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夫納：在《流動的監控》中，您說我們的時代為恐懼所定義。在試圖保護我們免於恐懼的同時，社會又生產出更多的恐懼。以前的恐懼——對神、惡魔、地獄、鬼魂、自然的恐懼——不是更糟嗎？
鮑曼：我並不相信今天人們的恐懼更甚於從前，但它們不一樣：現在的恐懼更任意、更分散、更模糊。你為一家公司工作了三十年。你受人尊重。突然，一家公司吞併了你的公司，你的公司開始拆賣資產。你被解僱了。如果你五十歲了，那你幾乎沒什麼機會再找到新的工作。今天，很多人生活在這樣的恐懼之中。它是憑空冒出來的，不可預防。
哈夫納：過去不一樣？
鮑曼：過去你害怕的是具體的東西。莊稼沒長好。你看著天，尋思它是會下雨呢，還是會繼續幹旱，叫一切枯萎腐爛？孩子得走路去上學，但路上有一片小森林，林子裡有狼，所以你得陪他們過去。甚至在恐懼核戰時，人們也還是相信可以通過造地堡來自保。當然，那很蠢。但這裡的想法是，你還能做點什麼。你不絕望。你對自己說：「我是個好人。我會為我的家人造防空洞。」
哈夫納：但今天，在世界富裕國家的我們活得比之前的任何人都更長、更安全了。畢竟，我們面對的風險大大減少了。
鮑曼：我們必須區分風險的概念和危險的概念，以便說明我心中的區別。危險是具體的東西：你知道你怕的是什麼，你能採取預防措施。風險則不是這樣。許多思想家已經指出這樣一個矛盾：今天，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安全了，但同時我們又無法擺脫不安全感。
哈夫納：這種感覺推動了一個行業。
鮑曼：安保行業就是卓越的增長型行業，是唯一完全不受經濟危機影響的行業。這種成功與關於實際威脅的資料或事實無關。對部署安全措施、發展安全技術和強化安全機制來說，國際恐怖主義是一個很好的藉口。與交通死亡事故相比，國際恐怖主義的受害者的人數少得可笑。有那麼多人死在路上，而媒體卻避而不談。
哈夫納：每輛車都應該貼上香菸盒上的警告：「開車有害你和你周圍人的健康。」
鮑曼：正是如此！另一方面，生活標準也提高了。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再也不需要為每天的麵包擔憂了。但自金融危機以來，人們還是越來越害怕陷入貧困。現在，整個中產階級都受市場的起伏影響，並害怕自己的生活標準會永久地下降。更不用說那些失業的工人了。當然，現在的生活標準要比十九世紀高很多，但不知為何，它不再讓我們幸福。甚至在享受了滿意、快活的白日時光後，許多人在午夜睡去後還是會做噩夢。他們在繁忙的工作日壓抑的惡魔在平靜的夜晚出沒，這時，他們所有的恐懼都浮出水面。
哈夫納：您說過，抑鬱是消費社會特有的心理障礙。
鮑曼：過去，我們被過多的禁令壓迫。我們的神經被罪的恐怖、對被控告違反規則的恐懼挑動。今天，我們苦於可能性的過度。我們害怕不足。這就是抑鬱背後的恐懼。
哈夫納：就算不抑鬱，也會執迷於安全。
鮑曼：在我們開放社會的所有惡魔中，恐懼是隱藏得最深的、最陰險的。我們可能被寵壞了。我們可能看起來很好。但我們感到受到威脅、不安全、焦慮、容易恐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當下遠比之前的大多數社會更執著於安全。關於當下和未來的不確定性引起的恐懼籠罩著我們。今天的恐懼不同於先前時代的恐懼，如今，恐懼的起因，和我們為保護自己免受恐懼的行動不再有關。我們找替代物來釋放自己不可管控的過度的存在主義恐懼。我們遠離二手菸，不吃高脂食物，避免陽光暴曬和無保護的性行為。sub[/sub鮑曼伸手拿菸斗。]你介意我抽菸嗎？
哈夫納：不，完全不。
鮑曼：你不怕吸二手菸嗎？
哈夫納：不怕。
鮑曼：我妻子阿萊克桑德拉就受不了。雅妮娜一輩子抽菸——卻一點兒問題也沒有。可阿萊克桑德拉介意，因為她從不抽菸。
哈夫納：您也抽香菸嗎？
鮑曼：我不得不抽，因為抽菸鬥要花工夫。抽香菸要簡單得多。我坐在電腦面前，寫點什麼——你很可能知道這感覺——突然，在句子寫到一半的時候，我不知道該怎麼寫、該如何收尾了。
哈夫納：於是您就去點菸。
鮑曼：香菸不好，因為幾口就抽完了。抽菸鬥是件嚴肅的事：你得洗菸斗，裝菸絲，點菸，抽了再點，點了再抽，直到把菸絲抽完。這麼一套操作下來，我也就想到了句子的結尾——就像那樣。
哈夫納：轉折點是什麼？老式的恐懼何時讓位於新的恐懼，比如說，對二手菸的恐懼？
鮑曼：當去管制化和個體化扯斷——或至少是大大弱化——傳統的共同體紐帶，扯斷那些自古以來就存在、看起來似乎將永遠存在的親戚與鄰居之間的紐帶時，現代特有的那些恐懼就出現了。隨著共同體的解體，恐懼也被個體化了。今天，無處不在的不安全感使每個人都要獨自面對自己的恐懼。
哈夫納：在討論倫理問題時，您經常提到宗教。您會觸及其他人通常會留給神學家來處理的主題：邪惡、道德責任、長久關係的價值、自我犧牲、手足之情、死亡。有時，您似乎是一位隱秘的神學家。
鮑曼：我得承認，我本人不信教。但在我的生命歷程中，我逐漸看到了宗教的重要性，信仰和超然存在的意義。我認為，沒有宗教，人性是不可設想的。我們不可能都是聖人，可如果我們之中沒有神聖的人，那我們甚至連人都不是。他們為我們指明方向。他們向我們展示，超越之路對我們來說是一種可能性。在我們拒絕承認那條路、拒絕走那條路的時候，他們刺痛我們的良知。其實我們也都在指望某種大於我們的東西。如果它不是神，那它就是別的什麼——對利潤的追求，對金錢的崇拜，或是如今被我們拜為神物的技術。
哈夫納：除伊斯蘭和基督教中的原教旨主義運動，還有更廣泛的宗教復興嗎？
鮑曼：在西方世界，我們正在見證的不是宗教的復興，而是靈性（spirituality）的復興。人們不是湧回教會，而是轉向內在，轉向某種超越日常生活和日常憂慮的東西。你讀過我最近出版的兩本小書，就是我和斯坦尼斯瓦夫·奧比雷克（stanisław obirek）的兩次談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