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夫納：在涉及個人生活細節的時候，您一直以矜持著稱。您的讀者知道您思考什麼和您怎樣思考，卻不知道您是誰或您來自哪裡。您能跟我們說說您的家族史、您的父母嗎？
鮑曼：我父親毛裡茨·鮑曼（maurycy bauman）1890年出生於當時普魯士境內的一個小集鎮斯武普察（słupca）。他1960年於以色列的吉瓦特·布倫納集體農場（givat brener kibbutz）去世。他是一個自學成才的人。除了上過傳統的猶太宗教學校——所謂的「赫德爾」（）——外，他沒有受過任何正式教育。他父親在村裡開了一個小店，有七個孩子，不能或者說不會資助他繼續上學。我父親自學了幾門語言。他對閱讀充滿熱情，自己也會寫點東西。他去世後，留下了用意第緒語寫的大量手稿。我和集體農場裡的人都看不懂這些手稿。不幸的是，我的姐姐泰奧菲拉（teofila）——她於1938年移民至巴勒斯坦並在同一個集體農場生活——把他所有的檔案和寫字本都扔進了垃圾箱。
哈夫納：您的祖父母信教嗎？
鮑曼：我祖父是一名守教規的正統猶太人，但他不懂那些精妙的神學或文化，或者說他沒興趣。相比之下，我的父親生活在智慧的世界裡，他終生遠離一切實際的事物。而他越是培養自己的這一面，他在宗教上也就變得越不正統。每年，只在贖罪日那天，他會齋戒、去會堂。他很早就變成了世俗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並且一輩子都如此。可以說，猶太復國主義就是他的宗教。
哈夫納：您母親呢？
鮑曼：我母親索菲亞1884年出生於弗沃茨瓦韋克（włocławek），它在當時是一個區域中心城市。1914年之前，俄羅斯人統治著那裡。1917年，在我父母結婚的時候，德國人攻佔了那座城市。我外祖父有一家生產建築材料的工廠。母親出生於有錢人家，受過高等教育。她熱愛文化，滿懷抱負。她在廚房度過的那些年裡，這些雄心壯志都受挫了。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樣，她在廚房裡鑽研烹飪的鍊金術，那一定成了她宣洩創造渴望的出口。事實上，從1939年到她1954年去世的那個時期，這反倒變成她的優勢。在那些年，到處急需像她那樣有獨特的烹飪技藝的人。先是蘇聯的戰時食堂，然後是戰後華沙的簡易餐館。
哈夫納：您父母是做什麼工作的？
鮑曼：在他們結婚的時候，我的外祖父萊昂·科恩（leon cohn）把波茲南的一個小紡織品商店給了小兩口。我父親特別不適合經商，他永遠在思考他讀到的一切——很快，他就破產了。他失業了一段時間，甚至嘗試過自殺。後來，他在波茲南一家大書店找了份簿記員的工作。我們在蘇聯的那幾年，以及我們1946年回波蘭後，他都在幹這個，在以色列集體農莊（他是在我母親去世後移民過去的），他也是簿記員。
哈夫納：您父親是在政治「解凍」時期移民出去的。這個時期始於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譴責斯大林之後。波蘭的猶太人（其中一些在波蘭共產黨內和公共安全部任職，即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比以往更招人恨。新一波反猶主義浪潮使波蘭統一工人黨的領袖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開啟國門，允許波蘭猶太人向以色列移民。當時您父親已經年近七十，您母親剛過世。但您父親還是抓住機會，申請了護照。他1957年2月拿到護照並移民。您母親之前也想去巴勒斯坦嗎？她也和您想死在先祖的土地上的父親一樣支援猶太復國主義嗎？
鮑曼：在我父母家，絲毫沒有猶太復國主義的氛圍。我母親覺得自己完全是波蘭人。她絕不會遷就我父親移民以色列的夢想。他得等她去世了才行。然後，他搭上了能走的第一條船。早在他之前，我姐姐泰奧菲拉就移民了。搬去巴勒斯坦的時候，她還是一個變化無常、完全不關心政治的青少年。還在波茲南的時候，她很可能都說不出什麼是猶太復國主義。這倒是證明了我們父親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自由主義態度：他想讓我們誠實、幸福，不管我們對自己的生活做什麼樣的打算，他從不干涉。在納粹入侵前，我父母把泰奧菲拉送去了以色列。他們不想拿自己女兒的生命冒險。1938年，一名二十歲的巴勒斯坦男子來波茲南參加國際貿易博覽會。他遇到我姐並愛上了她，我父母抓住了機會。泰奧菲拉是以他妻子的身份移民過去的。後來，我父親也去了她的集體農場。不久，他在那裡發現，現實辜負了他畢生的猶太復國主義夢想。
哈夫納：雅妮娜寫道，您和父親吵了一架，因為他去以色列駐華沙大使館諮詢移民事宜。那是1952年後的事。因為您父親這次「與西方的接觸」,1953年1月，您立刻就被逐出了軍隊。您被列為不受歡迎的人，您在軍隊的老同志們也都回避您。後來，您和您父親和好了，但您幾乎不和您姐姐——在以色列生活的泰奧菲拉聯絡。這是為什麼？
鮑曼：1938年，泰奧菲拉離開波茲南之後，我就不怎麼和她聯絡了。我們將近十五年沒有任何聯絡，在後來的二十五年裡，我們只是偶爾有書信往來。1968年到1970年，我在以色列見過她的兒女和孫子孫女，但老實說，我與他們交談的機會非常有限，既因為興趣不同，也因為語言障礙。離開以色列後，我們就徹底斷了聯絡。1999年，泰奧菲拉于吉瓦特·布倫納集體農場去世。她有一個女兒和兩個兒子，還有第二任丈夫那邊的一個繼子。
哈夫納：您的童年是怎麼度過的？您是和其他猶太孩子一起長大的嗎？
鮑曼：我們是波茲南耶澤策區唯一的猶太家庭，我是該區小學裡唯一的猶太學生。1938年，上中學時，我才第一次遇到同齡的猶太男孩。我們一共四人，學校最多也只招四人。貝爾格中學（the berger secondary school）是唯一一所限額接收猶太學生的學校。我班上所有非猶太男孩都是童子軍。我記得自己很羨慕他們。來自「學校長凳猶太區」（他們這麼稱呼我們坐的地方）的男孩不能加入童子軍。但在我的新朋友中，有一個是隸屬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社會主義分支的青年團體「青年守衛者」（hashomer hatzair）的活躍成員。他向我介紹了那個團體。它有點像猶太童子軍，巴登·鮑威爾運動的波蘭版。幾個月後，戰爭爆發，而我最終去了蘇聯。我的轉變很簡單：我只是丟掉了一直以來鬆散地、做作地附屬於「社會主義」的「猶太復國主義」部分。蘇聯的團體，比如說蘇聯共產主義青年團（komsomol），並沒有族群之分。
哈夫納：鮑曼（bauman）這個姓氏是怎麼來的？
鮑曼：帶兩個「n」的「baumann」是德語的拼法。在我們回到波蘭，德國人離開之後，我父親把我們的姓註冊為只有一個「n」的「bauman」。至於確切是什麼時候，是怎麼做的，我不知道。我沒有親眼見證，我沒法證明。
哈夫納：您的妻子雅妮娜還是一名十四歲的少女時，她在華沙猶太區經歷過納粹主義的恐怖。她的家人幾乎都遇害了。她不想離開波蘭嗎？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國，成為世界猶太人的避風港。
鮑曼：因為她在納粹佔領下的波蘭的可怕經歷，在我遇到她的時候，她已經決定移民去以色列。最終，她同意留在波蘭。說服她並不難，因為她對猶太復國主義一無所知，也沒多大興趣。
哈夫納：雅妮娜寫道，你們為此爭吵，但後來，都留在波蘭的決定又奇怪地讓她自己鬆了一口氣。
鮑曼：她覺得波蘭是她的祖國。在她心中，以色列的形象從一位慈愛的生母最終變成冷酷的繼母。
哈夫納：雅妮娜寫道，您認為猶太復國主義與共產主義矛盾，為無家可歸、被圍攻、被迫害的猶太人建立一個「堡壘」，是在搞一種新的民族主義。隨波蘭軍隊回家時，您有沒有目睹過大屠殺呢？
鮑曼：我所在的炮兵團抵達盧布林時，我最先看到的幾件事物之一，就是馬伊達內克集中營。馬伊達內克是納粹在被佔領的波蘭建立的最可怕的滅絕營之一。當時，那裡仍到處都是成堆的屍體；清除屍體的工作才剛剛開始。但和剛逃脫被送進滅絕營的命運的雅妮娜不一樣，我從未在這個恐怖、非人的世界中生活過。謝天謝地，和大多數人一樣，我只讀到過、聽說過它。
哈夫納：在您的書《現代性與大屠殺》中，您提出了這樣一個充滿爭議性的論題，即工業化地滅絕人類的想法是現代性的，而非德國民族主義特有的產物。那麼，今天還會出現奧斯維辛嗎？如果會，那會在什麼情況下出現？
鮑曼：現代不是一個種族滅絕的時代。它只是使實施種族滅絕的現代方式成為可能。它通過像工廠技術和官僚制那樣的創新，尤其是通過這樣一種現代觀念來搞種族滅絕：我們可以改變世界，甚至是顛覆世界，我們再也不用接受以前那種想法了——就像中世紀歐洲人相信的那樣，就算不喜歡，我們也不能干涉上帝的創造。過去，人們是得忍受一些東西的。
哈夫納：我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來重塑世界了。
鮑曼：這就是為什麼現代也是一個毀滅的時代。對進步和完美的追求使滅絕無數的人成為必然。這些人被認為不可能適應人們想要的那個完美計劃。毀滅就是「新」的本質，消滅一切不完美正是實現完美的條件。納粹主義是這個現象最明顯的例子。他們力圖一勞永逸地根除人的境況中一切不受管制的、隨機的或難以控制的元素。
哈夫納：是上帝之死開啟了這扇門嗎？雖然事實上，在更早的時代，比如說，在十字軍東征時期，人們也會以上帝的名義相互殺戮。
鮑曼：現代的野心是把世界置於我們自己的管理之下。現在，掌舵的是我們，不是自然，也不是上帝。上帝創造了世界。但既然他缺席或者說死了，那我們就要自己管理，再造一切了。消滅歐洲猶太人只是一個更大的計劃的一部分，那就是以德國人為中心，重新安置所有人群——這是一項駭人的事業，炫目又傲慢。幸運的是，現在缺乏執行這個計劃的一個要素：極權（total power，總體的權力）。只有納粹德國才能執行這種計劃。在不那麼極權的國家，像是墨索里尼統治下的義大利或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這是不可能的。這個要素，現在的世界不存在。上帝保佑情況不會發生變化。
哈夫納：可人們對此的理解經常截然相反，認為它是一種對野蠻的迴歸，是對現代性、對現代文明核心原則的反叛，而非現代性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