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青子
2021年3月的一次選題會上，我和主編提出想做女性學者訪談系列。它起始於一個簡單的問題：無論哪個學科領域，我們所知曉的女性學者實在太少了。知曉，說的是不僅要知道她的名字，還要了解她的研究、她的經歷、她的看法。如果說有誰有義務去那麼知曉一位學者，學術圈之外，那一定就是文化記者了。
大學的時候，我就讀的是一個古怪的專業，人文科學，humanities，關於人的學科，說白了就是文史哲通讀。通常來說，這樣的學科被認為適合女生，一個班裡的男女比例總是失衡，學生會還經常搞和理科院系聯誼的荒誕活動。儘管我們班的男女比例迫近1:1——或許因為也要學歷史的緣故，隔壁漢語言文學專業卻只有三個男生。
老師的性別比例卻是反過來的。如果我沒記錯，從大一到大四，無論是文學、歷史、哲學，教過我們的女老師不超過五個。當然，在那幾年，我並不瞭解這意味著什麼。像大多數學生一樣，我們浮光掠影地走完了文學史、哲學史、東西方歷史，記住了正典中大多數男性的名字，和屈指可數的女性的名字。至於女性主義理論，與其說是老師教的，不如說是自己撞上的。
進入媒體工作後，因為工作原因，會跑一些活動，見一些學者，和他們交談。這些交談通常都和選題有關，因為關注性別議題，碰到女性學者的機會很多。在一場活動開始前，偶然和其中一位學者聊起她的研究最近因為一篇報道「出圈」了。我下意識地問她，生活有因此發生改變嗎？她講起最近參加學術會議的經歷，在一次和她的研究高度相關的學術會議上，她的發言仍然被要求排在那些並不研究該領域的男性學者之後。最後由於時間原因，她的發言還被取消了。看到我一臉震驚之後，她補充說，這樣的事情算是平常。
回到家後，我在備忘錄裡記下了這個選題。
——
那次選題會，女性學者訪談系列很快通過了。後來的幾輪討論，我也曾猶豫過用「性別」來劃分學者的問題，比如是否存在將女性學者特殊化，差異化，甚至本質化的風險。但老實說，我當時的執念更多是呈現她們的歷程，我想知道，無論是那些走進大眾視野的名學者，還是那些仍舊在聚光燈之外的「青椒」學者，她們如何走到今天，背後有哪些曲折，在男性中心的學術體制內，她們如何涉水前行，她們如何找到參照。同時，她們做學問的視點是什麼，為什麼不同代際的女性學者，都會在人生的某一階段拒絕性別標籤，甚至與性別身份相關的研究主題……
回頭來看，在最初的構想裡，我的確出於直覺，或許也有這份工作的慣性，想要將更多的目光投向她們所受到的「限制」，以及帶來不公的結構性原因。事實上，作為社科線記者，又關注性別議題，很難對於各類權力結構在學者個體身上的實踐，說一句peace＆love，我們只談談你的研究——畢竟，研究不是一個人關上門，坐在書桌前就可以完成的。
第一位受訪學者是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賀桂梅。我們在她的辦公室見面。我大概表達了這個系列的想法，並強調不是給各位學者貼上女性的標籤。我們聊了將近五個小時，一起吃了沒有飯的鰻魚飯。我鮮有真正走近一位學者的感受，那是一回。
我至今仍然記得，從辦公室走出來，內心感受到的歡欣，久違的快樂。可能因為我們聊的不僅關於學術，還關於我們自己。也是這次採訪，讓我對這個系列有了一些底。後來證明，參與這個系列的許多同事也經歷了類似的「驚詫」。每次採完回到報社，我們滔滔不絕，怎麼也停不下來，聊訪問，聊那些因為真誠、有收穫的交流所帶來的快樂。
負責採寫黃盈盈的徐悅東曾在本科時期錯失她的課，藉著這個系列圓了夢。在未刊發的版本里，他這樣寫道：
在我讀本科的時候，懵懂的新生會就選什麼課向學長學姐們諮詢。在推薦完一系列課程後，一位學姐給我「悄悄」推薦了黃盈盈的「性與性社會學」，「這門課很勁爆」——這個「勁爆」除了指人氣，更是指內容。不過很遺憾，由於各種原因我沒有選上黃盈盈的課，這也吊足了我的胃口。畢業多年後，一位曾經上過這門課的學生跟我說，黃盈盈幫她完成了某種性觀念上的啟蒙，也顛覆了她對小姐的刻板印象。課上的許多細節她早已忘記，但她對一個細節記憶猶深：黃盈盈提到，有位小姐表示，其實自己做這行挺享受的，但她之前不好意思說出來。這句話讓當時的她頗為驚愕。
我在黃盈盈的作品中還看到了許多頗有衝擊力的看法（或許有些人一時間接受不了），有些看法甚至會挑戰當下流行的「政治正確」。比如，黃盈盈特別反感高高在上的救贖者姿態，她曾在會議上罵哭過一些自稱為女性賦權的女性主義者，因為她們覺得小姐在出賣女性尊嚴；在性議題上，面對更為窄化、政治化和更為西化的論述，她反對身份政治的綁架和窄化，呼籲保持更為豐富的性想象；對於近年來流行的性侵敘事，黃盈盈表示存疑，在大家呼喚立法防範性侵時，她希望大家先停下來思考法律介入可能會給我們帶來的問題……
另一位記者肖舒妍在咖啡館採訪的包慧怡，她們邊喝酒邊做訪問，一喝就是四個小時。由於聊得太過盡興，她們忘了環境的嘈雜，費了一番功夫才完成後續的錄音整理。文章發出後，舒妍在朋友圈裡寫道：
去年五月的訪談，恍若隔世。當時還能騎著車在國定路飛奔，在commune和慧怡老師聊上四個小時，從咖啡喝到酒，把採訪聊成吐槽大會。
一年後的今天，我回到上海隔離，慧怡老師卻受邀在北大訪學；而她訪問的北大人文社會科學院，擔任院長的鄧小南老師同樣是去年接受我們採訪的女性學者。
今年清明，慧怡老師為封控中的上海寫了一首詩，一週之後，北京疫情擴散，她在北京的住所被徵用，她也面臨搬家。生活啊，有這麼多的意想不到，又有這麼多冥冥中註定的巧合。
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
做記者的人都有過這樣的體驗，很多時候，採訪最精彩的部分總是在文字之外。除了有考量之後的取捨，也因循某種不成文的戒規，採訪者自身的主體性不能太強。但無論如何，同一個學者的採訪之所以會不同，除了採寫者的知識視野、選題角度，也和採寫者所思考、所關心的內容息息相關。
閱讀一篇採訪，我們同時閱讀到的是兩個人。
同樣重要的是，對於採寫者來說，一次好的採訪，就像偶然掉落進一個人的生活，你們談論觀點，交換看法，所思所想次第展開，生命因此得到延長。我想起楊德昌在電影《一一》裡說的那句經典臺詞：電影發明後，人類生命至少延長了三倍。
這當然是不足為外人道的部分，卻是我認為採訪最為動人的部分。
——
2021年7月，我們在新媒體釋出了該系列的開篇文章。打頭的是這樣一段話：
無論是高校教席，還是學術成果發表，越往象牙塔的頂端走，女性的數量就越少。事實上，當一個女性決定從事學術事業，她所面臨的限制無處不在：「女博士是第三種人類……」「歷史證明學術界不是女性的地盤……」「讀書有什麼用，女孩子總歸要嫁人的……」在高等教育階段，諸如此類的聲音試圖阻止女性踏入科研大門。而當她們進入高校系統，生育、家務勞動等「天職」，則將她們擠出更多的機會之外……
然而，即便不斷遭遇貶抑與打壓，我們依舊看到，越來越多女性投身學術志業，匯流進學術共同體。對她們來說，學術研究不僅是事業、愛好，更是體認自身，尋找與世界相處的方式。
於是，我們有了一個樸素的想法：讓更多女性學者被看見。
當女性決定投身學術事業，她們需要克服多少阻礙？是否存在屬於女性的學術傳統？在「重男輕女」的學術體制中，涉水前行的女性學者如何找到自我的參照？她們的同行者又是誰？
回頭來看，這段話儘管真誠，卻只講出了故事的一半。這一半是基於我們對於選題的認識和有限的經驗。而更重要的另一半，則是這些學者回饋給這個選題的：當她們投身學術，她們亦收穫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在賀桂梅的辦公室，我還問過她另一個問題：「當你在青年時期接觸了這些女性主義理論，再回過頭看生活中女性的處境時，會感到憤怒嗎？」她對我說：「當時肯定是有的，但我現在都差不多忘記了。其實我們之所以感到憤怒，是因為無法對這樣一種感性的、具身性的不平等體驗做出解釋，我最有感觸的是學術真好，因為它可以給我們解釋，將這些感性的生命體驗化為一種前行的力量，而且不僅僅侷限在性別問題之中，它也讓我們能對更廣泛的社會處境有同情、共情與關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