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第一次拜訪齊格蒙特·鮑曼的時候，我震驚於這個人和他的作品之間的矛盾。鮑曼可以說是最有影響力的歐洲社會學家，他的字裡行間充滿了對世道的憤怒，他辛辣的幽默感讓我著迷。他的魅力讓人卸下防備，他的生活之樂（joie de vivre）會傳染。
1990年從利茲大學退休後，齊格蒙特·鮑曼以快得嚇人的速度出了一本又一本書。這些書的主題包羅永珍，從親密關係到全球化，從電視真人秀到大屠殺，從消費主義到賽博空間。他被稱為「反全球化運動的頭目」「佔領運動的領袖」和「後現代主義的先知」。他的讀者遍及世界，他被認為是人文學領域真正罕見的學者。如今，人文學已經分裂為一個個獨立的研究領域，這些山頭界限分明，並受到各領域從業人員的謹慎維護。但鮑曼的好奇心像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永不滿足的他無視科系之分。他的思考沒有把政治的和個人的分開。為什麼我們失去了愛的能力？為什麼我們發現做道德判斷很難？他同樣透徹地研究這些問題的社會的和個人的方面。
在我開始讀他的書的時候，讓我著迷的正是這種宏大的史詩般的世界觀。哪怕你不同意齊格蒙特·鮑曼的某個論點，或者說，事實上，哪怕你完全不同意他的看法，你也沒法對他寫的東西保持冷漠。在用心讀過他的作品後，你會以一種不同的方式來看待世界，看待自己。齊格蒙特·鮑曼把自己的任務描述為將熟悉的事物變得陌生，將陌生的事物變得熟悉。他說，這也是社會學自身的任務。
也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完成這個任務。他擁有整個人類視野，看到的是完整的人；他超越了自己具體的學科，進入了哲學、心理學、人類學、歷史學、藝術和文學等領域。齊格蒙特·鮑曼並不是一個關注細節、資料分析和民意調查、數字、事實或預測的人。他用寬畫筆在大畫布上作畫，提出主張，把新的主題引入討論並引發爭論。眾所周知，以賽亞·伯林在希臘詩人阿爾基羅庫斯的格言「狐狸多知，而刺蝟有一大知」的基礎上把思想家和作家分為兩類。齊格蒙特·鮑曼既是刺蝟又是狐狸。他引入「流動的現代性」這個概念來描述我們當下的時代，這個時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愛情、友誼、工作、休閒、家庭、社群、社會、宗教、政治和權力——都以史無前例的速度發生變化。他曾說，「我一生都在回收利用資訊」。這聽起來謙虛，但當你意識到要處理的材料的數量，你就不會這麼認為了。
在一個充滿恐懼和不安全感的時代，在許多人都被民粹主義提供的簡單方案給矇住的情況下，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對社會和世界中的問題與矛盾進行批判的分析。這類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思考別的方案，即便這些方案都不容易實現。雖然所有的夢想都已經破滅，齊格蒙特·鮑曼卻從未停止相信一個更好的社會的可能性。他感興趣的從來不是勝利者，而是失敗者，被逐出家鄉、剝奪權利的人，數量越來越多的弱勢群體——不只是全球南方的有色人種中的窮人，也包括西方的勞動人口。今天，害怕「過去戰後美好歲月裡看似堅如磐石的基礎正煙消雲散」，是一個全球現象，中產階級也不能倖免。在一種要求你接受既定的東西，要求你像萊布尼茨一樣把這個世界理解為「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的氣候中，齊格蒙特·鮑曼為烏托邦時刻辯護。在他看來，烏托邦不是某幅未來空中城堡的藍圖，而是改良我們此時此地的生活境況的動力。
齊格蒙特·鮑曼把我迎進他在英國利茲的家，和我進行了四次關於他一生的工作的談話。在他宅前迷人的花園裡，椅子上長滿了苔蘚，過度生長的灌木蓋住了桌子。幽靜的花園恰與一條繁忙的街道毗鄰，彷彿是要說明只有通過矛盾，事物才會變得完全清晰。九十高齡的齊格蒙特·鮑曼又高又瘦，一如既往地活潑敏銳。深思熟慮之時，他像指揮家一樣做出各種各樣的姿勢；為了強調某個論點，他會用拳頭敲打他的扶椅。在談到死亡的前景時，他無比鎮靜。身為參加過「二戰」計程車兵、波蘭猶太人和1968年波蘭反猶清洗的受害者，他已經親身經歷過「流動的現代性」的暗面。後來他也成了研究這種現代性的理論家。
每次，咖啡桌上都擺滿了牛角麵包和鬆餅，各類小點心和水果撻，餅乾和蟹肉慕斯，還有熱飲和冷飲，果汁和波蘭「康波特」（糖漬水果）。在和我分享他的思考時，我的東道主還不忘提醒我享用擺在我面前的所有美味。
齊格蒙特·鮑曼談到了生活，以及一直為命運所阻撓的塑造生活的努力；他也談到了在這整個過程中，一直做一個能面對鏡中自己的人的努力。向我告別時，他緊握著我的雙手說，他希望我也能活到他的歲數，因為每個年代雖有苦難，但也有它的美麗。
2017年1月9日，齊格蒙特·鮑曼於他在利茲的家中逝世。
我希望，在閱讀過後，讀者能和其他人、在其他地方把這些與鮑曼最後的談話繼續下去。
彼得·哈夫納
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