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瑤最初去片廠，小說不寫片廠景象，只評論說：「一種是銀幕上的，人所周知的電影；一種是銀幕下的，流言蜚語似的明星軼事。前者是個假，卻像真的；後者是個真，倒像是假的。」
王琦瑤在拍照，敘事者也不細描女主角容貌化妝服飾，只是辯證分析：「景是假，光是假，姿勢是假，照片本身說到底就是一個大假，可正因為這假，其中的人倒變成個真人了。」
王琦瑤和蔣麗莉都覺得自己與眾不同：「王琦瑤是因為經歷，蔣麗莉則來源於小說，前者是成人味，後者是文藝腔，彼此都有些歪打正著，有些不對路，也自欺著擋過去了，結果殊途同歸。」
《長恨歌》總是概括多於細描，評論多於對話。敘事者全知但不全能，無所不在永不退場但也不會高高在上擺佈人物命運走向。「評論敘事體」，比較像主人公身邊的閨密知己，溫馨、體己，但又聰明、刻薄。有時候主人公也受了敘事聲音的影響：「王琦瑤很快就領會了它的真諦。她曉得晚會總是一迭聲的熱鬧，所以要用冷清去襯托它；她曉得晚會總是燈紅酒綠五光十色，便要用素淨去點綴它；她還曉得晚會上的人都是熱心腸，千年萬代的恩情說不完，於是就用平淡中的真心去對比它……她是萬紫千紅中的一點芍藥樣的白；繁弦急管中的一曲清唱；高談闊論裡的一個無言。」
除了「評論多於描寫」，和「分析矛盾狀態」，王安憶文體的第三個特點，就是反反覆覆，沒完沒了。一個意象、一個比方、一個景物、一個心情，一兩句能講完的，必定講七八句。說好聽點，這是迴旋效果：「流言總是帶著陰沉之氣。這陰沉氣有時是東西廂房的黃衣草氣味，有時是樟腦丸氣味，還有時是肉砧板上的氣味。它不是那種板煙和雪茄的氣味，也不是六六粉和敵敵畏的氣味。它不是那種陽剛凜冽的氣味，而是帶有些陰柔委婉的，是女人家的氣味。是閨閣和廚房的混淆的氣味，有點脂粉香，有點油煙味，還有點汗氣的。」
王安憶是用王蒙的排比鋪陳句法寫張愛玲的「流言」：「夜裡邊，萬家萬戶滅了燈，有一扇門縫裡露出的一線光，那就是流言；床前月亮地裡的一雙繡花拖鞋，也是流言；老媽子託著梳頭匣子，說是梳頭去，其實是傳播流言去；少奶奶們洗牌的嘩嘩聲，是流言在作響；連冬天沒有人的午後，天井裡一跳一跳的麻雀，都在說著鳥語的流言。」
「評論敘事體」除了排比、羅列，還會在重複中螺旋上升：「王琦瑤總是安靜，以往的安靜是有些不得已，如今則有希望撐腰，前後兩種安靜，卻都是一個耐心。王琦瑤就是有耐心，她比人多出的那顆心就是耐心。耐心是百折不撓的東西，無論於得於失，都是最有用的。柔弱如王琦瑤，除了耐心還有什麼可作爭取的武器？無論是成是敗，耐心總是沒有錯的，是最少犧牲的。」
「評論敘事體」的效果，有時不是為了看清事物，而是將貌似簡單的女人和城市，寫得更復雜更曖昧更矛盾。王琦瑤，或者說上海，到底是柔弱多情還是精明堅強？到底是功利世故還是無可救藥的浪漫？
三40年代的海上繁華
《長恨歌》的三段戀愛，其實象徵三個時代。一是舊上海繁華虛榮，女主人公愛麗斯「初戀」；二是50年代的日常生活，莊敬自強愛情無奈；三是80年代上海復興，一個絕望的舊夢冒險。
小說第二章第一句：「四十年的故事都是從去片廠這一天開始的。」拍戲是上海女人的人生從真到假的一個轉折，從此「夢成了真，生活成了假」。
王安憶分析sisterhood（姐妹情誼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術語），說吳佩珍「是那類粗心的女孩子。她本應當為自己的醜自卑的，但因為家境不錯，有人疼愛，養成了豁朗單純的個性，使這自卑變成了謙虛」。「王琦瑤無須提防她有妒忌之心，也無須對她有妒忌之心，相反，她還對她懷有一些同情，因為她的醜。」王安憶並沒有具體比較兩個女生的容貌，也沒有細寫她們之間的對話，但已經評論了這對閨蜜的友誼基礎。吳佩珍聯絡她表哥去參觀片場，本是迎合王琦瑤的希望。不想王反而勉強，故意改期，弄到最後去片場好像是給了吳佩珍面子。小說評論王琦瑤的矜持是自我保護，或者是欲擒故縱。姐妹情誼裡有錯愛，也有心計。
在片場認識了「導演」，導演覺得王琦瑤很美，就讓她試鏡。試鏡以後，「導演在鏡頭裡已經覺察到自己的失誤，王琦瑤的美不是那種文藝性的美，她的美是有些家常的，是在客堂間裡供自己人欣賞的，是過日子的情調。她不是興風作浪的美，是拘泥不開的美。她的美里缺少點詩意，卻是忠誠老實的。她的美不是戲劇性的，而是生活化，是走在馬路上有人注目，照相館櫥窗裡的美。」
不寫眼睫毛，不寫眼睛，不寫表情，不寫姿態，反而又是抽象評論，「文藝性的美」，「不是戲劇性的，而是生活化」，不「興風作浪」，「忠誠老實」……
這個擅長評論的「導演」後來代表左翼對王琦瑤選美提出勸告。導演本人無名無姓，幕後力量？
試鏡不成，拍照卻有收穫。導演介紹了一個26歲的攝影師程先生，在外灘一個工作間給王琦瑤擺拍。王安憶寫拍照，仍然沒寫眉目服裝首飾形體。「程先生的眼光和導演是不同的，導演要的是性格，程先生只要美。性格是要去塑造什麼，美卻沒有這任務。在程先生眼裡，王琦瑤幾乎無可挑剔，是個標準美人……」後來《上海生活》封二刊出照片：「這張照片其實是最尋常的照片，每個照相館櫥窗裡都會有一張，是有些俗氣的，漂亮也不是絕頂的漂亮。可這一張卻有一點鑽進入心裡去的東西。照片裡的王琦瑤只能用一個字形容，那就是乖。那乖似乎是可著人的心剪裁的，可著男人的心，也可著女人的心。」作家接下去就用一連串具象來詮釋「乖」這個概念：「她的五官是乖的，她的體態是乖的，她布旗袍上的花樣也是最乖的那種，細細的，一小朵一小朵，要和你做朋友的。」
王安憶不讓人物自己說話，也不細寫容貌、景色，而總是模稜兩可地旁觀評論，進一步，退半步，讓讀者得到充滿矛盾的印象。也許寫人物和景象的「矛盾」，正是作家的意圖——《長恨歌》獲得「茅盾文學獎」，特別合適。
登了封面成為「滬上淑媛」後，王琦瑤和吳佩珍的關係卻不好了。這時資本家女兒蔣麗莉，接替了吳佩珍的位置。蔣麗莉動用全家（母女倆）的人力、物力幫助王琦瑤選美。明明對王琦瑤有利，蔣麗莉卻更加起勁。王琦瑤接受閨蜜的熱情，住進蔣家的洋房，她們常常辦熱鬧的#note_4"[4]王安憶對讀者趣味的挑戰大膽得多，當然也辛苦得多。
《長恨歌》裡的老克臘象徵上海懷舊熱，他們的戀愛後來以悲劇收場，說明作家對上海懷舊熱的保留與質疑——雖然客觀上《長恨歌》也可以被視為90年代上海懷舊思潮的一個組成部分。依靠一些符號和往事的開掘，把舊上海變成光榮歷史，王琦瑤的品位、風情當然是擊倒了老克臘。「事情竟是有些慘烈，他這才真觸及舊時光的核了，以前他都是在舊時光的皮肉裡穿行。」他們一起跳慢舞，觸覺、目光都能說話，此後他們漸漸相熟。老克臘對王琦瑤說，他懷疑自己其實是40年前的人，大約是死於非命，再轉世投胎，前緣未盡，便舊景難忘。在時光倒流的感覺裡，老克臘說：「你是沒有年紀的。」說是沒有，其實更加強調了時間。做愛一段，寫得很尷尬，老克臘渾身發燙，去抱王琦瑤，「她嘆息了一聲，伏在了他的胸前，而他趁勢一翻身，將王琦瑤壓住了。」但一夜之後，老克臘不見了。王琦瑤想什麼都沒發生。但過些天，他們又在一起了，一夜無聲。作者說只有樓頂曬臺上的鴿子，一夜鬧騰。
老克臘再是崇拜40年前，心還是一顆現在的心。他去到王琦瑤處想了結，不想王琦瑤絕望地搬出了金條盒子，「只求你陪我幾年」。
老克臘最後還是逃走了。這段時間，張永紅和她那個冒充闊佬但其實是炒匯謀生的男友長腳也和王琦瑤他們來往。老克臘就把鑰匙交給張永紅，讓她去歸還。長腳拿了鑰匙，半夜潛入了王琦瑤的家裡，去尋找傳說中的上海小姐的小金庫，被王琦瑤發現了。
本來長腳被責罵時已想逃走，可是王琦瑤要他去派出所自首，於是他就用手掐住了王琦瑤的脖子。王琦瑤臨死時，見到40年前，在電影攝影棚裡看到的一個女人橫陳在床上。
有的長篇精彩在於想象民國曆史格局政治生態，比如《白鹿原》，有的長篇精彩在於一個人見證「前三十年」，比如《活著》，但白嘉軒和福貴作為典型人物，他們的性格在小說裡基本不變。按照傳統的文學理論，王琦瑤的性格不僅充滿了內在矛盾，而且隨著劇情和時代變化：40年代的虛榮繁華，五六十年代的困苦磨難，80年代的浪漫悲劇。至少前兩個階段，又分明在寫上海：虛榮繁華點出中國資本主義的虛弱；困苦磨難象徵解放後小市民上海，仍然是國家經濟支柱。最後結局是經濟復興還是文化衰敗？是對現代性的悲觀預言，還是強調上海註定像女人一般頹廢、堅強、浪漫？人們自然可有不同的解讀空間。
《長恨歌》和《廢都》都是當代世情小說的代表作，不過男女作家角度不同。
寫作本文前，我還特地致電王安憶求證。她在鎮寧路上住過兩個地方，我去的是第一個地址。鎮寧路靠近華山路一帶，過去和現在都是上海的高檔住宅區。但是愚園路以北的鎮寧路，至少在20多年前，是一個比較普通的市民住宅區。
2000年時，上海作協邀請100位學者，投票推薦90年代最重要的10個作家、10部作品。最後公佈名單是：王安憶、餘華、韓少功、陳忠實、史鐵生、張煒、賈平凹、張承志、莫言、餘秋雨。具體排位不確定，但記得王安憶排在前面。最有影響的10部作品是：《長恨歌》《白鹿原》《馬橋詞典》《許三觀賣血記》《九月寓言》《心靈史》《文化苦旅》《活著》《我與地壇》《務虛筆記》。在這個評選結果中女作家只有一位，寫大城市的也只有《長恨歌》，但是《長恨歌》得票最多。
王安憶：《長恨歌》，1995年於《鐘山》雜誌連載；1996年2月，由作家出版社首次出版。本文中的小說引文，均依據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
張愛玲：《我看蘇青》，《天地》1945年4月第19期。引自《餘韻》，臺北：皇冠出版社，1987年，95—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