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夫納：我們是否至少能對我們目前的困境有所瞭解？
鮑曼：我不相信有人能提出一種自洽的理論來解釋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我們還在黑暗中摸索。我的新書也不是要準確地描述當下；它不試圖捕捉當前的潮流或指出可能的結果。就像我已經提到的那樣，它的書名是《懷舊的烏托邦》（retrotopia）——一個由時髦的詞「復古」（retro）和「烏托邦」（utopia）這個片語成的合成詞。烏托邦總是位於未來，但未來不再迷人。它充滿了風險、危險和挑戰。它不可預測、不可控制，是一個不確定的時代。我們不知道事情會朝哪個方向發展，所以，我們也不知道應該採取哪些預防措施，或當下我們該做什麼。我們已經對進步理念失去了信任；想到進步不再令人振奮，反而會引發焦慮。它也讓我焦慮。我可能會跟不上變化。我很可能會變得多餘，我的專業也一樣。那麼多的行業和專業都已經自動化了。現在，汽車工廠幾乎沒有任何工人。你聽過那個關於未來工廠的笑話嗎？
哈夫納：沒有。
鮑曼：在未來的工廠中，將只剩兩種活物：人和狗。人的工作是餵狗，狗的工作是確保人什麼也不碰。這個笑話捕捉到了一種普遍的感覺。工作一直在消失，取而代之的不是人類競爭者，而是計算機和機器人。也有一些令人擔憂的跡象表明，智識勞動也將會自動化。
哈夫納：您說烏托邦位於未來。那麼，您書名中的「懷舊」指的是什麼？
鮑曼：今天，很多人認為穩定和安全的天堂在過去。那是他們渴望的家園。現在，人們在書寫過去的烏托邦。但公眾沒有意識到這個事實，即過去與未來之間的分界線已被抹除。未來和過去之間實際上沒有任何差別，沒有任何存在意義上的或本體論意義上的差別。很久以前，在我年輕的時候，每個人都說，未來是未知和自由的領域，而過去則是穩定和不自由的領域。
哈夫納：雖然我們很瞭解過去發生過什麼，但總是還有充足的揣測空間。和關於未來的想法一樣，關於過去的想法也或多或少是虛構出來的。
鮑曼：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預言過可以怎樣在政治上利用這個事實。在他描述的極權主義國家，「真理部」為控制其臣民的思想而操縱過去。今天，這種操作被稱為「歷史的政治」或「記憶的政治」，在許多歐洲國家，它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現象。我懷疑，在政客那裡流行的這個趨勢——「歷史的政治」——背後，是當下的不安全和未來的不確定。過去是一個巨大的容器，裡面裝著各種各樣的東西。你可以把碰巧符合你目的的東西挑出來，把其他的拋到一邊。結果，同一段歷史也就有了幾十個版本。人們選擇性地利用歷史記憶來促進特定的黨派利益。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情況。這正好與利奧波德·馮·蘭克的說法相反。蘭克曾說，歷史學家應該「直書」，把一切「按實際發生的那樣」寫下來。
哈夫納：那是不可能的。
鮑曼：顯然，如實寫史是不可能的。一切歷史敘事都是選擇性的，只能如此。你還記得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的小說《博聞強記的富內斯》嗎？富內斯從馬上摔下來，結果遭受了一場非常奇怪的折磨。他不能概括，不能做普遍陳述。
哈夫納：但他記得他生命中的每一個細節。
鮑曼：他不能理解為什麼奔跑的狗和坐著的狗同屬一個概念。結果，他沒法講故事，因為對他來說，講故事要花費和事件本身一樣長的時間。這就是今天的實際情況。在思考未來時，我們只能想象混亂，因為未來包含太多恐怖的可能性，我們無法一一列舉。當我們回頭看——因此也就有了我所說的「復古」——時，同樣如此。有大量的東西可供我們任意取用。任何人，無論出於什麼意圖，只要沉浸於過去，都會有不一樣的收穫。在《懷舊的烏托邦》中，我試圖按某種順序來整理這些想法。可那一點兒也不容易。關於這點，若澤·薩拉馬戈寫得很漂亮。他是我最欣賞的小說家之一，我認為，他也是一位重要的哲學家：他的小說可以當哲學陳述來讀。在一則日記中，他描述了一種我也有過的感覺。他寫道，回頭看——他當時八十六歲——他感到悲傷，因為他未能與其他人分享自己少數的明智的想法。他提出了那些想法，但沒人採納。它們沒有產生任何影響。所以他對自己提出一個激進的問題：我們為什麼要思考呢？他給出的答案是，就像我們會出汗一樣，我們也會思考。對此，我們無能為力。我們忍不住要思考。這也是我思考的理由。我忍不住。它是一種長期的——畢生的——訓練：的確，是一種操練。
哈夫納：您最關注的想法是？
鮑曼：怎樣把文字付諸行動——這是我無法擺脫的問題。怎樣面對日趨嚴重的不平等——這是我最關心的問題。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