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裡瀰漫著焦躁的氣息，霓虹燈的白光照亮了庭審的最後時刻，聽眾席座無虛席。隔著欄杆，穿著黑袍的律師坐在長椅上。被告席上坐著即將接受審判的人，他臉色蒼白如紙，倚在鐵欄杆上。穿著紅色披風的領座員搖了搖鈴鐺，讓所有人保持安靜。法官走了進來，法庭中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同一個人身上。他們注視著的，並不是什麼法學權威，也不是那個在下一秒鐘即將被宣告有罪或是清白的人。他們注視的物件，是那位優雅地走向審判席的法官大人：在金色流蘇裝飾的長袍下，法官大人穿著合身的正裝，搭配最新的時尚百褶裙，她穿著高跟鞋和輕便的絲襪。她是一位美麗的女士。即使從遠處，人們也能看清她那張五官精緻、氣質溫婉的臉，臉上帶著淡淡的妝容，頭髮盤起，顯得知性又利落，瘦削的手穩穩地握著寫滿判詞的檔案。這時候，被告席上等待著審判的人也出神地注視著她：眼神中對她的好奇甚至多於對自己未來的擔憂。法官宣讀判決時，最引人入勝的並不是她所宣讀的內容，而是她說話時的溫柔的語氣。然而，以上這樣的場景在義大利還沒有出現過。但也許我們很快就能見證了。
這樣的情景，讓保守派談虎色變，讓謹慎者小心翼翼，更讓反女權主義者發出嘲諷的笑聲。1955年將會是義大利的婦女權利贏得最終勝利的一年嗎？我們是否很快就能看到她們走上地方法官、法院院長的崗位？總之，大眾是否會接受她們來擔任裁決司法正義的角色？我們會不會聽到法庭的領座員恭恭敬敬地對法官說：「您的口紅，法官大人？」革命的腳步越來越近，就在這個冬天快要過去的時候，在羅馬的司法部舉行了一場莊嚴的辯論。加布裡埃拉·尼科拉·曼納(gabriellaniccolajmanna)，她是一名著名的刑事律師的女兒，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法律界人士的妻子，同時還是首都最知名的法律從業人士之一。在高貴的議員們面前，加布裡埃拉闡述了「女法官」這一倡議。加布裡埃拉很年輕，一頭金髮，法官長袍加身讓她看上去儀表非凡。在兩個小時裡，她的演講讓在座的女性聽眾們聽得聚精會神，她們的眼睛閃閃發光，就像三十年前的倫敦街頭那些毅然高舉著寫滿訴求的標語牌的抗議者，然而後者被粗魯的警察所逮捕。當這位女律師用溫和的聲音向大家解釋，為什麼義大利婦女也必須儘快擔當起這項新的社會責任時，她們所有人帽簷上精緻的羽毛裝飾，都不約而同地顫抖了起來。
在美國，女性可以就職於各級司法機構，就連最開始極為反對女性擔任法官職務的南區大法官諾克最近也開始轉變態度，不吝對她們的肯定與褒獎。在其他國家——蘇聯自1917年起，印度自1919年起，法國自1946年起——女性都已走上法官的崗位：她們中有拉加德夫人(madamelagarde)，她是八個孩子的母親，她擔任法國最高法院的參事；在土耳其，很多女性不僅能夠參與司法，甚至已經達到了擔任上訴法院顧問的級別；在瑞典、丹麥、保加利亞、古巴、巴西，甚至中國、日本，情況也是如此。簡而言之，義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拒絕女性進入司法機關的國家。
然而，婦女們對這樣的情況默然接受，從不多言。以至於一位男性地方法官敢大聲表述：在義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這樣的國家，司法所犯的「錯誤」是最少的。一位共產黨的女性眾議員挺身而出，試圖指出以上說法的不嚴謹之處，雖然引起了聽眾們片刻的尷尬，但她仍然冷靜地繼續闡述自己的觀點。她向大家介紹，在古羅馬，婦女就擁有行使司法仲裁的社會職責，如果不是因為那個叫卡爾普尼亞的女人的無恥，她為了給法官留下深刻印象，衣冠不整地去討論案件，那麼，在中世紀婦女從事法律工作的權利將得以延續。然而，即使在15世紀，也不乏眾所周知的破例典型。在義大利，女性於1919年才重新獲得了從事律師職業的權利，那一年，特蕾莎·拉比奧拉(teresalabriola)成了都靈律師協會的註冊律師；事實上，在1883年，莉迪亞·珀埃特(lidiapoet)也曾通過了律師協會的註冊，然而上訴法院後來取消了她的註冊認證。從那時起，勇敢的女性法務工作者就一直勇往直前地為自己的權利而戰。僅在羅馬，就有一百五十多名女性法律專業人員在執業。一些法學家所說，女律師們「舉證平平，偶有例外但也只能達到勉強及格的程度」，這樣的說法顯然是沒有根據的。社會上，有女律師、女醫生、女天文學家、女建築師、女外交官、女警察、女工業主管，甚至女軍人，為什麼卻不能有女法官？這位女議員用輕柔的語氣緩緩提出這些問題，卻引發了空前的討論：在會談、辯論中、在客廳裡，甚至在議會上。在此之前，沒有任何一場論戰是由女人以如此優雅的力量引導的。可見，她們的討伐已經拉開帷幕。
曾幾何時，在義大利也有很多女性都希望成為權威的法官。早在1948年《憲法》生效之時，第三條就規定：所有公民不分性別、種族、宗教或政治觀點，在法律面前絕對平等。而《憲法》的另一條則吸引了那些更為激進的女性的關注，那就是其中第五十一條，該條法律規定，所有公民無論男女都被賦有「根據法律規定的要求」平等地擔任公職和選舉職位。《憲法》中的這一措辭似乎已經足夠了：事實上，在《憲法》生效的三年後，關於重組巡回法庭的法律獲得通過，該法律規定：「身為男性」並不是擔任人民法官必需的要求。
矛盾的開端是在一些女性提出擔任人民法官的職務時，地區法律委員會拒絕了她們。於是她們向羅馬最高法院提出申訴：申訴被駁回。她們繼而在上訴法院繼續堅持自己的主張，然而上訴法院確認了羅馬最高法院的決定。然後，一位比較執著的申請者繼續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她指出，《憲法》第三條和第五十一條給予了男女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權利，也沒有限制女性擔任公職的可能性；她繼續解釋道，《司法機構法》中也未對性別加以要求，因此，司法崗位應當接納女性，而非將她們拒之門外。然而，最高上訴法院卻答覆說，《憲法》第五十一條屬於綱領性法則，而《司法機構法》無視性別問題，可以說有意把女性排除在外，不把女性列入大眾陪審團。最後，從議會的角度來看，立法機關對於該法案的爭議，其態度自然是有意去推遲和避免討論這個微妙的問題。
可以從心理學的角度，為上述的這些法理辯論找到原因。那些不希望女性進入司法機關的人認為，女性身上衝動、不善於反思的特質會導致她們無法勝任法官的工作，他們認為女性太容易因為情感衝昏頭腦，她們缺乏作為一個法官所必需的平衡力，因此，永遠無法做出冷靜的判斷。而且，她們缺乏抽象的能力，她們身上沒有綜合的能力。但主張重獲權利的女性則認為，以上的主張缺乏科學依據。女性並非比男性更加感性，女性同樣能夠做到冷靜與剋制。如果說她們擁有更多的憐憫之心，但這並不足以導致判斷力的失衡。相反，在司法領域，尤其是刑事案件中，敏感不是一種缺陷，而是一種非常有用的長處。法律的執行必須是人性化的，而不能是僵化的。而女性身上獨有的特質，比起法學家的權謀詭計，顯得更加可貴。家庭是組成社會的細胞，在家庭當中，難道不是由女性來主持正義的嗎？至於從事司法工作的綜合能力，有的女人已經具備，而有的女人還沒有：這和男性沒有任何差別。不具備執業能力的女性完全可以通過學習和思考來獲得。
從那之後，爭議不斷，這位羅馬女律師所提出的議題讓針對是否應當設立女性法官崗位的討論重見天日。特別立法委員會就此提出兩項正在研究的法案：其一，明確要求接納女性進入民眾陪審團，但規定人數限制；其二，修改《司法機構法》，以徹底解決關於法官性別的問題。國會議員們也加入了討論。而其中最固執的當屬那些右派的政客，他們甚至直接指責說由女性做出的司法決斷將會是無法接受的。貝拉維斯塔閣下說：「在某些案件只能夠，女性的反應是帶著她們強烈的參與意識」。另外的政客，比如參議員安東尼奧·羅馬諾(antonioromano)則擔心女性法官散發的女性魅力。如果法官是個美女，會發生什麼？她的美貌是否會影響審判的進行？而即使她只是陪審團的一員，「一切都會以喜劇、鬧劇甚至是以求婚收場」。然而，在案件審判中，如果是被告者擁有過人的美貌呢？那麼，誰又能保證法官可以不受影響？面對這些七嘴八舌的心理學觀點，所有有志於從事司法工作的人都會失去耐心。也許，她們反駁說，男人難道不是也會面對同樣的問題？男法官們難道不是也會偶爾被自己的情緒所操控？不難想象，法官對於一樁案件的判斷都有可能受到突如其來的腹部絞痛的影響；影響最終判決的還有關節炎、黃疸等身體原因。事實上，法官們也是胃疼症狀高發的人群，在他們威風的長袍之下，其實隱藏著很多身體的不適與痛楚。
然而，另外一些人在考慮這個問題時，並沒有想得那麼複雜，比如國家總檢察長埃內斯托·巴塔格利尼(ernestobattaglini)，他認為這個問題可以逐步得到解決，第一步就是讓女性進入名譽司法機構，擔任調解法官，然後進入少年法庭，相比於男性法官，女性法官在那裡能夠更加得心應手地做出判決。還有少數的革命派期待徹底的變革，他們認為，憲法必須做出明確的指示，如果相關的運動開展得好，新的法令甚至可以在年內獲得批准。革命派認為，現代社會越來越需要女性的主動性和領導力；誰能否認女性在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以及個人生活等領域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呢？相比於她們的影響力，就連男人在體力上的優勢也岌岌可危。現代生活逐漸摧毀了男尊女卑的神話，因為駕駛一列火車只要動一下把手就可以，召集一家公司的所有員工只要按一下按鈕就可以；在戰場上，女人們也能駕駛轟炸機，她們和男人們一樣，能夠操縱降落傘縱身一躍。
生物學家對此做出了充分的解釋。千百年來，男性掌握著絕對指揮權，但這樣的權力漸漸地使他們失去了動力，消磨了他們敏銳的神經，也耗盡了他們的想象力。而女性則默默地儲存了自己的實力，隨時準備著奪取絕對的權力。這樣的想法使讓·吉羅杜(jeangiraudoux)興奮不已，早在戰爭之前，他就已經向暴跳如雷的男人們和低眉順眼的女人們說過：女權的時代已經不遠了。當時，法國女性還未能進入司法部門。在一次講座結束時，一位女士走到他面前，問他是否認為女人也能成為法官。「當然了，夫人。」吉羅杜回答道。那位提問的女士沉醉在他的答案中：「謝謝您，您是歷史上唯一的男性女權主義者。」吉羅杜卻回答她：「夫人，您說錯了。我是個反女權主義者，我只是在闡釋不可挽回的事實：就像一個地震學家記錄了地震，卻無法阻止地震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