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曼：瞧，我犯過很多錯，錯誤的判斷，生活裡的錯誤。但有一點一直沒變：我想讓世界變得更好。如今我一隻腳已經跨入墳墓，而世界卻一點兒也沒變好。所以我一生的工作毫無成果。
哈夫納：那您覺得世界是變糟了呢，還是隻是不一樣了？
鮑曼：這個問題很重要，也很難回答。我關心的是怎樣把文字付諸行動。這是我現在的執念。我是個老人，是屬於另一個時代的人。我寫作，演講，滿世界地跑，但我的命運和《文明的程式》（on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的作者諾貝特·埃利亞斯一樣。他曾與卡爾·曼海姆合作，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學生。他像弗洛伊德一樣，用他在學生時代學習的那種風格寫作。今天他怎麼樣了呢？他變成了一個奇人，一個過去時代的遺物。我害怕人們也這樣看我。
哈夫納：我不這麼認為。相反，不接受我們生活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世界」的年輕人——全球化的反對者，佔領運動的成員，所有拒絕賭場、渦輪和金融資本主義之現狀的人——都會引用您的作品。
鮑曼：我不屬於眼下的時代。諾貝特·埃利亞斯並不試圖寫他自己的時代。他止於「二戰」。但我在努力理解和研究我不屬於其中的一代人。我想知道這代人的感受，他們在做什麼。至於我做的對不對，不該由我來判斷。
哈夫納：您的社會學研究會有追隨者的，會有學者受您的思考方式、您的方法——探索很多人感覺到卻沒法表達的東西的方法——啟發。
鮑曼：一些人覺得有用。其他人則認為我做的事情和社會學一點兒關係也沒有。
哈夫納：那是象牙塔裡的說法。因為沒法讓別人理解自己，那些想保持自我的學者才會那麼說。
鮑曼：我不在乎批評者怎麼看我，也不在乎他們怎麼稱呼我。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我做的事情有沒有在和某個人對話，有沒有回應他或她的情感和需求，還是說一點兒用也沒有。科學領域之間的界限是由官僚制的要求設定的。有行政的要求；要撥經費、分配學生、頒發博士學位。而這一切的副作用之一是阻止不同學科的結合。就社會學——專門研究人的生活的科學——而言，這尤其是一個損失。人不在學科的界限裡生活。他們不會在早上學習心理學，在中午搞經濟學，在深夜研究政治學。從人的經驗來看，這些都是人為劃分的。
哈夫納：所以您是一個文藝復興時期的人、一位普世的學者，對一切有趣的東西感興趣。
鮑曼：不，我不是那樣的人，因為有一個決定性的差異。在文藝復興時期，人們有這樣一個優勢：他們還能有這樣的世界觀，認為世界是一個全面的整體。他們還有能力處理一切資訊，使之變得通俗易懂。在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出版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的時候，畫家約翰·拉斯金、生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和作家查爾斯·狄更斯都評論過這本書。今天，這樣的事情是不可想象的。一本關於經濟學的書！來自各行各業的個體都認為有義務做出回應，因為這是一個文化事件，而他們都是文化人士。這就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人的優勢。他們生活在知識迅速擴張、分化為專業學科之前。我們離那個時代很遠了。你可能也知道，《紐約時報》的週日版——單一期——包含的資訊，比文藝復興時期的人一輩子消化的資訊還多。
哈夫納：可您還是有著文藝復興時期的人的好奇心。
鮑曼：小時候，我相信我們的知識不足以瞭解我們應該做什麼。我相信，需要更多的研究、更多的書，然後我們就會知道該做什麼了。今天，我認為情況正好相反。在制訂合理的行動計劃時，我們面臨的困難不是資訊不足，而是資訊過剩。這是我們的日常體驗。如果你上谷歌搜某個問題的答案，你會得到數百萬個結果。你怎麼可能把它們全部看完？一輩子的時間都不夠用。我們生活在一個資訊滿溢的世界，同時我們又註定覺得資訊不足。這就是文藝復興時期和今天的差別。網際網路、臉書、領英、電視、報紙……我不可能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沒人會是那樣的人。太晚了。文藝復興時期不一樣。那幫幸運的傢伙！
哈夫納：那麼，今天您可以做什麼樣的人？
鮑曼：你可能希望有人會覺得你做的事情有用——在生活中也有意義。就我而言，我有點兒絕望。我提出了一些好的想法，但它們沒有在世界上留下任何痕跡。
哈夫納：恕我直言，這可不由您說了算。在知識分子生活中，有一些趨勢，並且，就對您的作品的欣賞而言，也有一些積極的跡象。在1989年的事件之後，您的同胞斯坦尼斯瓦夫·萊姆也有過您剛才描述的那種感覺。身為享譽全球的作家，在波蘭卻不再有人對他感興趣了。然而，在波蘭冷靜地經歷了原始資本主義之後，每個人又都想去朝拜這位克拉科夫的智者了。您熟悉他的作品嗎？
鮑曼：當然，我有他的波蘭語作品集。萊姆獨一無二，他既是一位真正深刻的科學家，又是一位非常深刻的哲學家。這樣的結合是罕見的。他也是一位非常好的作家。
哈夫納：且極具幽默感。
鮑曼：無與倫比。在我看來，唯一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的是翁貝託·艾柯。他也集各種才華於一身。
哈夫納：萊姆曾說，翁貝託·艾柯能為創作他的小說《玫瑰的名字》而借鑑一部中世紀百科全書；而他，萊姆，則必須親自為他幻想的未來主義小說寫所有的百科全書。當然，這句話背後暗含一些惡趣味：他這麼說是在暗示自己的天才。他知道自己是誰。
鮑曼：翁貝託·艾柯也做過同樣的事情——關於超現實，偽造的權利。他很了不起，是一部行走的百科全書。他的每一篇短文都以一種極具個人特色的組合方式呈現了數量驚人的知識。
哈夫納：您也一樣。
鮑曼：不。和像萊姆或艾柯那樣的人比，我非常膚淺。我的預期也不高。我很樂意相信，我的寫作和思想產生了影響。
哈夫納：您還在做研究，但您不再教學了。您懷念教書的時候嗎？
鮑曼：學生讓我時刻警惕。他們渴望學習，會反駁我、刺激我繼續前進。他們會提出一個問題；我會給出一種解釋，然後他們就滿足了。但在給出解釋的時候，我會認識到，我自己也不理解那個問題。和學生互動是我工作必不可少的一個部分。沒有它，我就無法清晰地表述一些東西，闡明一個問題。現在，我不再有正式的學生，但我還在接受質疑，在質疑中發現自己理解的侷限。我的第二任妻子阿萊克桑德拉很有批判意識，這對我來說很有幫助。她是華沙大學的教授，一位很好的社會學家。她的作用相當於一大批學生。
哈夫納：您過去經常旅行，今天也還在旅行。您與世界各地都有聯絡，包括俄羅斯、中國、德國、法國。旅行對您來說重要嗎？
鮑曼：我經常旅行可能和我的思考方式——也就是說，在談話的過程中思考——有關。因為不再有正式的學生來刺激我，所以，我會去做一些客座講座，這使我能夠學習，獲得明確或預設的反饋，知道我那些半成品的想法是否美味。這樣，我才知道該額外加入什麼成分讓成品變得可口，以完成烘焙。在講座之旅歸來後，我往往能夠更好地投入未來的工作。但因為我日漸衰老的身體的抗議，我拒絕了很多邀請。
哈夫納：為看風景、為體驗一些東西去旅行呢？
鮑曼：我沒有旅遊的細胞。我對只為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去某個地方沒有興趣——特別是考慮到我可以在網上參觀地球上幾乎所有的藝術畫廊，而不必把寶貴的時間花在機場這一偏僻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