後來年老出國看到電影，十分後悔）王小波用戲謔方法提出了學術問題：為什麼本來應該是天生自然的東西，寫出來反而是陌生化呢？
三把做愛細節寫進交代材料
除了以性寫情，以肉寫靈以外，《黃金時代》把全部這些「亂搞男女關係」的詳細過程、具體細節都寫在了交代材料裡，這非常「重要」。
第五節記錄了農場人事部說他們亂搞男女關係，要他們寫交代，「我」寫了，上面說寫得太簡單了，要重寫。
後來「我」寫，「我」和陳清揚有不正當關係，「我」幹了她很多回，她也樂意讓我幹。上面說，這樣寫缺少細節。後來，又加上了這樣的細節：「我們倆第四十次非法性交。」
甚至還要交代情緒反應。主人公交代：她總要等有了好心情才肯性交，不是隻要性交就有好心情。這一句其實非常關鍵，但軍代表還是不滿意。主人公那時昏天黑地，也不知道外面世界發生了什麼事，他說：「我甚至想到可能中國已經復辟了帝制，軍代表已經當上了此地的土司。」
把這些囉唆具體、不厭其煩的做愛細節文字，正式裝進交代材料這麼一個特殊話語框架裡，更產生了一種奇特的效果。在高壓時代背景下，在群眾公開窺伺中，本來當事人也不覺得好看的這些器官表現，本來為人忌諱的各種「野戰」之事，現在變成了畸形壓迫中僅存的自然人性，變成了苦難當中名副其實的「黃金時代」。
小說第六節，還在寫交代材料。寫了好幾遍，終於寫出陳清揚像考拉熊。「她承認她那天心情非常激動，確實像考拉熊。因為她終於有了機會，來實踐她的偉大友誼。於是她腿圈住我的腰，手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想象成一棵大樹，幾次想爬上去。」這一段是兩人無數肢體運動當中最美的一個姿勢。
考拉熊後，小說突然時空跳躍到90年代，兩人在北京相逢。陳清揚說她離了婚，和女兒住在北京。兩人一邊敘舊，一邊到旅館裡，又重演往事，但也不怎麼動感情。
原來當年陳清揚還真想給主人公生孩子，但是他們太忙了，常常要出「鬥爭差」——別處開批鬥會，他們作為壞分子跑去陪鬥。每次鬥了以後，陳清揚都要做愛。小說最後幾節仍然是男女主角各種場面的運動，例如親吻肚臍眼、射到田裡作肥料等等，這都是寫在交代材料裡的。
「那是我的黃金時代。雖然我被人當成流氓。那也是她的黃金時代。雖然被人稱作破鞋……就算是罪孽，她也不知罪在何處。……
「陳清揚說她真實的罪孽，是指在清平山上。那時她被架在我的肩上，穿著緊裹住雙腿的筒裙，頭髮低垂下去，直到我的腰際。天上白雲匆匆，深山裡只有我們兩個人。我剛在她屁股上打了兩下，打得非常之重，火燒火燎的感覺正在飄散。打過之後我就不管別的事，繼續往山上攀登。
「陳清揚說，那一刻她感到渾身無力，就癱軟下來，掛在我肩上。那一刻她覺得如春藤繞樹，小鳥依人。她再也不想理會別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間把一切都遺忘。在那一瞬間她愛上了我，而且這件事永遠不能改變。」
以性寫情，以肉寫靈。寫到這裡，性即情，肉即靈。
《黃金時代》一共有三篇，以上來自第一篇《黃金時代》。第二篇《三十而立》，相對比較沉悶一點，主要講王二的父母，王二的青少年時代，還有其30歲時在大學教書，做老師還是玩世不恭。
舉例說，寫到他自己的出世：「那天晚上，他們用的那個避孕套（還是日本時期的舊貨，經過很多次清洗、晾乾撲上滑石粉）破了，把我漏了出來。」
現代主義的三個基本問題：你是誰？你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王小波回答了第二個問題。
第三篇《似水流年》，人生四十，重寫「文革」。一方面把自己（王二）塑造成一個革命時代的多餘人，但是和郁達夫時代的「零餘者」不一樣，他的「性苦悶」變成了性快樂，「生苦悶」他也無所謂。如果說王朔創造了一套玩世不恭的文風，那麼王小波就是創造了一個玩世不恭的人物。王二的整個人生姿態和文筆腔調都在宣洩，宣洩那些眼界高、能力低、任性、無聊、童心不滅、拒絕成熟、不正經一代的反叛慾望。
《似水流年》還寫了三個老人：有一個跳樓自殺的賀先生，有一個回國以後忍受逆境、後來得到少女愛情的李先生，還有一個裝傻貪吃、善良可憐的劉老先生。在各種各樣有關「文革」的文學記載當中，王小波提供了更荒唐的嚴肅記錄，他不是憤怒控訴，而是荒誕戲謔，他不是沉痛反思，而是黑色幽默。
可以舉例，管中窺豹。賀先生跳樓自殺，腦漿塗地，之後警察收屍，主人公覺得他的腦子還在地上，半夜睡不著，下樓去看，小說這麼寫：「看到一幅景象幾乎把我的苦膽嚇破。只見地上星星點點，點了幾十支蠟燭。蠟燭光搖搖晃晃，照著幾十個粉筆圈，粉筆圈裡是那些腦子，也搖搖晃晃的，好像要跑出來。在燭光一側，蹲著一個巨大的身影……」
這其實是賀先生的長子半夜來現場祭奠一下，嚇著了年輕的王二。
王二不僅寫賀先生的腦子很大一部分永久地附在水泥地上——這是很英雄主義的反思，但是他又回到他習慣的腔調。他不解賀先生屍體——據說他那杆大槍又粗又長，是完全豎起來的。王二就探討：「有人認為，賀先生是直了以後跳下來的。有人認為，他是在半空中直的。還有人認為，他是腦袋撞地撞直了的。我持第二種意見。」
文字裡充滿暴露癖，很多年輕讀者一直喜歡或者痴迷王小波的小說，面對無所不在、沒完沒了的虛假崇高，只好在荒誕之中尋找自由，身體力行。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沒想到抵抗謊言和權力，人們唯一的精神武器，有時竟然只有身體的快樂。
王小波的小說題目《黃金時代》耐人尋味。一方面在寫實意義上，要在「壞分子」交代材料中詳細坦白男女私情的時間、地點、動作、細節、具體感受，證明特定時代的人最後只剩下赤裸裸的身體反抗。但在象徵層面，王二的做愛方法即使在資本主義的愛情遊戲規則中也是異數（小說曾寫於美國匹茲堡大學）。小說中的身體行為恰恰需要「十年」的革命符號包裝，才具有某種文化上的合理性甚至先鋒性。在這一層意義上，「黃金時代」的說法，是否也不僅僅只是反諷？
放在文學史中看，王小波還是延續知識分子精神自省的傳統，不過不是吶喊鬥爭，或憂鬱彷徨，而是無可奈何但又清醒追求「消極自由」——我不願獻身神奇的土地，我也不怎麼關心村裡老鄉的生活，我甚至也不怎麼焦慮自己的前途理想。我無所追求，除了身體的快樂——身體的快樂不就是本我，不就是無意識，不就是快樂的源泉嗎？把這種身體的快樂用檢查交代的表格形式包裝起來，再卑微的人慾也就關係到了天理。貌似特殊時代的「存天理滅人慾」，其實是宣告：即使在這樣的時代，人慾就是天理。身體快樂，成了唯一的精神武器。可以躺平，但決不認命。
王小波《黃金時代》第一輯最初於1991年在臺灣《聯合報》副刊連載；1994年7月《黃金時代》由華夏出版社出版。本文中的小說引文均引自1997年《黃金時代》廣州花城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