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曼：具體來說，我受到了義大利哲學家、馬克思主義者和義大利共產黨創始人安東尼奧·葛蘭西的影響。我接受了他的那種進路，我稱之為社會學詮釋學（sociological hermeneutics）——注意，不要和作為社會學內部流派的詮釋社會學（hermeneutic sociology）混淆。重點是人們接受的觀念、他們遵循的指導原則。社會學詮釋學意味著要反思社會的條件、環境和構成。我們是一個註定要思考的自然物種——智人（homo sapiens）；我們會體驗一個東西，而不只是用身體來經受它。經驗是碎片化資訊和虛假資訊，我們試圖從中得出認識，創造觀念，再從觀念出發制訂計劃。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專業詮釋學從先前的觀念得出今天的觀念，在過去的基礎上詮釋它們，揭示它們是怎樣任意地增殖、生產、交配的。但在我看來，事情不是這樣發展的。我們必須從觀念轉向社會機體，試著去發現二者之間的關聯。那個把我們分成不同的政治派系、黨派，使我們加入和忠於不同勢力的問題的關鍵就在於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即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詮釋相同的經驗。葛蘭西想到的是一種關於霸權觀念——人們通常所說的常識——的哲學。霸權哲學不是哲學批判意義上的哲學。它不是由關於康德、萊布尼茨和此類人物的專題論文構成的。定見（doxa）是這樣的想法：人們不會去思考它們，而是根據它們來行動。它們沉積於某處，形成我們感知世界的框架。多虧了葛蘭西，我把生命中最美好的那部分時間用來破解主流的、霸權的觀念，這些觀念都是對人的生活境況的反應。我試圖理解為什麼新自由主義突然變得流行起來，或者為什麼人們對強大領導人的渴望會突然迴歸。在我看來，這些都是挑戰。
哈夫納：在蘇聯加入貝林格將軍的部隊並被派往前線時，您才十八歲。後來您又回到了波蘭。戰爭的經驗、故鄉被蹂躪和破壞的經驗對您產生了什麼影響？聽說在蘇聯的時候，你在空閒時學過物理學。
鮑曼：我隨在蘇聯建立的波蘭部隊回到故鄉時，我的興趣已經從自然科學轉向社會科學。我的所見所聞加快了這個過程。甚至在德國佔領波蘭之前，波蘭就已經很窮了。許多人處於失業或半失業狀態；社會的不公駭人聽聞。在德國佔領波蘭六年後，情況變得更加糟糕。人民一直被侮辱，土地被在上面推移的戰線變成焦土。因此，我轉向社會和政治研究並不奇怪。退伍後，我全身心地投入研究。
哈夫納：德軍鎮壓起義，殺死二十萬居民，並把城市變成廢墟。當時您所屬的輕炮兵團，就駐紮在華沙外的維斯瓦河畔。1945年3月，您在科爾貝格之戰期間負傷並被送進軍醫院，之後您又參加了柏林之戰。您贏得了英勇勳章。確切來說，您獲得勳章的原因是什麼？
鮑曼：我不知道。他們把勳章授予我的時候，我在軍醫院，我是之後才得知這件事情的，並且當時我聯絡不上任何提名我的人。我能告訴你的僅僅是，我絕不比其他數百名波蘭士兵更勇敢。我認為，我參加城市戰鬥對攻佔科爾貝格並未起到多大作用。
哈夫納：那柏林之戰呢？
鮑曼：我5月3日從軍醫院步行抵達柏林。那是戰鬥的最後幾天了，5月8日，德國人就投降了。
哈夫納：在您的軍旅生涯中，您有沒有學到什麼對您的思想研究有影響的東西？
鮑曼：重建我對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體驗，有違背利奧波德·馮·蘭克的要求——歷史學應該「如實直書」——的風險。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我一直不確定自己有沒有如實直書。過去充滿了影射和暗示；對思辨來說，就算未來沒有任何定向點（points of orientation），過去也遠比未來豐產。因此，我說的是我眼下的看法，至於我有沒有把後來積澱的這個多層次的東西的最深層給揭露出來，我不知道，也沒法保證。
哈夫納：具體來說，當您在華沙擔任社會學教授時，您年輕時的軍事經驗，特別是參與解放波蘭的經驗，對您最早的觀念有沒有影響？
鮑曼：因為《洛杉磯書評》採訪我時也問過相同的問題，在這裡，我要重複我2014年的回答：「肯定有影響，不是嗎？怎麼會沒有呢？無論是軍人還是平民，生活經驗都會不可避免地在人的生命軌跡上留下印記，影響我們認識世界、回應世界和選擇在世界上走哪一條路的方式。經驗越強烈，影響越深刻。生活經驗合在一起形成一個矩陣，而人的生命旅程，就是這個矩陣可能的組合方式之一。不過，重點是，它們沉默地，也可以說秘密地、偷偷摸摸地，通過促成而非激發起作用；通過它們作為環境規定的選擇範圍而非通過有意識的、蓄意的選擇起作用。波蘭偉大科學家、「講故事的人」斯坦尼斯瓦夫·萊姆曾半戲謔地嘗試過創作一份意外的清單。這一系列的意外導致了那個名叫「斯坦尼斯瓦夫·萊姆」的人的出生。然後，萊姆根據清單來計算出生的或然率。他發現，從科學來說，他的存在近乎不可能（儘管其他人出生的或然率不比他高，同樣無限地趨近於零）。所以，這裡需要警惕：帶著後見之明來重建選擇的原因和動機有這樣的危險，即把流動的說成是結構框定的，說發生的一切是邏輯——甚至是前定——使然。而事實上，發生的一切不過是一系列的既成事實而已，並且在當時，人們很少或者說根本不會去反思這些既成事實……
在這裡，我回憶這些俗氣而相當瑣碎的真相是為了提醒你，你不能完全相信我在回答你的問題時說的話……
把戰爭和戰後頭幾年的經驗與後來成為我畢生學術興趣的東西（惡的來源，社會不平等及其影響，不義的根源與工具，另類的生活方式的美德與惡習，人控制自己的歷史的機會與限度）關聯起來「理所當然」。但「理所當然」就對嗎？了不起的波蘭作家維耶斯瓦夫·梅什利夫斯基（wiesław my'sliwski）在他最後一本小說《最後一手》中，不僅用精美的散文講述了一個迷人的故事，還用很長的篇幅來思考魯莽、傲慢的人在自以為有序、全面、可靠地重建和重述自己的人生經歷時會遭遇的各種陷阱與埋伏、考驗與磨難。他在書中寫道：
我隨意地活。不覺得自己是事物的秩序的一部分。我活在碎片中，活在當下，我隨機地經歷每一個事件，隨波逐流。我經常會有這樣的印象，有人把我生命之書上的大部分內容給撕去了，因為這些內容一片空白，或者說，因為這些內容不屬於我的生活，而是屬於別人的生活。
但他提出這個問題——「有人會說：‘那麼記憶呢？記憶不是我們的自我的守護者嗎？記憶不是給了我們自己是自己而不是別人的感覺嗎？記憶不是讓我們變得完整，給我們打上了印記嗎？'」——只是為了回答：「好吧，我不會建議你相信記憶，因為記憶全憑想象，因此它也就不可能是關於我們的真理的可靠來源。」我謙恭地接受這點。
馬丁·傑伊曾說，我對流動的現代性的詮釋，也受到了我自己的生活經驗的流動性的影響。在我的人生故事中，我一直是鳥，而不是鳥類學家（而我們知道，鳥在鳥類學記錄中並不是特別重要）。我真的不覺得，我有資格超脫這個相當平庸的說法：我對自己所處、所經歷過的環境的脆弱性的體驗，一定會對我看到的東西和我看待事物的方式產生影響，不是嗎？
哈夫納：在德國入侵波蘭兩週後，您一家人乘最後一列火車逃到了蘇聯。差不多三十年後，您不得不再次逃離您的故鄉波蘭。您一開始在以色列尋求庇護，然後又搬到了英國，在那裡一直待了下來。您能清點一下您的人生旅途經歷過哪些階段，住過哪些地方嗎？
鮑曼：要把它們都列出來那就太多了。在華沙，我們——我爸媽、我姐和我——住在普魯斯街17號一個租來的公寓。然後我們逃到了莫洛傑奇諾，也就是今天白俄羅斯的馬拉奇耶克納市，但當時它被紅軍佔領，並按照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被併入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在那裡，我們住在一個農莊的一個房間裡。1941年，在德國人佔領那個城市之前，我們又逃到了高爾基（今天又叫回了下諾夫哥羅德）北部的區域中心沙胡尼亞。我們從一個寡婦那裡租了一間很小的沒有窗子的房間。戰後，1948-1954年，雅妮娜、我們的大女兒安娜、我，以及我父母住在華沙桑多梅日斯卡街上的一個三居室公寓。在那之後，雅妮娜和我搬到統一大道的一個兩居室公寓，然後又搬到諾沃特基街，也就是今天的安德爾斯將軍街。我們在那裡一直住到了1968年，我們不得不移民時。在特拉維夫待了一陣後，我來到了英國，搬到了利茲的勞斯伍德花園1號，我也將在這裡死去。起初，我和雅妮娜、兩個女兒、岳母一起住，然後只有我和雅妮娜了。今天，我和我的第二任妻子阿萊克桑德拉·亞辛斯卡-卡妮亞一起住。
哈夫納：1957年，在完成博士論文後，您拿到一筆來自美國的資助，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一年。雅妮娜寫道，您住在地下室一個黑暗且陰冷潮溼的房間裡，以吃乳酪和餡餅維生，掙扎著學習英語，思念著家人。她說您很悲傷，感覺孤獨得要命，您把錢省下來，好讓雅妮娜來看您。
鮑曼：對，一開始我挺絕望的。
哈夫納：雅妮娜說後來情況有所好轉。她來看您的時候驚奇地發現，在海德公園著名的演說角集會反對政府的人竟然不會因此被逮捕。
鮑曼：我們非常享受一起在倫敦生活的那個月。
哈夫納：雅妮娜在她的回憶錄中寫道，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飽受戰爭蹂躪的波蘭，工作很好找。建築工地、工廠、鋼鐵廠、辦公室、機關部門，到處都需要人手。一切皆有可能；沒有任何限制。1948年，您開始在華沙學習。當時——在戰爭結束三年後——大學的情況怎麼樣？
鮑曼：我上的是社會與政治學院，它的教員是臨時湊出來的，大多相當平庸。當時沒有教科書，別的書也很少。上課的時間是晚上，因為大多數學生要工作。我認為我在那裡沒學到多少東西。唯一的好事是我在那裡遇到了雅妮娜。我真正的教育是在拿到本科學位後，在研究生階段，在我讀碩士的地方——華沙大學開始的。在那裡，我的老師們是斯坦尼斯瓦夫·奧索夫斯基（stanisław ossowski）、朱利安·霍赫費爾德（julian hochfeld）、塔德烏什·科塔爾賓斯基（tadeusz kotarbiń ski）和萊謝克·柯拉柯夫斯基級別的研究者。
哈夫納：您博士論文的主題是什麼？
鮑曼：所謂的「文化學」的巴登學派的兩位德國哲學家——威廉·文德爾班和海因裡希·李凱爾特——的思想研究。他們都受到了馬克斯·韋伯的啟發。他們的思想是一種強調價值的新康德主義哲學。
哈夫納：雅妮娜寫道，作為普通軍官，您「熱愛戲劇」。當時，共產主義華沙的舞臺上都演過什麼戲？
鮑曼：當時，戲劇在波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德國幾乎把華沙夷為平地之後，劇院是最早修復的建築之一。藝術得到了當時掌權的知識分子在財政上的慷慨支援——這是波蘭歷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你可以看到弗里德里希·迪倫馬特、貝托爾特·布萊希特、歐仁·尤內斯庫、路易吉·皮蘭德婁的戲，演員和導演都很棒。至於電影，則以義大利新現實主義、盧奇諾·維斯康蒂、朱塞佩·德·桑蒂斯、羅伯託·羅西里尼、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費德里科·費里尼的作品為主，但也有東德、捷克和匈牙利的年輕導演的作品。還有路易斯·布努埃爾，以及像讓·雷諾阿那樣的經典法國導演的作品。
哈夫納：您小時候希望自己長大以後幹什麼？
鮑曼：我自幼就對物理學和宇宙學感興趣。我想一輩子研究它們。如果沒有如此強烈地接觸到人的非人潛能的話，我很可能會成為一名物理學家。但是，目睹被轟炸得滿是難民的街道的經歷，絕望地躲避逼近的納粹軍隊的經歷，以及流亡的痛苦——同時也是拯救生命的奇蹟體驗，這些把我變成一個流浪者，喚醒了我對人的多層次、多樣的生活方式的興趣。不過，我不曾放棄過對物理學和天文學的興趣。
哈夫納：您小時候讀書嗎？
鮑曼：一開始，讀男孩子讀的那種書：詹姆斯·費尼莫爾·庫珀、傑克·倫敦、贊恩·格雷、卡爾·梅（karl may）、儒勒·凡爾納、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大仲馬和波蘭的作家如科爾內爾·馬庫申斯基（kornel makuszyń ski）寫的一切。然後是波蘭所有的，幾乎是所有的經典，也包括散文和詩歌：亞當·密茨凱維奇、博萊斯瓦夫·普魯斯、亨利克·顯克微支、斯特凡·熱羅姆斯基、艾麗查·奧若什科娃、尤利烏什·斯沃瓦茨基等。但在我們逃離波茲南的兩三年前，我告別了兒童文學。維克多·雨果、查爾斯·狄更斯和列夫·托爾斯泰——只說幾個最重要的名字——的書成了我的新食糧。
哈夫納：您小時候父母會讀書給您聽嗎？
鮑曼：我父親會在睡前讀書給我聽。晚上八點鐘下班回來的時候，無論多累，他都會先讀一章給我聽，然後才上床睡覺。因此，他對印刷出來的文字的尊重和激情也感染了我。我只給你說幾個我確定記得他給我讀過的書的作者：儒勒·凡爾納、安徒生、塞爾瑪·拉格洛夫和斯文·赫定。我對到北方而不是到南方去旅行的偏好就要歸功於斯文·赫定這位重要的瑞典探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