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份接近科幻小說的報告，卻旨在揭露一個令人擔憂的現實：自從有兩隻胳膊和兩條腿的動物誕生在地球上那天起，就誕生了一組不可調和的矛盾，並由此帶來了爆發戰爭的隱患。那就是男性與女性之間的戰爭。當這位記者（抱歉，這位女記者）著手寫這篇報告之時，她遭遇了內心的拷問，產生了各種疑慮：如何向讀者介紹這樣一個故事？帶著半遮半掩的微笑，或是開懷大笑，還是眼含淚水？在這個故事裡，有些時候會讓人想哭，而有時候又讓人想笑，還有些時候會讓人無奈地搖頭。然而，更多的時候會讓人駐足思考。因此，在這些思考之後，她決定嘗試一種陌生的態度來撰寫報告：客觀的抽離。
這位記者（抱歉，女記者）是一個女人。儘管這位記者直接引述她自己的看法讓人厭煩，但不得不先承認，她並不同意女性與男性發動戰爭。不僅因為她與男性相處得非常好，她與他們的關係建立在沒有任何正面競爭的基礎上，還因為她所認識的男性總是能夠公平且溫和地對待她。有時她也會被男性所陷害，時而還是真刀真槍地針對，但也不是因為她作為一個女性而被他們針對，而是因為她當時所屬的陣營和他們的陣營存在不可調解的矛盾。然而，這只是她一個人的例子。如果你和她相同，那麼你是幸運的。而這與大部分人的情況並不相同，更確切地說，這與大部分女人的情況並不吻合。但如果我們僅憑此就否認如今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是一個由男性創造、由他們支配，並由他們佔絕對優勢的社會，顯然是不明智而愚蠢的。正如否認這個社會是建立在兩性對立的基礎上的，也是愚蠢的：存在一種是被定義為強者的性別（因此一部分人被迫裝作強者），與另一種是被定義為弱者的性別（因此另一部分人被迫裝作弱者）。一方面是被賦予強權的男性，另一方面是沒有權力的女性：這是一個同時限制、壓迫著兩性的體系。矛盾已經存在了幾千年，戰爭的爆發並不應該太令人驚訝。
首先宣戰的是美國的女性。事實上，除了美國以外，在遙遠的中國，也有女性的起義正在暗流湧動一般地進行著。不過在中國，一眼望去，女人會被誤認為是男人，而男人也被誤認為是女人，我們對男性和女性的審美概念在那裡將會失去所有的意義。然而中國雖然遙遠，美國卻近在咫尺；中國的大門緊閉，美國的大門卻敞開著。所以在美國，這篇報道要避免被大眾讀到。總之，事實就擺在這裡：在瘋狂和理性之間，在真理和謬誤之間。在閱讀這篇報道時，最好不要忘了，這樣的起義正在由美國逐步地推進到歐洲。在歐洲，起義的星火還在蔓延，像一粒種子、一場瘟疫，迅速地傳播到英國、瑞典、挪威、荷蘭、德國、法國……以及（請抓緊扶手坐好了）義大利。
她們是1848年二百五十名齊聚在紐約塞內卡瀑布的婦女的曾孫輩，那一次的抗議是人類有記憶以來，第一次有人站出來正式地要求女性獲得財產權、高等教育權、離婚權、兒童監護權和投票權。她們也是本世紀初那些獲得了上述權利、並將女權主義輸送到歐洲去的那一群婦女的孫輩，尤其是傳到了英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劇作家易卜生就曾經在他的《玩偶之家》裡，記下了北歐男人對此的哀嚎。最後，她們也是那群在全世界看來最為自由開放，事實上卻最為落後的婦女的女兒。要理解她們，需要知道：在美國，許多餐廳都是不允許沒有男士陪同的女人單獨進入的。所以，在好多酒吧都能看到酒保往外面掛這樣的牌子：「沒有男士陪同的女士請勿入內」。當然也有些地方允許她們入內，但有另外的條件，比如必須是兩名以上的女性結伴而行。幾年前，女演員瓊·克勞馥(joancrawford)跟我聊起了她在紐約最豪華的21號酒店的一次奇遇。「那天我一個人，肚子有些餓了，正好路過21號酒店。於是我走了進去，但餐廳經理卻紅著臉走過來跟我說：‘克勞馥小姐，您知道吧，我不能夠把這張桌子給您單獨使用！’我要求找酒店總經理，總經理走進餐廳滿臉尷尬地對我說：‘克勞馥小姐，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我的辦公室與您共進午餐。’出於好奇，我接受了他的提議。所以那天中午，餐廳的人就真的把我的午餐端到了經理的辦公桌上。」
在美國南方的很多餐廳，女人和男人分開用餐，就像以前的黑人和白人一樣。這是我親眼所見，我自己就經歷過這樣的事情。還有其他的場所，南方和北方都有這樣的地方，如果一個女人穿著長褲而不是裙子，就不允許進入。在紐約「商業人生」餐廳，我因為這個被趕出去過兩次，在56街一個屬於肯尼迪家族的豪華酒吧情形也是如此：這就是傳說中的自由主義。好在「商業人生」餐廳後來改變了規定，但隔壁的「橡樹屋」卻將這一規定保留至今。畢竟，即使在西貢的（美國）軍官俱樂部，我也曾遇到過這樣的事情。有一天，我剛從前線回來，穿著野戰服，去那裡要了一杯啤酒。我當時幾乎是被一個黑人中士踩在腳下，他大喊道：「這裡不能有穿長褲的女人！」換句話說，我在前線被允許做的事情（穿上制服，和士兵混在一起，與他們一起出生入死），在公共場所卻是不被允許的。但這些只是事情的表象，它的實質還要嚴重得多，令人無法想象。
在美國，婦女實際上是被排除在政治生涯之外的。那些進入國會或參議院的女人，用一隻手都數得過來。唯一的女州長是埃德加·華萊士(edgarwallace)的妻子，她已經患癌症去世了。對女性來說，在大學裡面任教也非常困難：只有百分之二十的高校教師是女性，而她們的職位總是最低的，工資也通常會低於同級別的男性教職工，她們常常不能保證自己不被解僱或被迫將教職讓給男性。至於其他職業，女醫生非常罕見，而且找她們問診的人也是寥寥無幾。此外，女工程師、女建築師和女科學家的情況也並無二致。至於女性記者，通常都會淪為社會新聞、情感專欄或是時尚雜誌的寫手。女性宇航員就更不存在了，因為美國宇航局明令禁止女性成為宇航員。也從未有人在這裡見過女性運動員踢足球、騎腳踏車，像歐洲女人可以做的那樣。正如凱特·米利特所說，除了做妻子和母親，美國婦女就只被允許做秘書、打字員、商店助理、護士、社會工作者和室內設計師。而像瓊·克勞馥那樣在大企業董事會中任職的女性，則是因為她們的丈夫去世後給她們留下了百事可樂或者可口可樂或者福特汽車的股份，她們才有了一席之地。因此，女性唯一擁有的自由就是性自由了，但在這方面美國女人也遠沒有我們想象中的那樣瀟灑：她們的這項自由也只是在去歐洲旅遊的時候才能真正實現。也因為這樣，在奮起反抗之前，她們早已是一群壓抑已久的憤怒的女人。她們的憤怒來自雖然生在一個自由的國度，卻僅僅獲得了一半的解放，而且這僅有的一半還只存在於她們生命中很短的一段時間。這份自由從她們進入大學開始存在（在大學裡她們學會了獨自生活、瞭解性、使用避孕藥、勾引男性），而當她們畢業、與自己的男同學結婚時，她們的自由便戛然而止，她們成為了自己的家庭的囚徒。換言之，她們取得大學的學位，只是為了能夠找到一個丈夫。所以，這些丈夫不就是社會分配、苛求著強加給她們的嗎？沒錯，美國的婦女通常都對自己的丈夫相當刁惡，她們在家裡專制又苛刻。但她們之所以會變成這樣，是因為她們深陷泥潭，身邊沒有任何人能夠傾訴自己的失望，分擔自己的氣餒。沒有任何人能夠理解，當她們發現自己作為獨立的個體變得一無所成時的羞愧。也沒有任何人能夠體會，當她們意識到她們的女性先輩身為倡議女性獲得權利的先行者，而她們卻從未體驗過這些權利之時的憤怒。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當歐洲女性品嚐到解放的果即時，她們卻錯過了這趟列車。原因不得而知。但我覺得是戰爭造成了這樣的差異：她們的國家沒有經歷過戰火，所以她們就沒有像我們這樣直面過痛苦和考驗。
1963年，第一個注意到這些的人是被人們稱為「婦女解放運動之母」的貝蒂·弗裡丹(bettyfriedan)。現在五十多歲的貝蒂已然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她的照片常常出現在報紙上，人們總能一眼認出她來：因為她的鼻子會讓人想起戴高樂的鼻子，而她的嘴則讓人想起《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中邪惡女巫的嘴。七年前，貝蒂只是一個擁有臨床心理學學位的公關，與庫爾特·盧因(kurtlewin)共事，同時和自己的丈夫爭吵不休。於是她寫了《女性的奧秘》，一本關於美國家庭主婦不堪的社會地位和道德窘境的報告文學，其目的是讓丈夫對自己更感興趣，並試圖對困擾他們夫妻關係的問題進行解釋。結果他們離婚了。
弗裡丹先生對這本書嗤之以鼻，他認為這是對每個男性的侮辱。但這本書並不是對任何人的侮辱，反而是一部洞悉父權制荒謬性的絕佳之作。這本書隨即暢銷全國。而如今已被視為受壓迫婦女的救世主的貝蒂，在當時就成立了「全國婦女組織」，其縮寫「now」的意思恰好就是「現在，立刻」。「全國婦女組織」呼籲：女性有權進入各行各業工作，與男性同工同酬，修改婚姻法。而且now還有一首會歌，這首歌從那時候開始在所有人的耳邊嗡嗡作響，像黃蜂一樣刺耳：「現在就要自由，立刻讓我們自由/讓我們打破憤怒的牢籠/女性氣質，什麼是女性氣質/男性氣質，什麼是男性氣質/人性，是我們想聽到的詞/我們是人，我們不是女士/你必須叫我們的名字，因為/當一個女人自由了，一個男人才能自由/世界才能夠自由，你明白嗎？」
但是，正如自古以來所有事情的演變規律那樣，理性的倡議總會退化為過度的狂熱，貝蒂·弗裡丹的初衷也被後來歇斯底里的發展程式所淹沒。就像義大利社會黨的某些集會一樣，在一次大會上，now分裂成了右派、左派等派別。於是組織里就誕生出了一些極端的小團體，她們有著最為另類的名字、最為荒唐的議程。其中一撥人叫「witch」，在英語中是「女巫」的意思，也就是「來自地獄的國際女性恐怖分子陰謀」的縮寫。這群人宣揚對男性進行徹底的滅絕，她們計劃在未來進行一場末世決戰以達到這個目的。還有一個團體叫「bitch」，在英語中是婊子的意思，來自侮辱性的「婊子養的」。（bitch成員抱怨說，幾乎所有語言裡罵人時都說「狗養的」，而英語裡卻說「狗孃養的」。）她們主張不斷地對男性進行報復，特別是在男性準備好和自己親熱發生性關係的時候斷然拒絕他們。另外一個團體名為「紅襪子」，主張女效能夠享有墮胎的自由。還有一個團體名為「激進的女人」，她們將重點放在了性生活上，主張消除所有針對婦女性冷淡的指控。這個團體的宣言被一位叫安妮·科特(annekoedt)的女作者納入了她的論文《女性高潮的神話》，她在其中指出，女人性冷淡的唯一原因就是男性不知道應該如何做愛：他們自作多情地認為女方能夠從他們自己的快感中得到同樣的享受。
這篇論文開創了一個先例。在一些大學裡，很多的女孩都決定不再與男性發生親密關係。她們的護道者是瑪莎·雪萊(marthashelley)，她是精神分析學家瑪麗·波拿巴(mariebonaparte)的弟子，瑪麗本人又是弗洛伊德的學生，曾試圖證明性愛是一種深深打壓女人的方式。在此基礎上，瑪莎·雪萊宣稱，男人和女人之間的愛情是不可能存在的。「男人不愛女人，相反，他們憎恨女人。男人和女人之間的所謂的愛情，只是在表達男性對女性的佔有，所以兩性之間達到感情平等是違反自然規律的。我們女性要學會彼此相愛：每個愛男性的女人，都是在背叛自己的姐妹。我們要學會用仇恨來回應仇恨；我們不要在和平主義的面具下隱藏憤怒；讓我們撕開那些只想拿著體面薪水過安生日子的乖女孩們的真面目。」類似的表達還有：「你不需要‘他們’的生殖器來生育。如果我們真的想有後代，可以建立精子庫來進行人工懷孕。更好的是，我們可以在試管中親手創造出自己的子女。」而反對這場革命的聲音卻顯得異常薄弱，其中讓人注意到的有「小貓咪聯盟」提出的一些倡議，這些自比為「小貓咪」的反革命婦女吟唱著「喵喵喵～呼嚕呼嚕～快睡覺」的小調，提出了女性也應該擁有「給自己的男人唱著歌，親吻他們的腳來喚他們起床」的權利。「親愛的，你應該去床上伺候你的男人吃早餐，並告訴他，在你眼中他是一個多麼了不起的人。」她們的口號是「一塊烤熟的牛排的力量要強過一個空手道的劈腿」。
這一切看上去彷彿一場鬧劇，但事實並非如此。就是這些左派、右派、保守派，還有極端派，構成了這場女性解放運動。這場革命不斷壯大，發展速度之快，以至於偉大的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mead)曾擔憂地表示：「我一直都是女權主義者，但我擔心這些婦女們沒有意識到，她們的行為正在迫使極端的男人們萌生殺心，因為這對他們的挑釁太激烈了。」權威的參議員們擔心國家會因此一分為二，「雙方之間的敵意比白人種族主義者與黑人種族主義者之間的敵意還要強烈得多。」與此同時，有一部分的女人已經開始草擬《婚姻協議》，規定丈夫必須在哪些日子裡完成購物、給孩子餵奶、洗衣服等家務。例如：「妻子準備晚餐，丈夫準備早餐。妻子週日自由安排，丈夫週六自由安排。妻子在下午三點至六點半之間照顧孩子；丈夫在六點半至十點之間照顧孩子，等等。」婦女遊行在舊金山、紐約、洛杉磯、華盛頓進行著：遊行隊伍的規模跟反越戰遊行相比起來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反戰的抗議中，人們燒掉了入伍通知書，在女性運動的抗議中，她們燒掉了文胸，因為這些都是「奴役的象徵」。長久以來，美國的女性沒有什麼可爭取的，長久以來，她們百無聊賴地生活在一個富得流油的社會中：這些積蓄已久、從未使用過的能量，就像燃氣罐中的氣體一樣，噴發、燃燒。顯然，剛才說到的那些燒掉胸罩的都是白人女性和中產階級女性，而經濟和政治上受壓迫的黑人女性、波多黎各女性和印第安女性，暫時還不允許自己有這樣的奢侈行為。但美國的絕大多數婦女都是白人和中產階級。所對她們的行為一笑置之是不理智的。特別是她們還找到了自己的思想領袖：凱特·米利特。
這本將被視為女性的《資本論》的書揭露了她們的意識形態，與《資本論》相比，這本書不只是將男性與女性看做兩個不同階層這麼簡單。這本書叫《性政治》，哥倫比亞大學的喬治·斯塔德(georgestade)教授曾這樣評價它：「讀這本書的感覺，就像坐在扶手椅上，你的睪丸被胡桃夾子打成了糨糊。」而這本書的作者凱特·米利特所表達的內容，就是這些反抗的婦女想要說的。
我們可以這麼說，當人類從史前史邁入文明史的那一天起，人類社會就以父權制組織了起來。也就是說，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個基於男性絕對統治的成分組建起來的系統：小至被稱為「家庭」的小成分，大到被稱為「國家」的大成分。除了一些無關痛癢的例外，所有家庭的權力核心都是男人，所有國家的權力核心也都是男人，或者是一群男人。因此，這個社會中所有的權力工具，從經濟到文化，從科學到道德，從宗教到藝術，都掌握在男人的手中。所有的規則，不論是審美概念還是法律原則，都是以男人的意志為主導的。女性被排除在社會管理的原則之外，甚至連語言都與男性化的概念緊密相關。在我們的語言中，「男人」這個詞語被用來指代所有的智人；「男人的歷史」這個表述被用來指代全人類的歷史；「人類」這個詞，顯然既包含了男性又包含了女性，但是確實由「男人」這個詞衍生而來；同樣的例子還有「人類的」、「人文主義」等；還有像「兒子」這個詞，常常也被用在「女兒」身上。同理，還有各種抽象的美與醜、好與壞、正義與不正義的概念；還有被視為造物主的上帝，向來都被人稱為「聖父」，而不是「聖母」。種種現實，已然使女性的思維被男性強加的觀念所制約，以至於反抗這些觀念對她們來說，必然是一種精神上的努力反抗：就像魚離開水生活那樣困難。
父權制的基礎是男性和女性之間明確而不可逾越的差異。然而最重要的，它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為人們對這種差異的放大和濫用，即對於男性和女性各自特徵的過分使用。前者被稱為強勢的性別，後者被稱為弱勢的性別。但這並不是客觀事實，而是一種主觀判斷：而且是沒有科學支援的判斷。的確，男性的肌肉組織確實比女性的肌肉組織更加豐滿，但女性的耐力比男性更強、力量持續時間比男性更長也是事實。那麼，這樣的判斷從何而來？從分配男女性各自角色的需要而來：男性扮演下命令的角色，而女性扮演服從的角色。從一出生開始，性別角色的扮演就開始了，這一份沉重的現實同時壓迫這男性和女性。事實上，既存在不願意服從的女性，也存在不喜歡指揮的男性。然而，所有人都被習俗所迫，不得不逢場作戲。例如，根據習俗，男性角色就需要為自己、為女人做決定；根據習俗，男性也需要為自己、為女人覓食果腹；同樣根據習俗，男性需要使用暴力為自己、為女人抵制侵犯。暴力的極端情況便是戰爭，而挑起戰爭、上戰場廝殺的，也總是男性，從來不會是女性；因為製造戰爭的人是男性，而不是女性。
值得懷疑的是，在人類歷史上，父權制是否一直是唯一存在的兩性共處法則。一些非洲和亞洲的部落，其血統仍然是以母系為單位的，這表明曾經存在一個母系社會，或者至少是存在過一個在性別絕對平等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但令人費解的是，在人類社會進化的某一時刻，男性獲得了絕對的權力，並從此保持了兩性之間的主導權。可以肯定且無可爭辯的是，所有進化完成的人類文明，都是建立在男性專政的基礎上的。縱觀歷史，埃及文明、中華文明、阿拉伯文明、維京文明、希臘羅馬文明、猶太文明和基督教、佛教乃至共產主義，都對女性的權利進行了壓迫，並將女性置於兩性之中較低的地位。如今的社會狀態是數千年來性別專制的結果與累積。而性別專制毫無疑問地造成了人類資源的極大浪費，在這種設定之下，浪費佔到了人類總資源的百分之五十。如果女性參與了發明探索、法律制定，總之參與了我們這個星球的治理，人類社會會發展得更快、更好。而人類的錯誤不會那樣輕易地重複。男性疲於掌權，那麼他們就從專制的位置上退下來，或者與女性分享他們的權力。
甚至男人們的肌肉也不再是必需品了。不得不承認，在遙遠的過去男人們必須要擁有健碩的肌肉，因為當時的社會發展是以體力為基礎的，僅此而已。然而現代技術已經很好地取代了他們的體力，從而逐漸抹去了男性佔主導地位在生物學層面上的必要性。因此，需要注意到的事實是，隨著技術的發展，男性的主導地位不再是存在與身體層面，而是更多地存在於心理的層面。我們也不需要鑽牛角尖，舉出歷史上女性掌權的例子來迷惑自己。這些例子其實都是男性處心積慮營造的假象，這類在他們掌控之中的例外能夠幫助他們來證明男性並非人類社會的獨裁者，也以此來佐證，如果一個女性想獲得成功，那麼她就能走上權利的頂端。然而事實上，幾乎沒有女人能做到，因為女性沒有這個能力。畢竟，在政治上，男人也是謊話連篇。其中最大的謊言莫過於，在美國存在著母權制度。只需要看看活躍在職業領域、國會、參議院、社會階梯各個階層的屈指可數的女性，就可以判斷：所謂存在美國的母權制度只是一個騙人的童話罷了。美國女性並不比其他國家的女性更加自由開放，她們只是比其他國家的女性更加富有。而她們所擁有的財富也是男性委託儲存在她們那裡，用來維持基於消費主義和物質浪費的社會體制。誠然，我們所看到的美國女人花起錢來就像是沒有節制的小孩子，因為在本質上她們就是小孩子：被一個叫做「丈夫」的家長控制。如果她沒有丈夫，那就糟糕了：沒有丈夫，就意味著她失去了這種「控制」。而已婚和未婚婦女之間的差距也是巨大的：在美國，問女人的第一個問題總是：「太太還是小姐？」
因此，我們需要消滅男權專制，或者說是消滅男女有別這個觀念本身。那如何消滅呢？需要從根本上攻擊這個體系，打破劃分兩個性別的屏障，消除強弱有別的偏見。不再有所謂的男性氣質，或女性氣質；也不再有男性方案，或女性方案。每個男人都有陰柔的一面，每個女人也會有陽剛的一面：生理特徵不再是一種定數，而性別也不再是一種定義。男人可以不勇猛，女人也可以不膽怯；男人可以不喜歡征服，女人也可以不喜歡被征服；男人可以去體會養育子女的快樂，女人也可以去感受開火車、坐飛船的快感。性別觀念給每個人強加的設定，扼殺了他們真正的本心和才能。如果一個男孩喜歡彈琴繡花，那他並不是娘娘腔，他只是具有彈琴和刺繡天賦的男性。同樣，如果一個女孩喜歡踢球或射擊，她也不是男人婆，她只是有踢球或射擊天賦的女性。但是，有什麼方法可以從根本上擊潰根深蒂固的男權觀念，摧毀分隔兩性的屏障呢？
第一種辦法，是要否定將男權作為絕對權威的兩性結合模式，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家庭」。有了它，中世紀的婚姻與奴隸制度無異。試想一個西西里島的美麗女孩，被迫嫁給強姦她的畜生，想來就荒謬無比：她每一次接觸他、看見他，都會感到噁心。是法律把她綁到那個畜生的床上，讓她生下仇人的孩子，這是令人不齒的。但同樣不可想象、同樣荒謬的是，即使在現代婚姻中，妻子也應該像奴隸服侍主人一樣，服侍她的丈夫。即使她有一份讓她從早到晚忙碌的工作，即使她的收入和她丈夫一樣多，甚至更多，妻子還是要為丈夫熨襯衫、擦鞋，為他準備晚餐，讓他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在床上滿足他。否則他就指責她性冷淡。那男人是否意識到，女性的快感來自一個叫做陰蒂的身體部位呢？當然能意識到，只是他們並不在意罷了。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在各種社會制度的國家裡，結婚都還是一種合理合法的綁票策略，讓一個男人能不費分毫獲得一個僕人、一個性伴侶。從法律的角度來看，這場名為婚姻的綁架是從女性的必須更改姓氏開始的。為什麼女人要放棄她出生時的姓氏、改用她丈夫的姓氏呢？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這種悖論達到了荒唐的地步，以至於在更改姓氏的同時，妻子還需要放棄她自己的名字。比如，瑪麗·史密斯與約翰·雷德結婚後，並沒有成為瑪麗·雷德，而是成為約翰·雷德夫人。再進一步講，為什麼孩子要隨父姓而不是隨母姓呢？如果是為了在指明血緣成分的同時，簡化家庭成員間的關係，那選擇生育孩子的人的姓氏來給孩子命名，顯得要合理得多。
而第二個辦法，就是要杜絕對性愛的迷戀，以及將女性作為性的象徵。我們不斷受到被視為性象徵的女性美貌形象的轟炸：不論汽車、牙膏或報紙，為了提高銷量，廣告圖上總是會放上一張美女的肖像。難道女性與這些物品一樣，僅僅是用來看、用來渴望的東西？或者她們能像牙膏一樣塗在牙齒上讓其變白？還是像跑車一樣給人帶來時速兩百公里的快感？這還不是最讓人難以接受的，最令人難受的是，如果一個女性沒有美貌，那麼她將毫無價值。而美貌的標準卻是由男性來制定的，不是由她們自己來決定。中國古代的女性要裹小腳，以至於讓自己的足部變成十五到二十公分長的三角形，是因為中國古代的男性提出這樣的審美標準；土耳其的女性要有誇張肥碩的臀部，以至於讓自己無法從靠枕上直立起來，是由於土耳其的男性制定了這樣的標準；西方女人要身材瘦弱，卻同時擁有豐滿的乳房，這也是西方男性制定的審美標準。對於我們女性來說，這些審美標準像枷鎖一般壓在身上，以至於在未達到這樣的標準之前，我們自動地就將自己定位成不為社會所接受的人。而為了達到他們的標準，我們不斷地自我犧牲，犧牲自己的飲食，犧牲自己的驕傲。於是我們像小丑一樣，穿著不舒服的誇張的衣服，塗脂抹粉，描眉濃妝，還不斷地變換著自己指甲和頭髮的顏色。為什麼要這樣？一個女人擁有掌控外貌的自由，她可以處於任何使自己舒適的樣子，醜陋的、肥胖的、原汁原味的。扔掉胸罩，扔掉吊襪帶，扔掉高跟鞋，扔掉性感的衣服，扔掉口紅，扔掉眼影，扔掉粉餅；不要再在這些愚蠢的事情上浪費自己的時間，它們只能讓我們一步一步淪為男性的性工具。
還要擺脫掉那些關於皺紋、白髮、年齡的焦慮。當談及女性時，美總是和青春緊密聯絡在一起的。一個年老或者成熟的女人，並不能享受一個年老的男人或成熟男人的那種權利。然而，往往卻是女性自己首先去嘲笑那些和二十歲男人睡覺的四十歲女人，也是她們自己毫不顧忌地去讚賞那些與五十歲男人上床的十八歲女孩。因為她們首先認為，女性必須受到男性的保護。騎士精神的概念不就是源於這些幻想嗎？如果一個男人坐在一個女人的前面，卻不給她讓座，看到的人就會憤憤不平；如果一個男人不給面前的女人點菸，看到的人就會皺眉鄙視。和上文提到的「家庭」一樣，「騎士精神」這個詞也應當被否定，以及所有的與陽剛之氣相關的字根、詞彙統統都應當被抹去。在英語中，抵制被稱為「boycott」（「boy」指男孩），可為什麼是「boycott」而不是「girlcott」？（「girl」指女孩）。「歷史」的英文單詞是「history」（his指「他的」），可為什麼是「history」而不是「herstory」？（her指「她的」）。更好的解決方案是：為什麼不是「itcott」和「itstory"？（「它」和「它的」是中性的）。男人們會說，這樣會導致女人的雄性激素增加。沒錯，恰恰只有雌雄同體，才能讓男人消除對性的迷戀。而在社會、心理上的雌雄同體並不意味著身體上的雌雄同體。我們不要忘記，同性戀的形成往往有社會和心理方面的原因，而不僅僅是身體方面的原因。許多同性戀者，不論男性和女性，成為同性戀的原因中包含了對父權制的應激反應：他們的選擇來源於異性灌輸給他們的恐懼。事實上，在一個排除了定義明確的性特徵的世界裡，同性戀者也會減少。而且，成為同性戀並沒有錯。許多天才都是同性戀者，從薩福到達芬奇。反對同性戀也是在加大對人類資源的浪費。
人們錯誤地低估了某些生物學的現實，或者在想當然地解釋著自然規律。在智力上，女性與男性平等，這早已是一個被證實的事實；在身體上，女性有時能比男性更加健壯，這是另一個已被證實的事實。然而，不同的生理構造和機能卻以一種令人絕望的方式限制著她們，很遺憾，這是一個永遠不會被論證的事實。我指的就是懷孕這件事：在幾乎所有的物種中，雌性的自身發展都因懷孕而受限制，特別是哺乳動物。人類也屬於哺乳動物，所以在雌性哺乳動物懷孕期間，她們不能夠像同物種的雄性一樣奔跑運動，保護自己，也不能夠像他們一樣進行體力勞動。在懷孕的最後時期，她們的狀態與生病無異。而在分娩的那一瞬間，她們的身體被牢牢綁住，不能移動。她們哭喊、流血。也許，父權制就是在人們見證了這一刻之後而被確定下來。於是，由於他們心中無端而起的那股邪念，看著已經無法擔負任何職責的她們，他們決定取而代之。而他們這樣做是為了保證物種的延續，並非是趁虛而入的恃強凌弱。在哺乳期，雌性也漸漸能夠恢復正常的生活。但即使在哺乳期，她們是否可以自由地做想做的事呢？只有魚類和鳥類，才能夠做到雌雄合作孕育撫養自己的後代：因為它們是由排出的卵孵出來的。
男權在人類社會中取得了絕對的上風，沒有人否認這一點。關於語言和抽象概念的男性化論述也都是客觀事實。而其他的事情也順勢發展。女性從小就被這樣的概念洗腦，還要加上身體上的羞辱：比如，男性對她們的當街調戲。至於「大男子主義」，就更荒唐了。因為在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關係中，被壓迫者心甘情願的屈服也是促成這段關係成立的必要條件。沒有奮起抗爭的人，總是站不住腳的，而女性就從未真正地為此抗爭過。相反，她們已經非常適應男性的主導地位。因為在許多情況下，這是她們的舒適區，是她們不願破壞的安逸現狀。女性用了幾千年的時間才擺脫了自己的倦怠和懦弱。而當她們發聲、為自己抗爭時，男人們迅速而輕易地屈服了，並且還帶著欽佩，帶著尊重。把聖女貞德和居里夫人放在神壇上的是男人，而不是女人；當婦女提出要求投票權的時候，通過這項議案的也是男人，而不是女人。但最終的結果呢？在百分之八十的情況下她們會按照丈夫的建議投票：女性最大的敵人仍然是她們自己。如果不是這樣，今天會有很多英迪拉·甘地(indiragandhi)和果爾達·梅厄(goldameir)。現在幾乎在任何地方，女性都可以自由地從事每一種行業，進行各種各樣的嘗試。除了沙烏地阿拉伯之外，世界上不會有任何國家的女性會因為自己的性別而被拒絕。在西方世界，將女性拒絕在外的地方應該就只有兩個了：一是拳擊比賽的廣場下的一排座位，二是「小巷」，即鬥牛場周圍的走廊。這兩個地方都不是可以與人類知識的巔峰相提並論的地方。然而，當這些婦女呼籲建立一個雌雄同體的社會時，最根本的錯誤浮出水面。因為一個雌雄同體的社會是一個違背自然法則的社會，而自然法則既非正義也非不正義：它只是保證生命延續的法則。一個由雌雄同體者組成的世界，並不會減少同性戀的數量；相反，這樣的世界鼓勵並加劇了同性戀的存在，從而削弱了人類的生存能力，導致人類最終像恐龍一樣滅絕。而誰又願意像恐龍一樣滅絕呢？更不用說，在雄性激素高漲導致同性戀者激增後，偉大的文明再一次因此落幕。更不用說，男女之間的愛情不是父權制的結果：它是一種自發的、被祝福的存在，是即使脫離了男權與女權的狂熱，廕庇中的兩棵樹木也會萌生的感情。她們總是談論著仇恨，但仇恨不是暴力的誘因嗎？而暴力不正是她們譴責的男性的罪行之一嗎？事實是，婦女解放運動是一場極具美國色彩的運動，它的諸多道理只能在美國社會找到答案。換句話說，與滋養它的美國社會一樣，這場運動發展迅猛，野蠻又即興，也是不成熟的。正如鮑勃·麥凱恩(bobmccane)在《時代》雜誌上所寫：「在某些時刻，人類的靈魂會受到考驗，而待此刻過去，人類也許會變得更好，也許會變得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