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夫納：您不只在以色列行使說出自己想法的權利。讓-保羅·薩特認為，批判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和啟迪人民是知識分子的任務。與之形成對照的是，米歇爾·福柯倡導「具體的」知識分子的理念：具體、特定問題上的專家。一位是代表所有人的良知、具有「普世性」的知識分子型作家；與之相對，另一位則是政治的、專注的、以權力為研究目標的知識分子。這兩位思想家都影響了您。在這個具體的問題上，您更傾向於誰的立場？
鮑曼：米歇爾·福柯觀察到，這些「具體的知識分子」已經取代了先前的「普遍型知識分子」。「具體的知識分子」知道自己的知識領域並投身其中。記者為新聞自由而戰，外科醫生為醫院爭取更多的資源，演員為劇院爭取更多的資金；他們都為自己的專業興趣而奮鬥。我認為，福柯的「普遍型知識分子」概念是一種同語反覆。福柯區分了普遍型知識分子和新的、「具體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從定義上說就有普遍的意思。自這個術語在十九世紀被創造出來，「知識分子」就被理解為這樣一個人，他心繫超越自己專業能力和地位的社會的普遍利益，他反思社會的價值、道德和生活水平。說「普遍型知識分子」，就和說「黃油做的黃油」或「金屬製的金屬」一樣。
哈夫納：這意味著，在術語上，「具體的知識分子」是矛盾的。
鮑曼：對，這個概念自相矛盾。「具體的知識分子」可能是受過教育的人，但他不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存在，是為了觀察社會上正在發生什麼，這個任務遠遠超越了一個人有限的個人或專業興趣。知識分子要為自己國家的人民服務。
哈夫納：不過，在當前的討論中，幾乎沒有知識分子的身影。歐美的民粹主義狂潮導致在政治討論中，事實幾乎不重要。重要的不是真相是什麼，而僅僅是人們相信什麼。
鮑曼：在這點上，我甚至比你更懷疑。追求真相的人根本就不會涉足政治。政治和真相無關，而和權力有關。只要有助於實現自己的目標，那就是好的。政治便是如此。
哈夫納：但過去，政治中還存在過類似於「理性話語」的東西。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應該培養這樣的話語。
鮑曼：知識分子的存在，是為了保留超越多變的政治局勢的價值。原則上，政客應該關心當下發生的事情。知識分子的任務更加艱難。知識分子要逆流而上，去拯救過去被喪失的可能性。那些可能性並沒有消失。它們只是被暫時丟到一邊——沒有被檢驗或沒有被實踐。必須為未來的時代保留它們。知識分子的工作是一項長期的活動；政治是短期的。
哈夫納：不過，重要的是，政客也不應該把目光侷限於下一次選舉。問題肯定比那更長遠。
鮑曼：想象一下，要是一名政客在參加選舉時說他計劃在2060年幹成什麼，那他幾乎沒什麼機會贏。反過來，要是他借最近的恐怖襲擊、最新的貪腐醜聞大喊口號，那他就會攬到大量選票。要是他大談昨天的頭條新聞，大談有百萬敘利亞人在敲歐洲的門，那他馬上就會有一大群追隨者。像法國的瑪麗娜·勒龐和匈牙利的歐爾班·維克托那樣的人深諳此道。他們以那樣的方式在政治上撈到了巨大的好處。但那些想揭露真相、有遠見的人呢？你都沒法期望這樣的人從政。
哈夫納：現在您已經寫了近六十本書了。您一般在什麼時候寫作呢？是在固定的時間，還是想寫就寫？
鮑曼：我一天中的創作時間是早上。我把白天分成生產和投資兩部分。從早上5點到中午12點，我生產。我能做到的就是這點。然後我會吃完飯，然後打個盹。白天的第二部分則專注於投資。
哈夫納：意思是讀書？
鮑曼：對。
哈夫納：您很可能也得回很多郵件。
鮑曼：的確，但大多數郵件我會直接刪除——很多垃圾郵件。我沒法抱怨對自己做的事情沒興趣。我這輩子不缺機會做事，我的機會比一般人多。
哈夫納：您欣賞的一位作家喬治·奧威爾曾問過自己一個實際上絕不應該拿來問作家的問題。請允許我以他的名義來問您：您為什麼寫作？
鮑曼：喬治·奧威爾是玩弄文字的高手，同時在品鑑這套「把戲」的效果上也非常嚴苛。他是一個精緻的唯美主義者，他的作品提供了一個評判一切寫作的標準。奧威爾說，他大約十六歲時，突然發現了「純粹屬於字詞的快樂，就是說，字詞的聲音和組合」。在《我為什麼寫作》中，他說，如果那時寫作，他想寫「以悲劇收場的大部頭的自然主義小說，裡面充滿詳細的描述和引人注目的明喻，而且還盡是成段成段的華麗辭藻，用詞兼顧音律」。我寫作的出發點則正好相反。我想和別人分享一些事情，而文字只服務於那個目的。一旦寫到紙上，我就不再關心文字。我十一歲時給日報《我們的評論》的青年增刊投遞並發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它寫的是法國的語言學家讓-弗朗索瓦·商博良。我剛讀了一些關於他的東西，並被他在多次失敗後成功破譯埃及象形文字——幾千年來一直無人閱讀的文本——這個事實給深深地打動了。我如此激動，以至於想把這個故事告訴全世界。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奧威爾提到的寫作四大動機之一是「審美熱情」：想要「欣賞外部世界的美，或者，另一方面，欣賞詞語和它們正確組合的美」。如果我說這是我的動機之一，那就是撒謊了。
哈夫納：您的風格、您的語感、您的節奏感，以及您對寫作材料的戲劇性運用掩飾了這點。
鮑曼：在出了幾本學術書後，我撞了大運：波蘭科學出版社的瑪麗亞·奧菲爾斯卡被指派為我的編輯。她讓我大開眼界，見識到「文字」及其「正確組合之美」。這對她來說並不容易，因為她得和一個一開始滿腹牢騷、性情暴躁，後來有了熱情卻反應遲鈍的學生打交道。想起她，我既深感悔恨、良心不安，又滿懷感激。她像英雄一樣執行她赫拉克勒斯式的——同時也是西西弗斯式的——任務：敲打一顆有想法卻不知道如何正確表達的頭腦，使之對文字的魅力有所尊重和最起碼的理解。關於寫作這門高貴的藝術和作家應有的責任——不只是在思想的正確性上，還在語言之美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要歸功於她。我依然為自己未能符合她為我設定的高標準、為自己不能達到那個水平而羞愧。我肯定不是法國人所說的「文人」或德國人所說的「詩人」。我的手藝不是寫作美文——以文學本身為目的的純文學。但如果我有那樣的技能的話，我也會感到高興。
哈夫納：您能詳細談談您的寫作動機嗎？
鮑曼：就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奧威爾在回答他為什麼寫作時列出的那四個理由中的兩個：「歷史方面的衝動」和「政治方面的目的」。也就是說，一是「想如實地看待事物，找出真相，並把它們記錄下來以供後人使用」；二是「希望把世界推向某個特定的方向，改變別人關於他們應該為什麼樣的社會而奮鬥的想法」。我想，這就是我會追隨奧威爾的地方。
就動機而言，我只能借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的話來說，我不驅動思想，而是讓思想自己思考。在這點上，我一直能夠依靠這個世界，這個迷人得令人發狂的、令人憤怒的、神秘的世界——現在如此，在我最初開始思考的時候也一樣。你瞧，我已經活了很久，所以總有我不得不去理解的新話題、新問題出現。這世界上的想法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要想讓我停下來休息還挺難的。
哈夫納：您的寫作非常規整，似乎是為吸引讀者而設計的。
鮑曼：事後這麼說是不對的。對自然發生的事物加以紀律約束是不可能的，不可預期的東西也沒什麼邏輯可言。我的想法是由世界孕育出來、傳達給我的，而確切來說，這個世界並不以規矩和邏輯而著稱。書必須連貫，世界卻不受任何連貫性的要求約束。它不必精確、確鑿。我的寫作方法就像是試圖抓住一隻因為有人在它的尾巴上撒鹽而逃跑的老鼠，就像波蘭的民間智慧會告訴你的那樣，這是一種註定失敗的方法。在我的作品中，這是常態而非例外：最後的句號意味著「未完待續」——它代表一種痛苦的未完成。我試著聽從米開朗琪羅給雕塑學徒的建議：你只需要鑿去所有多餘的大理石就行了。於是我一寫完東西就開始修剪。我刪去可能使讀者分心、偏離主線的枝節。在最終畫上句號之前，我會做很多這樣的修剪，而每一個刪去的枝節，都可能是另一本書的出發點。說到我為什麼寫作的問題，最終，我只能重複我在那本名叫《這不是一本日記》（this is not a diary）的小書中說過的話：
我猜在這裡，「因為什麼」這個問題比「為了什麼」這個問題更合適。寫作的原因很多，你可以注意到並挑選出大量可能的原因。可以說，開始寫作的決定，是被「過度決定了的」。首先，除寫作外，我沒學會任何其他的生活形式。一天不寫東西，感覺就像浪費了一天，罪惡地終止了一天，疏忽了責任，辜負了召喚。
哈夫納：您不是象牙塔裡的學者。對您來說，只為專業讀者寫作有多重要？
鮑曼：你知道我的聲音如同曠野呼告，無人傾聽。
哈夫納：不，很多人會聽。您的書被翻譯為多門語言，全世界有成千上萬甚至數百萬人閱讀您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