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及若干問題
從1902年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起，到2008年《三體》第二卷為止，我們按作品發表時序重讀近百部（篇）長、中、短篇小說，大部分是中、長篇。另外還有一些章節，分別記錄某個十年中一位作家的一天生活——根據日記或其他第一手材料。在閱讀小說文本、重述中國故事的過程中，我們也討論一些文藝理論、流派思潮等文學史背景。為了儘可能選擇已有定評的名作，本書參考各種版本的文學史，也參照《亞洲週刊》的「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名單。在「100強」目錄的基礎上，再增加了一些「十七年」的作品，如「三紅一創一歌」等，放在上世紀文學發展的過程中，這些作品有一定歷史價值，不該回避。篇幅已經超額，還有很多作家作品暫時遺漏，比如林斤瀾、馮驥才、蘇童、畢飛宇、阿來、麥家、金宇澄、格非、李銳、嚴歌苓等人的作品，還有很多新人的作品，希望以後有機會補上。還有臺灣、香港地區的小說，更需要專書研讀。
老老實實讀原作，從文本而不是從理論出發，這是本書的宗旨。下面是暫時讀完近百部（篇）小說之後的一些初步感想。
一百年中國小說中的官員形象
學界基本上有共識，現代文學最重要最成功的人物系列是知識分子和農民形象。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在他們的合作論文《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指出：「與‘改造民族的靈魂’這一總主題相聯絡，在20世紀中國文學中，兩類形象始終受到密切的關注：農民和知識分子。在這兩類形象之間，總主題得到了多種多樣的變奏和展開：靈魂的溝通，靈魂的震醒，靈魂的高大與渺小，靈魂的教育與再教育的互相轉化，等等。」但是閱讀20世紀中國文學，從胡適、魯迅讀起，還是從梁啟超、李伯元讀起，有很大分別。在上世紀初的晚清四大名著中，主人公並不是「士農工商」，而是各種各樣的官員。官員形象雖然在「五四」以後的小說中被有意忽視，但是到當代小說又成為重要人物系列。很多作品，如果抽掉幹部形象，小說結構都無法成立。所以，有必要考察官員/官場形象在20世紀小說中的發展變化（官員、官場、幹部，在本文中均為中性概念）。
李伯元對晚清「官本位」現象的無差別批判，分四個層次。
第一，解析無官不貪的人性原因——貪腐是剛需。清朝後期半數官員是捐的，捐官投資，官員家庭開銷，以及向上級送禮（「政治保險金」），合起來超過官俸部分，必須靠實缺貪腐。這是經濟學原理。
第二，普遍貪腐必然導致教育、經貿、軍事、吏治，還有救災、慈善、外交等等官場全方位失職。而且從縣市省至京城，層層貪腐，層層保護，上下價值觀一致，反正「佛爺」也知道，「通天下十八省，哪來的清官？」現實當中的慈禧也沒有派人到租界去抓小說家，反而把小說當作官場反貪的線索。《官場現形記》人物太多，沒有突出的文學典型。但作為群像刻畫，對中國社會的理解，卻為後人所不及。「五四」以後，人們以為「官本位」現象應該一去不復返了，其實中國的傳統官僚制度歷史悠久，也可能來日方長，中國小說在百年前就已看到，後來國人忙於追求革命和現代性，居然沒有足夠重視。
第三，小說為什麼批判貪腐，不是因為社會成本太高，或者延誤軍機政事，而是官員道德墮落違反儒家基本倫理（最觸目驚心的底線，是晚清官員將女兒送給上司做妾）。文學始終是人學，但晚清重視「人倫」，「五四」最關心「人生」，延安以後強調的是「人民」，80年代以後，重新回到「人生」。
第四，李伯元等人的寫作動機，是真心認為中國病了，病因就在官場。官員怎樣，百姓就怎樣，上行下效。所以，批判拯救官場，正是拯救國家的關鍵。
全部晚清四大名著，還有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主要人物都是官員，差別只是李伯元冷嘲，吳趼人熱諷。《孽海花》男主角既是官員也是知識分子，狀元出身的外交官。藝術價值最高的晚清小說是《老殘遊記》，小說中關於官場的立論也最令人注目——清官可能比貪官更壞。
20世紀中國小說中知識分子和官員、幹部有一個身份轉換和「互相改造」的過程，在晚清階段（只有在晚清階段），知識分子自以為擁有巨大精神優勢，或如梁啟超在體制外設計國家前途（還極為精準），或如李伯元寫小說把官員當學生教訓。晚清小說中的官員主角，到「五四」新文學以後，幾乎忽然全部不見了——這是筆者在系統重讀上世紀近百部代表作之前所沒有預想到的，或者說沒有足夠注意的一個文學現象。
從1918年的《狂人日記》，到1943年的《小二黑結婚》，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現代小說，極少以官員為主要人物。罕見的例外有1938年的《華威先生》、茅盾早期中篇《動搖》等。
為什麼晚清作家認為官員是中國問題的關鍵，到了「五四」文學卻好像被忽視了？這是一個可以從中國作家生態變化、民國出版審查制度、社會政治思潮變遷，以及現代文學本身發展規律等不同角度深入探討的課題。
第一，魯迅說過，「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共和使人們變成沉默」。在軍閥和國府管治下，文學要批判官員（後來改稱「幹部」），比在租界嘲諷晚清官員技術難度更大。
第二，辛亥革命、北伐、「清黨」等政局變化，讓人們看到即使打倒舊官場，新官上去未見得會變好。所以，關鍵並不只是在官員和官場。「五四」作家不再像李伯元那樣視官員和老百姓的二元對立為中國問題關鍵。魯迅看到的是在傳統禮教和社會秩序下，國人同時都有被人壓迫和欺負別人的兩重性。「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會有好議員的；現在常有人罵議員，說他們收賄，無特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的麼？這類的議員，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但我們自己是早已佈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制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因為倘一動彈，雖或有利，然而也有弊。」因此，「五四」文學的重點就不再是官，也並不是民，而是官民共享的國民性。「五四」文學的確主要寫知識分子和農民，但放在晚清和延安的前後背景下，才能看見官員形象曾經「缺席」二三十年。
第三，民國文學「官場」缺席也可能是表象。魏連殳做過將軍的秘書，「孤獨者」陷入尷尬身份。「狂人」最後病癒候補實缺去了，做官等於失敗墮落。茅盾《動搖》詳細記錄北伐前後大革命中一些幹部，如何選舉，怎樣戀愛，也是民國官場一角。官府當然依舊迫害民眾，只是作家有時不必讓軍閥政要直接露面（除了通俗文學需要絕對反派，《啼笑因緣》《秋海棠》才會直寫軍閥作惡），「五四」小說更注重寫官場的幫兇爪牙，給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比如《藥》裡的康大叔、《駱駝祥子》裡的孫偵探。
直到1943年的《小二黑結婚》，官員形象才再次成為現代小說的主角。主人公名義上是小二黑、小芹，最出色的形象是三仙姑、二諸葛，但是對劇情起關鍵作用的是村武委會主任興旺、村鎮委員金旺、婦救會主任金旺老婆，當然，最後還有區長。
《小二黑結婚》重新接續了「官民對立」的傳統小說模式，但不僅有貪官欺壓民眾，還有好官為民做主。官分忠良奸邪，民分先進落後，從1943年一直到70年代末，中國小說裡一直貫穿這種人物四分法。區別官員善惡主要看是國是共，後來則看路線（有時也考慮是否讀書）。劃分群眾的標準有時看年齡——年輕的先進，年老的落後：有時看經濟——貧窮的先進，富裕的落後。
黑白分明、善惡對立既是通俗文學規則也是戰爭文化需要。雖然革命歷史小說中的男主角大部分都是中青年，帥哥靚仔，英俊正氣，但如果改編為舞臺劇，常常要選年輕美麗的女性吳瓊花、韓英、江姐等，被醜陋的老男人南霸天、彭霸天、徐鵬飛等審問迫害……
從文學角度看，晚清小說的「官員」形象，共性多個性少，除了狀元官雯青與行醫文俠老殘。「五四」文學雖將「官場」隱於二線，魏連殳、華威先生的性格還是充滿矛盾或戲劇性。50年代小說中比較知名比較感人（也比較有文學意義）的形象，大都有「幹部」之心，尚無「官員」之位（如許雲峰、江姐、盧嘉川等）。或者說，新的幹部官員其實也是從知識分子發展來的（「士」與「仕」有歷史淵源）。
如果說晚清寫「官」是無差別批判，「五四」寫「官」是有差別忽略，「十七年」寫「官」是忠奸分明，那麼第四個階段，從《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開始，更準確地說是70年代末開始，官員形象不僅重新回到了中國小說的中心舞臺，而且至少出現了五個型別。
第一類是許雲峰、江姐等正面形象在新時期的延伸，內心品德高尚，做事也有益於社會。比如說喬廠長，《平凡的世界》當中的田福軍，《芙蓉鎮》裡的谷燕山，這些幹部都是胸懷坦蕩，時刻把民眾利益放在首位。組織部的林震是這類形象的先鋒。毛澤東在《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中看到官僚主義的問題，也看到了「幹部」與「官員」兩個概念之間的聯絡。當然喬廠長、田福軍因為身處改革開放時代，更幸運一些，更容易得到上級的支援。比起許雲峰一代英雄，他們也可以有些小缺點，比如喬廠長急急忙忙找女工程師結婚，比如田福軍開會以前要摳腳，谷燕山戰爭當中被打成性無能等等。小缺點是為了糾正「高大全」，使英雄更有人情味。
第二類，就是反派形象——徐鵬飛、張靈甫及金旺、興旺的繼承人。這些人內心醜惡，行為害民，至少也是「精緻的利己主義官」（如韓常新）。
比起50年代文學，這類形象在新時期有很多新的發展。《芙蓉鎮》裡的李國香是性心理不平衡，要在政治運動當中出風頭。《古船》裡的趙多多與趙四爺，一個粗野，一個文雅，卻都是貧苦出身，最後變成新惡霸——一對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學典型。《平凡的世界》裡有幾位在「文革」後期積極打擊農民「資本主義」的幹部，後來有的跟形勢轉向，有的像徐治功、高鳳閣一直有問題，不是睡寡婦，就是搞權鬥。在新的路線鬥爭格局下，他們屬於反改革的反派人物，而且一定道德敗壞。
第三類官員是「文革」後文學的新品種，在晚清、「五四」、延安和「十七年」都沒出現過，卻是20世紀晚期小說中最常見的幹部／官員形象。通俗講就是「好人做壞事」，分明是好官，有心為人民服務，卻壞了老百姓的事情。
李順大辛苦積累蓋房材料，結果被「大躍進」折騰沒了。區委書記劉清同志，一個作風正派、威信很高的領導人，特地跑來探望他，同他促膝談心，最後把應有的賠償給勸沒了，勸得李順大還流淚感動。另外一個吳書記，看到農民陳奐生躺在車站，身體不舒服，好心叫車把他送進縣委招待所，沒想到一晚上五塊住宿費，陳奐生進城賣農副產品的收入去掉了大半。劉清同志、吳書記在高曉聲筆下都是好人，可是做的事情分明苦了農民。
更典型的案例，當然是《活著》。農民土地入社，忙於煮鋼鐵，然後怎樣等，都是聽從隊長的指揮。農民都相信隊長，隊長是好人，可是好人領導大家走向災難。縣長夫人生病，抽血把福貴的兒子抽死了，可是偏偏縣長春生和主人公福貴又是軍隊戰友，又是好人辦了壞事。只能流淚，不能問責。只寫細節，不論背景。這種好心卻做壞事的傳統，一直可以追溯到《白鹿原》。20年代共產黨員鹿兆鵬就鼓動農民運動，結果砸了祠堂毀了鄉約……
《受活》裡的茅枝婆是好乾部在本書中的最後一個榜樣。一個老紅軍，幾十年來領了一村的殘疾人，入社、煉鐵、度荒年、經「文革」，茅枝婆絕對革命道德高尚，不忘初心，可是一生做的大部分事情都害了受活莊的鄉親。所以，最後她非常後悔。
第四類官員形象是「官僚主義者」，是一種從理想朝氣漸漸變成世故犬儒的幹部。最典型的當然是劉世吾，年輕時可能也是一個林震，多年「官場」經歷，百般錘鍊，成熟了，世故了，有涵養了，也變得明哲保身，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了。
這種官僚化的過程到底是特例還是規律？王蒙提出的問題，在中篇《蝴蝶》裡，還有韋君宜的長篇《洗禮》，都有更細緻的探討。總體上，作家們相信經過「文革」洗禮、忘了初心的好乾部，能夠在人民的感化下重新成為好戰士、好官員。另一方面，作家也喜歡想象或期待幹部官員的知識分子化——如果某官員愛讀書，尤其是愛讀文學書，通常至少曾經是個好官。
第五類官員形象特別奇葩，分明不是「好人」，人格道德都有明顯缺陷，卻也能夠為民眾辦實事。比如《受活》裡的柳縣長，追求個人崇拜，相信白貓黑貓，想做老百姓的父母官，但是實際上他的「政績」，絕術團的確幫殘疾人賺了人民幣。想買政治家遺體，要不是選錯政治符號，如果修個伏羲或西施墓，也完全可能振興當地經濟。還有另外一個讓人忘不了的官員，《白鹿原》裡的白孝文，小說結尾做了新社會的縣長，他將來會不會有政績呢？還有閻連科《炸裂志》裡的領導，還有餘華《兄弟》裡邊的李光頭，即使不是官員，但也很有權勢。明明是個壞人，居然也能為鄉親謀福利？這又是一個嚴峻問號。
五種幹部型別中，以第三種、第四種最有文學意義。因為中國現代文學最有成就的人物形象系列，就是農民和知識分子。第三種「好心壞事」現象，主要顯示農民與官員的複雜關係；第四種關於官僚主義的反省，則是從知識分子角度思考官場的遊戲規則。
二百年中國小說中的農民形象
無論如何，農民總是中國現當代文學最重要的主角，貫穿20世紀各個歷史階段。晚清小說一般不會特別突出農民形象。《官場現形記》裡從大小官員到書生、丫鬟、僕人，都在迫害與被迫害的權力關係網路中。《老殘遊記》寫官員欺壓民眾，但「民眾」範圍裡，其實有財主，也有僱工，階級意識不強。20年代以後，小說裡的農民，基本上還是很苦很愚昧的弱勢群體，從麻木的閏土，到賣人奶、被抽血的《官官的補品》中的農民夫婦，從《生死場》裡忙著生忙著死的東北婦女，到沈從文筆下將妻子送出來賣笑的丈夫……還有茅盾的《春蠶》、葉聖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等，都是主要強調農民苦境。但也有作品描寫農民不僅被欺而且欺人的兩面性，所以《阿q正傳》既代表又超越那個時代的農民文學。
《小二黑結婚》以後，農民形象被分化，不是在被欺和欺人的兩重性上分化，而是分化成了先進和落後。年輕的先進，父母落後；或者貧農先進，中農落後。從周立波《暴風驟雨》、趙樹理《三里灣》、柳青《創業史》一直到浩然的《豔陽天》《金光大道》，農民一直都被劃分成兩大群體。到了70年代末，農民在小說裡又從幸福翻身主體變回受欺負的苦難群體。高曉聲、茹志鵑筆下，麻木善良的農民辛苦勞作幾十年，在多次社會危機中，承受最實實在在的損失。李順大、陳奐生，流著阿q的血，延續阿q的命，既狡黠又麻木，好像打盡小算盤，還是糊里糊塗在底層「幸福」掙扎。這些農民的命運與「好心辦壞事」的幹部之間，有一種互相依存的關係，被理解成官民關係的基調和主流。這種官民關係偶爾也有不和諧的時候。
比如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寫農民搶糧，和《秧歌》同一主題，遲了二十多年。但在大部分小說裡，在大部分時段裡，農民和幹部還是可管控的矛盾關係。《平凡的世界》和《插隊的故事》裡都有農民做小生意被批「走資本主義道路」。賣豆腐發財，會變成「新富農」（《芙蓉鎮》）。餘華的《活著》，本來主角是地主兒子，無奈太多感人細節，很苦很善良，符合一般文學對勞動人民的精神概括，於是善良的中國讀者，看著看著也就忘了階級鬥爭這條弦，認同了福貴似乎就代表了幾十年中國農民的典型命運。
只有極少數作品，不僅寫農民很苦很善良，也寫他們很壞很愚昧。《白鹿原》中鹿三和他的兒子黑娃，分別代表農民的麻木、忠厚和暴力、殘酷。《受活》中的農民，殘疾人被人欺，圓全人也欺人。這又回到了魯迅早分析過的底層群體，也有著兩重性。
官員與農民形象在20世紀小說中的關係，簡單概括，是從官府壓迫到國民性同構再到合作化再到「好心辦壞事」。晚清官場壓迫廣義的農民，包括地主和貧農。「五四」後官府主要壓迫貧農，地主有時是幫兇。但農民被欺亦欺人。延安以後，農民分成先進和落後，官員必須黑白分明。好官代表並拯救人民，不認識不聽從好官的，便屬於另一類人。官民關係，有一個互相證明的邏輯關係。
到了80年代，農民又回到晚清和「五四」狀態，整體被人欺。不過回顧歷史，欺負人的官員大多數還是好人，不知怎麼糊里糊塗地辦了壞事。農民很苦很善良，想想終究是好官，所以也原諒。訴苦免不了，但多細節，少分析，多流淚，少問責。
在20世紀中國小說裡，官民關係的演變規律，很值得深入探討。
三百年中國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
知識分子當然也一直是現當代小說的主角，一來作家的身份就是知識分子，是小說的創作主體；二來大部分小說的主人公也是知識分子。
20世紀中國小說裡的知識分子形象，晚清時期比較勇敢，「五四」時代比較彷徨，50年代比較現實，最後20年比較多元。
晚清時期作家不是官場中人，除了梁啟超是政治家，其他文人都躲在租界辦報，也做醫生、工程師、礦主，偏偏都不是官。在作品裡，主人公或知識分子敘事者對儒家倫理仍然信任，對晚清政治不抱希望，覺得少年中國前途無量，小說主角或是勇敢義俠，或能憑才學考成大官。百年間，這是知識分子形象最樂觀、最勇敢、自我感覺最好的一個階段。
晚清小說作家心態與知識分子形象幾乎重合，都是感時憂國，救世救人。梁啟超不僅首先提出「中華民族」的概念，還大力主張「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無論「新」什麼，都要先「新」小說。從黃克強、李去病開始，20世紀小說中很多知識分子主角，在心態上由「士」而「仕」。《官場現形記》裡讀書人不多，但小說結尾作者直言，他之所以批判官場，目的是教人家怎麼做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以書生「九死一生」為主角，「九死一生」也說要跟各種腐朽骯髒的現狀做鬥爭（雖然實際上有很多妥協）。《孽海花》主角原型是同治七年（1868）狀元，官至內閣學士。老殘更是晚清知識分子憂國救世形象的典型代表。雖有高官賞識提拔，依然堅持街頭行醫，路見不平，看見官府執法不公，就挺身而出，像俠客一樣仗義執言（當然身上帶著「尚方」信件）。
總之，晚清作家感時憂國，小說主角也救世救民。感時憂國，救世救民，或是中國讀書人的傳統使命，魯迅一代和梁啟超、劉鶚完全一致。不同的是，梁啟超、劉鶚從感時憂國出發，寫出了建立國家、解救百姓的黃克強、「九死一生」、老殘，寫出了革命家與俠客，可是魯迅等人也從感時憂國出發，筆下的知識分子形象卻主要是病人、弱者和孤獨的人。
「五四」作家和官場也有距離，主要靠寫稿、辦報或教書謀生，但郭沫若、茅盾、胡適都曾參與「體制」，魯迅也是教育部官員。「五四」小說裡的「士」，幾乎都充滿矛盾——「狂人」既大聲疾呼，自己卻候補做官；魏連殳能夠流淚長嚎，「像一匹受傷的狼」，但也會擔任軍閥的秘書官；《沉淪》男主角在妓寨寫愛國詩；超人相信尼采又相信小花；莎菲又喜歡男色又追求革命；「財主底兒女們」在幻想裡預嘗著這種甜美的荒唐和悲慘……總之，這個時期的知識分子形象，一方面吶喊啟蒙救世，不僅想喚醒農民也要改造官場，另一方面又懷疑悲觀動搖，懷疑無力喚醒農民無法改變官場。兩面作戰，均無勝利希望，於是彷徨，或如路翎般激奮，或似方鴻漸般無奈。
整個民國時期，現代作家筆下的知識分子，基本上就是三個型別——病者、弱者、孤獨者。
50年代，作家在生態上既是幹部又是作家（文壇地位通常比官員職位更重要）。在作品人物中，知識分子也身兼幹部身份。主人公的革命處境是危險的，甚至要犧牲性命；作家的寫作策略卻是安全的，廣受歡迎。80年代以後創作的50年代故事，主要補敘知識分子當年「洗澡」過程，非常現實地配合各種程式。
80年代以來，理論上、技術上作家還在作協系統，屬於幹部體制。但實際上，作家同時要考慮讀書市場。從作品人物看，這個時期知識分子形象比較複雜，兼有勇敢、俠氣，更多彷徨、懷疑，無意識中亦顯示安全智慧。
《金牧場》《心靈史》的抒情男主角比較勇敢，俠客般抵抗投降；梁曉聲、韓少功筆下的知青，堅守理想，對革命前景樂觀。《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寫勞改基本重複郁達夫式的情慾／思想苦悶，不同的是郁達夫曾想拯救女工，張賢亮則是被農民拯救。在技巧實驗的小說中，懷疑是基調，知識分子或者懷疑家庭（《山上的小屋》），或者懷疑江湖（《錯誤》），或者懷疑究竟什麼是「流氓」（《動物兇猛》《黃金時代》）。還有一些前所未見的知識分子，神奇如白鹿原上的朱先生，頹廢如《廢都》中的著名作家……
百年小說裡的知識分子形象在「五四」前後有微妙反差。之前國家不幸，作家憂國，小說人物也像英雄如俠客；之後革命來臨，作家還是憂國，可是小說裡的知識分子，不是瘋狂、憂鬱，就是孤獨。究其原因，因為科舉被廢，「士」實際上無法「仕」，斷了讀書人傳統救世之路。也因為現代小說注重人物心理，可能外表看著像俠客英雄，內心恐怕也是孤獨彷徨。瘋狂、憂鬱、孤獨，這三個知識分子的型別，早就出現在魯迅的小說裡，代表人物分別是狂人、孔乙己、魏連殳。這三種知識分子形象，後來幾乎貫穿中國小說百年。
魯迅雖然自己很悲觀，最後安排狂人重新做官，但是這個人物在「生病」期間的清醒、勇氣、戰鬥精神，引導了20世紀不止一代知識分子。例如覺慧、林震、蔣純祖，還有還沒被冰心感化以前的「超人」，苦讀《共產黨宣言》的抱朴，《金牧場》裡的「人民之子」，甚至還有《白鹿原》裡，面對各種軍閥政黨都毫無懼色的白鹿書院的朱先生……
這幫「堂吉訶德們」天真、勇敢、執著，像狂人，呼喊「不要吃人」「救救孩子」。他們都是努力在黑屋子裡開窗的戰士，也不管開了窗以後，能不能開得了門，也不管屋子裡的人是真睡還是裝睡，或者會不會責怪他們。甚至許雲峰、江姐他們也屬於這種救世傳統，也有狂人的遺傳。
這是20世紀中國小說裡的第一類知識分子——「狂人」。
第二類讀書人的最初代表是孔乙己，特點是身處社會底層，精神上還殘留著儒家文化教育的優越感。連吃飯喝酒錢都沒了，腿都被人打瘸，還揚揚得意地跟旁人說：「茴」字有四種寫法。這個形象讓大家很難忘。
其實民國小說裡，「孔乙己」並不多，說明知識分子底層經驗還不多。王蒙在80年代回首審父，發現倪吾誠其實是喝洋墨水的「孔乙己」——自己陷於亂世，沒法修身，更難齊家，被家中女人潑了一身的綠豆湯，卻還念念不忘歐洲先進文明的種種習慣，像咒語一樣，但沒有人欣賞。
50年代以後的知識分子輪流「洗澡」，都要在被改造和接受再教育過程中，艱難保留士大夫基因。身在底層精神優越的「孔乙己精神」，於是漸漸轉化演變為一種知識分子生態心態存在巨大反差的普遍情況，一直髮展到人們今天說的「地命海心」。
勞改犯章永璘餓得跟狼一樣，還讀《資本論》，最後要到大會堂裡去感謝綠化樹。《古船》中的地主兒子抱朴，終年躲在小屋裡研究《共產黨宣言》。知青們年紀輕輕陷入沼澤地，說是為神奇的土地獻身。秦書田低聲下氣要求從右派改為壞分子。孫少平和其他搬運工不同，因為在工地點油燈讀西方小說。當年孔乙己只是一個科舉制度中斷以後的可憐讀書人，因為小夥計的敘述角度，人人可見科舉後果可憐可笑。假如孔乙己自己也從第一人稱表達心志呢？會不會獲得人們更多同情和共鳴？後來無論右派平反或知青下鄉，共通點都是生態心態互相嘲諷，「身處低賤心比天高」確是20世紀小說中的一個知識分子「傳統」。
「孤獨者」是現當代小說中知識分子形象的第三個型別。這些人的內心感時憂國，但不如「狂人」般勇敢堅定，他們的社會處境也不如意，但也沒有孔乙己們那麼悲慘。基本上，他們的生活還在一般民眾之上，他們的主要特點是內心痛苦、憂鬱、矛盾、彷徨、孤獨。在「狂人」戰士看來，他們的憂鬱多少有點自作自受；在普羅大眾看來，他們的煩惱又有點矯情，自作多情；但是在這類知識分子自己心裡，這種心理危機就是一切，是最真實的世界。有時這種孤獨可以很深刻，比如《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比如《孤獨者》中的魏連殳做官也很痛苦。有時這種孤獨連著身體，靈肉衝突，性苦悶，更容易得到青年人的共鳴，比如《沉淪》。
也有時是被放大誇張的孤獨，袋中無錢，心頭多恨，自覺是社會上的零餘者、多餘人，從俄國文學那裡學來一些知識分子無力濟世、無力救民的自責感，說明雖然無力，至少還有心。這一系列形象，包括有心無力、追求愛情的涓生，包括「承上啟下」的覺新——既承受上一代重託，又理解下面弟妹反叛，也包括整天不需要操心經濟人生，可以專職追求愛情，但還是孤獨苦悶的莎菲女士等。
有意思的是，這類憂國憂民無力、社會地位小康、內心好像特別痛苦的知識分子形象，主要集中在20年代到40年代。50年代以後，對不起，零餘者連「多餘」的資格也沒有了。編入了不同級別的幹部隊伍，要麼學習狂人反抗姿態，像林震；或者像韓常新那樣去努力「上進」；也可在社會底層研讀《資本論》保護自己。總之忙得很，沒時間孤獨鬱悶。所以50年代以後，中國小說裡很少有多餘人、零餘者。
除了魯迅小說裡的狂人、孔乙己、孤獨者等三種知識分子型別以外，還有第四種，魯迅沒有寫，錢鍾書等人補上。就是一個讀書人，沒有特別憂國憂民的志向，也不接受別人對他的拯救或者改造，他就在社會生存中做些無奈的選擇和掙扎，人生雖然於事無補，卻也於世無損。比如《白金的女體塑像》裡的醫生，《梅雨之夕》中為陌生女子撐傘的上海男人，還有我們熟悉的方鴻漸（《圍城》）。方鴻漸就是缺乏知識分子憂國憂民傳統、不會救人也不要人來救的一個知識分子。
表面看，生活頹廢的莊之蝶，以性愛做精神武器的王二，好像也是方鴻漸的傳人，也是拒絕救人和謝絕被救的追求消極自由的知識人形象。
簡單概括，百年小說裡的知識分子，晚清是俠客救世，「五四」是彷徨孤獨，延安是英雄為民（不能做「多餘人」），80年代後主流是「地命海心」，但也有人堅持抵抗投降，也有人追求消極自由。
普遍認為現代文學最重要、最有成就的人物形象是知識分子和農民，知識分子和農民的關係便成為現代文學一條最重要的主題線索。我們重讀20世紀中國小說名著，注意到官員形象也是知識分子與農民之外另一個重要的人物系列。因此在考察小說中知識分子與農民關係的同時，我們也要分別探討知識分子與官員形象關係的歷史演變規律，以及農民命運與官員／官場的互相依存的矛盾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