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個美國人，三十四歲，在康涅狄格大學教授文學和哲學。她曾在其他十所大學任教，但她因為總穿長褲，或是因為想法太激進，又或是因為與男性爭奪同一個教職而被開除。作為研究馬克思主義、維多利亞時期歷史和美國小說的學者，她被視作業內權威。然而，她喜歡稱自己為雕塑家，因為她會用空盒子、紐扣、發動機和室內盆景等物品製作造型奇特的波普藝術裝置。她的一個雕塑作品是由一排從服裝店模特身上取下的女人的腿組成的。另一個作品則是一張紙糊的臉，四周圍著細胞一樣的物體。另一個作品，一隻籠子裡面是一個水櫃，美國國旗的樣子從水櫃中不斷被吐出來（警方還以侮辱國旗為由將她扣押）。她對自己的定義是一個雕塑家，她的社會身份是一名學者，她在這兩個身份定義之間瀟灑地做著自己，她的性格是兩者的詼諧共生。她戴著近視眼鏡，就像那些讀了太多書的懶人一樣；頭髮鬆散，就像那些從不洗頭的嬉皮士一樣；她關心所有的事情，唯獨不操心自己的外表。在外表上看，她有些豐滿，還有點邋遢。她的性格有些自閉，有些神秘。她的笑容帶著一種諷刺和放縱，因為她確信在這個盲目、滿是聾子和白痴的世界裡，自己率先找到了真理。所謂真理，在她看來，就是被父權制壓迫的婦女的事業。其根源在於她出生和成長的環境：一個貧窮的愛爾蘭家庭，信仰天主教，有一個輕蔑而專橫的父親，每次妻子生下一個女孩而不是男孩，他都會表現出不快。
凱特在家裡三個姐妹中排行老二，「他總覺得我們仨都應該是男孩兒。」就這樣，她將父親看做家裡的食人魔，當他決定拋棄家庭，不再回頭的時候，她開心極了。那一天，她剛滿十四歲，她的母親，「一個受過教育的聰明女人，卻在結婚後變成了一個用人」，不得不去找工作。但母親最後只找到了一份在廚房用具店削土豆皮的工作。「她曾經上過大學，卻淪為給顧客們演示如何削土豆皮的人。」在敘述母親經歷的時候，凱特帶著一種感同身受的苦澀。她說自己在紐約住了一年，靠當打字員謀生，儘管當時她有牛津大學的文學學位和明尼蘇達大學的歷史學位。作為一個女人，她感到自尊被冒犯的時刻遠不止於此。她原來經常去做彌撒，一位厭惡女性的牧師向她解釋女人是多麼低賤，因為上帝用亞當的肋骨創造了她們，而世間第一個女性夏娃偷食禁果，才有了人類的原罪。此外，修女們卻讓她迷上了思考關於貞潔和謙遜的問題。她對修女們抱有寬容的態度：「都是些可憐人，她們做了太多的犧牲。仔細想想，正是因為明白了修女的人生，我才明白了一些事情的真相。信仰新教的女孩，或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長大的女孩，需要更長的時間來理解男性對她們犯下的罪行，因為她們受到的待遇比修女們要優越得多。她們只是在結婚之後，才會意識到自己是這個社會的二等公民。」對此，年輕的凱特迷惑不解，但她也悄悄地叛逆，所幸她在學習中得到了庇護，在考試時，她總是「優等生」。儘管如此，她從未得到過老師們的肯定，老師們認為她不夠溫柔，神經質，說她「是那種沒有女性特質的女孩」。為了逃過這樣的苛責，她遠赴英國，後來就漂泊到了日本。在那裡，她遇到了現在的丈夫吉村文雄(fumioyoshimura)，一個身形清瘦、性情溫和的四十歲男性。他也是一名雕塑家，但是他的作品遠沒有她的那麼犀利：巨大的紙蝴蝶，精緻的風箏，用羊皮紙製作、懸掛在天花板上的充滿奇思妙想的甲蟲。
一位女權主義思想家，卻按照父權社會的普世價值選擇婚姻，這多少顯得言行不一。而凱特對此的解釋是：這場婚姻是移民機構逼迫下的結果，否則丈夫吉村會將面臨被驅逐出境的窘境。當時，他在美國的工作許可已經過期，而當一個外國人的工作許可過期時，他能夠留在美國的唯一方法是與一個美國人結婚。「畢竟，我們已經在一起生活了多年，去市政廳簽字結婚對我們之間的關係沒有任何改變。我不認為自己從此就該被稱為吉村夫人，我不接受這樣的稱謂。他也對我沒有要求。所以在我們的門牌上寫著：吉村文雄和凱特·米利特。」吉村是名堅定的女權主義者，他的信仰源於和第一任妻子的婚姻，他的前妻是一位日本畫家，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因癌症去世。「在日本，女性的地位與西方國家比起來更為不堪，文雄的前妻就因為這樣的事實而備受煎熬。對她來說，上大學讀藝術學院是難於登天的事情。文雄工作了十年，湊足了所需的資金，準備帶她來美國，為了她在那裡可以平靜地作畫、工作。而當錢終於籌好之後，她卻去世了。所以我把文雄帶到了美國，他是我所見過的最善良的人。我們在所有事情上都能相互理解，他說我與他是生死之交：我們的關係是一種理想關係。以至於我們不想要孩子，因為覺得沒有必要。」
一些不懷好意的人說，凱特·米利特之於女性，就如毛澤東之於無產階級。但這個比喻並不合適：因為她本人很晚才參加到了這場革命的「長征」當中。那是五年前，她偶然聽到了一場題為《女性解放了嗎？》的專題講座。那時候的她，只是一個振臂疾呼致力於反對五角大樓、中央情報局和資本主義機構的激進分子，她與男性同胞相處得相當融洽。但聽完講座後的她頓時感到分外迷茫，開始質疑自己堅持反抗的方向是否正確，就像一個突然意識到自己相信上帝的無神論者，她受到了啟發。她即刻放棄了原有的抗爭，不再去參加那些抗議集會。帶著一種古老的女權主義者的熱情，她還決定研究「婦女的性革命」這一課題，並用一篇解釋這場革命的起源、發展和結局的論文畢業，獲得了哲學學位。在她看來，這場革命無疾而終的原因在於英美文學中厭惡女人的基調：於是她開始抨擊勞倫斯(lawrence)、亨利·米勒(henrymiller)、諾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小說。此外，她還發覺，這樣的基調並非侷限於文學領域：在宗教、人類學、科學領域都能夠見其蹤影。總之，父權制基於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穩固地控制自己的統治地位。於是，她進一步擴大了蒐集論據的範圍，漸漸地，聚沙成塔，積水成川。她在短短的一年之內就完成了這篇研究論文，每天工作超過十八個小時，一想到這個，她自己都瑟瑟發抖。而當她完成這項研究的時候，她意識到這篇論文已然有了一本書的體量。的確，她寫成了一本書，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那就是《性政治》。
下面的訪談記錄是一份簡化的摘要，或者說，是對歷時七小時的兩段訪談的整合。凱特說話時並不像她寫作時那樣善於表達。她的話有些冗長、反覆，又因為包含了過多的哲理而顯得頗為晦澀。對於提出的問題，她總是急匆匆作答，似乎害怕被反駁或打斷。對於不同的意見，她顯得有些緊張，以至於原本有些沙啞的聲音變得尖銳刺耳。總而言之，我想表達的是，下面的這段訪談，與其說是一次採訪，不如說是一場辯論：一場關於女權主義的弱點的辯論。吉村文雄也參與其中，我們的訪談是在他們紐約寓所的餐廳裡進行的。這是一棟沒有暖氣、設施老舊又喧鬧無比的房子，位於地球上最淒涼的街區包釐街的中心，無數醉漢、破產者、失意之人都在這裡徘徊，等待別人施捨或是在寒冷中獨自死去。可想而知，這些人通通都是男性，在這裡幾乎找不到任何女性的影子。
奧里亞娜·法拉奇：米利特小姐，我要扮白臉、用不太友好的方式開始這場訪談。世界上已經有這麼多的戰爭與矛盾，亟待人類去面對、去解決，而我所說的人類既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因此，只有男性與女性攜起手來共同面對，才有可能解決它們。而去煽動男人與女人之間的戰爭，不僅是一場新的戰爭，而且會成為有史以來最為激烈的一場戰爭，這樣的做法是合情合理的嗎？
凱特·米利特：當然。您提到的這個問題，支撐它的倫理無非是正義與自由，而這樣的倫理道德無疑也帶有男權主義色彩。這是一種虛偽、不全面的道德觀，因為它沒有考慮到屬於女性的正義與自由。誠然，掀起兩性之間的矛盾也會給，比方說，一個無產階級黑人遊民造成更多的困難，因為他的膚色和階級本身。然而，他的妻子會遭遇更加深重的苦難：因為她也是無產階級，也是黑人，最重要的是，她還是一個女人。她不僅受到自己主人的奴役，被白種人羞辱；同時還會受到自己丈夫的奴役，被自己的丈夫欺壓。他要求她做自己的廚子、女僕、情婦、護工，在回家的路上還會對她動粗。貧窮階層的男性有一種心理需求，就是要創造一個受害者，以便發洩出他們自己所遭受的同等量的虐待。這是一種資產階級的男性沒有的需求，因為資產階級的男性已經非常強大，不再需要將他們的傲慢外化。哦，我這樣說並不是表示資產階級婦女比底層黑人婦女要幸福得多。以一個生活在法西斯獨裁統治下的自由主義者為例，她當然也會受苦。但是，就像那個黑人女性一樣，資產階級的妻子也會比她的丈夫遭受更多的痛苦。因為除了遭受國家的獨裁統治，她還遭受丈夫的獨裁統治，丈夫在不知不覺中行使了他的男性至上主義：像那個黑人丈夫一樣，他要求來自妻子的理解、照顧、服從……因此，對男性宣戰是合情合理的。要對所有的男性奮起抗爭，包括那些自以為現代、屬於先進階級的男性，事實上他們卻是如此的反動。因為他們不約而同都支援幾千年來一直作為人類社會基礎的父權制觀念。
米利特小姐，不過，有相當數量清楚自己所擁有的權利的女性並不認同您的觀點。不僅如此，她們還在與那些被您定義為反動派的男性並肩作戰。這是否意味著這些女性都是愚昧無知的呢？
不是的。這意味著，她們對自由和正義的看法是從男性的角度來界定的，因此，她們沒有意識到自己在一場只為解決男人問題的鬥爭中被男性剝削利用。我希望在十年或二十年後，能夠見證此刻正與她們的男同志們並肩作戰的越共女戰士們，獨立地為了她們越南的解放而奮鬥；我想看看在二十年，五十年之後，這些為了巴勒斯坦的獨立，和她們的兄弟一起鬥爭過的「法塔赫」女性，會是什麼樣的處境。她們也會從這樣的獨立成果中受益嗎？我認為不，我想她們又將回到奴役的角色，就像革命結束後在阿爾及利亞發生的那樣。在所有以正義和自由之名發起的革命中，沒有一場的目的是給予婦女正義和自由。革命勝利之後，婦女總是又回到孩子身邊，回到灶臺邊。然而，真正的權力又被男性重新奪回手中。一場政權的更迭，是不能夠改變這個世界的。只有改變對於權力的認知，才能夠真正地改變世界。也就是說，需要轉變人們對於父權制社會的認知。因為說到底，這是一種基於武力、暴力、軍國主義、英雄主義的普遍認知：道義，或所謂的陽剛與正義。當人們自問為什麼歷史上包括基督教在內的那些意義崇高的革命，基本都失敗了，他們的回答是：因為人性是邪惡的，總是重複同樣的錯誤。不是的，這並不是真正的原因。這些革命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男性永遠掌握著最高的權力，不願與女性分享，甚至不願將權力下放給任何女人。
這樣的假設成立就意味著您認為女性比男性更優秀。而這樣的觀點並不正確。
這個觀點究竟正不正確，還需要證據來說明。但是並不存在母權制的先例；而且女性的道德標準也是男性通過父權制強加的。因此，我所說的並非一個假設，而是一個事實：在這個星球上，目前存在的人類社會是男性控制女性的社會。以同樣的方式和原則，兒童也被成年人所控制。總之，父權制存在於一切控制人類活動的機構組織之中，首要的就是最基層的、被我們稱為「家庭」的組織。不論是民主制還是貴族制，不論是封建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在所有過去和現存、西方和東方、發達與欠發達的文明社會中，這一點都時時刻刻被驗證著。在所有的時代，所有的國度，統治者都是男性，並將他們自己的法律強加於人：以一種明顯厭惡女性的性政治手法。掌權的手段是文化、藝術和語言本身。「男人」就能代指「人類」，「男人的歷史」就能代指「人類的歷史」，而「人性」這個詞也是由「男人」衍生而來。在語言體系中，女性所受到的輕視如此顯而易見，以至於連最權威的概念，即「造物主」的概念，也是與男人相關的「聖父」。相信上帝的人不會將上帝的形象想成中性，當然更不會是女性。他們心中的主，是男性，是「聖父」。一個人向上帝祈禱，祈求的物件總是萬能的，正義的「聖父」：而不是向善良的，公允的「聖母」祈禱。說句玩笑話：萬一上帝是女人呢？
米利特小姐，事實上，在多神論的宗教信仰中，對於諸神的崇拜都是平等的。您只要想想亞洲，特別是印度的那些宗教，還有古希臘古羅馬的神話故事，就能明白這一點。
沒錯，但在這些宗教神話中，當談到女性神祇的生育能力時，總被男性神祇的生殖能力蓋過風頭。別忘了，在希臘羅馬神話中，萬神之神是朱庇特，朱諾只是他的妻子。而密涅瓦，他最喜歡的女兒、戰爭女神，是從朱庇特的腦袋裡蹦出來的，而不是從朱諾的子宮孕育出來的。至於阿波羅，他說女人是罐子，用來裝男人播下的種子的罐子。不用狡辯：在這個世界上，信徒最多的宗教是將一個男人放在金字塔塔尖的宗教。佛祖是一個男人，真主也是一個男人。對於猶太人來說，造物主是聖父上帝；對於基督徒來說，耶穌是聖父上帝的兒子。讓我們重讀一下《創世記》：上帝賦予生命的第一個生物是亞當，一個男人，而女人夏娃是由亞當的肋骨變出來的。不僅如此，亞當被逐出伊甸園，是因為夏娃偷食禁果，把人類引向了罪惡。自從人類有文字記載開始，女人就一直是罪惡的象徵，她們是戴罪之身，低人一等。
在宗教的世界裡，或者準確地說，在地中海文化圈中，我們需要指出天主教崇尚的一個女性人物：聖母瑪利亞。她顯然不可能被放在一個低人一等的位置上。
對聖母的崇拜是天主教文化中值得肯定的一個例外。一些學者常說，在十三世紀對聖母的崇拜開始確立時，「上帝成了女人」。事實上，聖母作為一名女性，僅僅是被人上升到像朱諾或密涅瓦或維納斯那樣的女神級別。這是天主教會在古老的生育女神崇拜的影響下送給大眾的禮物，為了證明這個「她」的合理性，神學界還進行了激烈的鬥爭：當然是在各種教條的輔助之下。至於教會的等級制度，一直在教條認可的範圍內。事實上，天主教會一直都被掌控在男性手中：教皇一直是男性，紅衣主教、大主教、牧師也是如此，彌撒也一直是由男性主持的。而修女從來都不計較什麼。事實上，兩千年來，她們一直是教會體系中的賤民。我的意思是，作為一種有影響力的文化現象，對聖母瑪利亞的崇拜仍然被限定在天主教世界裡，甚至沒有延伸到整個基督教世界。隨著加爾文教派的傳播和宗教改革的進行，人們猛烈地恢復了父權制的嚴格要求，聖母瑪利亞的使命也就此結束。
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米利特小姐。我們可以指出，瑪利亞不單純是一個女人，她還是一個處女，貞潔聖母。也就是說，她要與被夏娃所打破的純潔、謙卑和順從的美德相一致。但是……
如您所說。在瑪利亞被定義為處女的那一刻，男權專制在她的設定中就體現出來了：詳細地說，瑪利亞在沒有經過肉體之愛的情況下生下了聖子。瑪利亞代表著人們對母性的崇拜，但是人們所崇拜的是一種貞潔的、不真實的母性，與性無關：她作為一個沒有過性生活的雌性生物生下了自己的兒子。這等於是在關於母性的神話中對婦女進行「閹割」，而不給予她們性自由。那麼，一個正常女人又該是什麼呢？正如阿波羅所說，一個罐子，一個製造兒子的機器。請您注意我的措辭，我說的是兒子，而不是女兒。就連我也受制於男權制的語言習慣……
米利特小姐，我注意到了您說的這個「但是」。您說「但是」也許是因為疲憊下無意的措辭，但我們不能低估它的重要性。事實是，從來沒有一個女耶穌基督，也沒有一個女佛陀，也沒有一個女孔子，也沒有一個女穆罕默德。更不用說女荷馬、女米開朗基羅、女柏拉圖、女巴赫，或者，女愛因斯坦了。
關於您提出的這一點，首先，我曾在民政部門工作過，除了女性議題以外，關於黑人的議題中也常常提到這一點。是的，天才確實會在最極端的條件下誕生，但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誕生的。天才的誕生，是孕育他們的文化具象的表現；他們是各自所在的社會結出的果實。而您剛才提到這些天才，他們所誕生的環境就是一種父權制的文化背景。也就是說，在這種文化中，所有的概念和價值衡量標準都是由男性來設定的。如果您再想一想，西方有很長一段歷史，女性沒有機會去學習、閱讀和寫作，就會明白為什麼在西方歷史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沒有偉大的女作家。在日本的平安時代，婦女能夠閱讀和寫作，所以在那個歷史時期，日本的許多文學作品都是由女性創作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傑作就是由一位女性寫的——《源氏物語》。我想重申：您所提到的顯現，其原因不是生物學上的，因為天才的誕生不是生物學現象，而是社會學現象。
這一點值得商榷，米利特小姐。但我還有別的問題想要求證：如果對權力頂端的追求和軍國主義是男權所崇尚的目標，那麼您如何解釋少數位於權力頂端的女性，比如像英國的伊麗莎白一世、俄國的凱瑟琳大帝、慈禧太后這樣冷酷無情而又好戰的女人呢？尤其是，如何解釋更為純粹的案例——聖女貞德，這樣一位並非通過提出思想，而是通過戰爭才名垂青史的女性呢？
前三個人的情況可以被理解為在登上權力巔峰之後，女性君主也無法消除王位所帶來的男權制意識形態。相反，即便是女性君主，也必須適應男權制度。此外，在我看來，歷史上所有的女性君主都是偉大的統治者，這一點很重要。不要忘記還有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和葡萄牙的伊莎貝拉女王，她們愛好和平、充滿智慧。她們能很好地證明，當一個女人被賦予最高權力時，她能和男人一樣成功，甚至比男人更成功。現在我們來談談聖女貞德，她是例外中的例外。聖女貞德是一名出色的女戰士，僅此而已。不能夠再對她進行過度解讀了：她是一個不識字的農家女。她的行為並不是因為渴望權力，而是因為渴望正義，為了正義，她在火刑柱上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而說到她沒有提過任何思想，卻能夠與那些偉大的掌權的女性相提並論的指控，讓我聯想到了剛才討論到的一點：從不存在女性的耶穌。我跟您打賭：如果耶穌是一個女人，就不會有人聽他的話了。在他所處的文化環境中，女性不可能扮演領導者的角色，也不會擁有追隨者。猶太文化是如此厭惡女人，用石頭砸死通姦的女人，而不是男人；女人在猶太文化中是如此被鄙視，以至於她們在月經期間都被看成被感染的骯髒生物。同樣的，佛教文化中應該也有類似的情結。更不用說在伊斯蘭教的穆罕默德身上，厭惡女性這一點肯定有更加明顯的體現。
米利特小姐，您剛才反覆地告訴我，文化也是一種基於父權制的發明，同時您向我表明，女性從來沒有反對過這樣的文化。這對我們女性來說是非常不利的。那麼，我們女性是否應該為亞馬遜時代存在的非父權制文化感到欣慰？
我不相信亞馬遜人的傳說。在我看來，這樣的說法也是父權制社會的發明，為了歌頌男權的勝利。我們沒有證據表明亞馬遜人真的存在，目前研究都沒有能確鑿地找到他們存在的痕跡。亞馬遜人的傳說帶來的唯一積極的因素是，通過他們的傳說，十九世紀的人類學家試圖論證母系社會曾經存在，因此父系社會並不是人類社會唯一可能的組織形式。而且，為了回答您關於文化的觀點，我傾向於相信，在史前時期，曾經存在一個與父權制社會完全無關的社會。也許是一個母系社會，也許是一個兩性平等的社會。
但後來這個社會就消失了。而每個結局都有其原因。只有找到原因之後，人們才能確定這件事物的存在是否合理。而為什麼在人類進化的某個階段，男性會佔據上風，獲得權力？是出於無端而起的邪念，還是某種特定的必要性，比如，為了確保物種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