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編，您好：
抱歉，我寫不出您要求的文章。要寫出一篇文章，你必須頭腦清醒，必須先想清楚，而今天早上，我根本無法思考。我無法保持清醒：因為我太高興了。我興奮得一塌糊塗。昨晚，就在統計票數的時候，我還在趕來羅馬的路上，一下火車，我感到不知所措，之前在火車上，我對正在發生的事一無所知，因為這列車沒有在任何車站停靠。上帝啊，這是一趟多麼漫長、痛苦、艱辛的旅程。但終於，火車到站了，我下了車，知道了這個訊息。這樣的喜悅如此巨大，以至於我喜極而泣。我就站在那個地方，在站臺上，在所有人的面前。我已經三十年沒有高興地哭過了，自1944年以來就再也沒有過：那一次是我得知我父親被卡里塔團伙的法西斯分子逮捕、折磨……但他沒有被槍斃，或許他們的目的不是要槍斃他。您要理解我，此刻的我就像那天的我一樣迷茫，我告訴自己，我的父親……我是說，自由的精神，在義大利，還沒有被消滅；此刻的我眼含熱淚，告訴自己，我們並不像想象中那樣愚蠢，我們並不像想象中的那樣無知，我們並不像想象中的那樣不成熟。在時機到了的時候，我們也有能力說「不」，在四百年之後，我們也有能力進行自己的改革。
因為我一直認為我們無法成功。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以來，我內心一直聽到一個聲音，它反覆地告訴我：抗爭只是徒勞，還不如一槍來的痛快。這個聲音如此讓人焦躁，以至於當時如果有人湊在耳邊安慰我說「你錯了」，我都只能傷心地搖搖頭。如果有人鼓勵我「你要抱有希望」，我也就只能苦笑。我告訴自己，陷入幻想是幼稚的：我的民族並不是一個偽善的民族，也並非反宗教改革的民族，對嗎？而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不也是這樣想的嗎？從共產主義者到自由主義者，從社會主義者到共和主義者。我曾經就很多事件採訪過他們，而當我把話題滑向公投的時候，他們就只會說著漂亮話，然後讓我關閉錄音機，湊近我的耳朵，憤怒地說：「等著瞧，會出問題的。教會太強大了，還有南方問題，然後還有婦女問題，例如移民的妻子如何處理。我們有五百萬移民，所以大約有五百萬個丈夫會擔心自己的妻子離開他們，嫁給外國人。他們中只有婦女才會投票贊成。」而婦女總是被低估，總是被侮辱，總是被指控。而我，當自己被冤枉的時候，一定會大喊：該死的——一出生我就是個女人！今天，我為自己是生在義大利的一名女性感到自豪。我還想補充一點，我不是民族主義者，我從不在意護照、國旗以及祖國的概念：但今天我很高興我是一個義大利女人。在離開火車站的路上，我打的第一個電話，你知道是什麼電話嗎？我打到了紐約，打給一個美國人，因為有一天晚上，他在第55街的一家餐館裡嘲笑了我，他說現在都1974年了，義大利還在討論離婚是否合法的問題，而且一個人還可能因為性別為女，就失去離婚的權利。昨天電話裡，我告訴他：「我想告訴你，作為一個義大利女人，我感到非常自豪。」我打的第二通電話，與第一個類似，打給了倫敦的一位英國記者：他曾對義大利式的公投頗有微詞。他把義大利的公投定義為怪誕、荒謬的行為，而我卻無法為自己的祖國辯護。我也不想這樣做，因為我比他更清楚義大利的公投有多荒唐和荒謬，我也明白，作為一個義大利人確實無法逃過他的嘲笑和諷刺。要用同樣的文明和自由來捍衛一項民法，這讓我很羞愧。反對廢除離婚不就成了一種反法西斯的方式嗎？
而現在，我為曾經那個感到羞愧的自己而感到羞愧，也就是說，我羞愧於當初那個對祖國不夠有信心的自己。我想知道我對義大利的這種不信任是怎麼來的。因為我們的失敗和屈辱的歷史？因為我們長期以來的不幸，使我習慣於對它持悲觀的態度？因為一種迷信，導致我們出於迷信而自欺欺人？還是因為這個國家過早的老齡化？法案成功地通過，也使得我輸了五萬里拉的賭注給我的小妹妹伊麗莎白，她今年十二歲。她之前總是跟我說：「等著瞧，我們會贏的」。我卻不相信：「為什麼，伊麗莎貝塔？」她說：「因為人們又不蠢。如果這件事情是正確的，人們就會支援，不是嗎？」我昨晚也給伊麗莎白打了電話。我告訴她：「我欠你五萬里拉，伊麗莎貝塔。而且我心甘情願輸給你，因為你比我聰明。」然後，我和我父親聊了一會兒，我跟他說我激動得哭了。他回答說：「我的感覺和三十年前一樣。在義大利，每隔三十年，民眾就要感受一次上刑場的刺激，這真是太遺憾了。」接著，我還與我母親聊了聊，但她過了好久才過來接電話，因為我打電話時，她正在大門口跟送奶工寒暄。送奶工跟我母親說，她的婆婆投了反對票，她的婆婆每天早上都去做彌撒。除了她的婆婆，對面別墅的先生也投了反對票。他是個反共分子，選舉時還投票給了自由黨，1946年，在共和國的公投中，他投票支援君主制。我幾乎是怒吼著問她：「媽媽，你不知道都有誰投了贊成票嗎？畢竟有一千三百萬張贊成票呢！」媽媽說：「你看吧，我認識的人都是像聖伊拉里奧教區的牧師，還有前法西斯領導人的遺孀這樣的人。」
或許是我跟不上國內的時事，因為最近這些日子，我並不在義大利，我在紐約。在那兒，我被美國人取笑，他們說義大利企圖想把腳放進歐洲，頭卻泡在沖刷著利比亞海岸的地中海里。我週五上午才從紐約回來，為了在人民廣場舉行的大集會，在那裡見證了南尼、拉馬爾法(lamalfa)、帕裡(parri)、馬拉戈迪(malagodi)和薩拉加特(saragat)的演講。這場集會一方面讓我興奮，另一方面又讓我感到有些傷感。因為這場集會確實辦得很好，的確，看到那些為自由奮鬥了一輩子的前輩們重聚在一起，感覺就像回到了國家解放委員會的時代，看著他們，彷彿回到了那個確信可以創造一個更公平、更先進的世界的時代，因為法西斯主義已經被打敗了。感覺就像回到了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時代，看著他們，彷彿回到了那個確信可以創造一個更公平、更先進的世界的時代，因為法西斯主義已經被打敗了。但令我傷感的是，其實法西斯主義在義大利並沒有被完全打敗，為了與之鬥爭，這些七八十歲的老人仍然在奔走吶喊，在馬梅利國歌裡站上講臺。據傳聞，集會廣場上混入了一些極右派組織「missini」和「新秩序」的成員，他們決心挑釁，預謀向集會人群扔炸彈。忽然，擴音器讓安保人員包圍講臺，我心痛而憤怒地看著那些風度翩翩的老者被擠在保鏢中間。在二十九年的民主之後，我們竟然還必須以這樣的方式來保護正義者的安全？
我從羅馬直接去了鄉下，我的家人在那裡過週末。在這裡，發生了一件小插曲，使得我產生了一絲樂觀情緒。為了我們在鄉下的房子保持乾淨整潔，我們找了村民內拉幫忙。她是當地的一個農民，對教會和教區神父非常忠誠。她是牧師的信徒，一有空就跑去做彌撒，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她甚至覺得左派都是些會吃人的怪物，蘸芥末醬生吃小孩兒那種。我們中沒有人懷疑過她會投贊成票。但星期六上午，她邀請我去看她剛出生的孫子，我問她什麼時候出去投票，什麼時候去投贊成票。她抬起兩隻忿忿不平的眼睛，對我說：「贊成票？我、我丈夫、我女兒和我女婿都不會投贊成票！」隨後是一陣沉默，就像她之前跟我們說尊貴的範法尼先生要和一個離婚多次的女人結婚時那樣。然後我結結巴巴地說：「真的嗎，內拉？但誰告訴你要投反對票的？」內拉說：「牧師。」「牧師！？」「怎麼啦，牧師的母親也會投反對票，還有他的四個兄弟也是。神父經常跟我們說：反對那些別人可能會需要的權利是不正確的。你們懂我的意思，對吧？記得投反對票。」好吧，我們村的牧師很年輕，穿的是長褲，從不穿袍子。但在隔壁村子裡，有一個穿著長袍的老牧師，他總是利用神職來勒索信徒。「那在拉摩爾呢，內拉？那裡的牧師是不是告訴人們要投贊成票呢？」「沒錯。但是上個禮拜天，當他這樣說時，每個人都沒給他好臉色。管好您自己的事吧，神父。拉摩爾的社會主義者，你知道的，都是些眼睛裡揉不得沙子的人。」
除了這件事給我帶來的一絲樂觀以外，希望也來自其他方面，例如，從共產主義者們所進行的毛細血管式的、明智、文明的戰鬥中、在馬拉戈迪組織的集會中，他向他的選民們解釋說，被紅色政治力量所帶來的恐懼所牽制是可悲的，共產黨人與此有什麼關係呢，這關乎自由的權利。事實是，權力已經使像我這樣的人有了輸掉比賽的想法：我甚至無法考慮到，現在的年輕人已經明白自己想要什麼。我更多的是被這樣的想法所困擾：十八九歲，或者二十歲，當人已經足夠年紀結婚生子、甚至足以被送上戰場犧牲的時候，卻還沒有被賦予投票的權利。在義大利，投票的不是年輕人，而是神父和修女。他們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人，這一點我同意：看看我們村裡的牧師，還有那位在米蘭工作的年輕的修女，她裝作詢問如何摺疊選票，讓所有人看到她在「反對」一欄上用鉛筆勾畫的漂亮的一筆。然而，結婚和離婚與他們有什麼關係呢？無論他們有時如何幫助我們，我們勝利的真正原因，並不是這些善良的基督徒。在這裡我想說：我感謝範法尼(fanfani)，我感謝阿爾米蘭特(almirante)，我感謝加布里奧·隆巴爾迪(gabriolombardi)、公民委員會、高階主教團、missini組織的成員……感謝所有這些希望舉行公投的人。沒有他們，我們就不會知道我們已經不一樣了，我們已經成長了。我們不會知道義大利人也能夠做到：義大利人甚至可以選擇歐洲，甚至可以顯示自己的理性，甚至可以將一場關於公民權利的鬥爭以非政治化的形式提出，或以恰當的方式和合適的程度將這場鬥爭政治化。沒有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cromwell)，沒有法國大革命，換句話說，如果沒有流血革命，怎麼才能使法國社會成熟起來？即使在和平年代，為何也需要進行革命？當南尼說變革永不停止的時候，為何他是絕對正確的？我也不想做出天真的樣子：幸福能使人天真，甚至使人盲目。但有時，天真無邪的感覺真好。有時候，人們已經受夠了馬基雅維利。
請告訴我，這次公投讓我們損失了多少錢？九百億？好吧，儘管數額很大，但這樣的花銷也是值得的。而且，也許會讓人覺得很幼稚，我還是要坦白一個秘密：每當我去投票時，我總是很感動。即使由於候選人與他的政黨都不合我意，我只能不情願地去投票，但當我進入投票站時，我永遠不會忘記，為了這個瞬間，先行者們曾經遭受磨難，流血犧牲，為了這一刻，我們感受到死去的那些戰友們所獻出的生命的意義。在前幾次選舉中，我不想去投票，我的父母就一邊撫摸著我，一邊把我往外推著，說：「快點，你也去。為了那些死去的人，我們都要去投票。」好吧，上週日，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感動，就在我拿起選票的那一刻，我意識到我必須感謝範法尼、阿爾米蘭特、加布里奧·隆巴迪，還有那些大主教。這是一個如此簡單的選擇，我心中的決定也如此明確：沒有任何懷疑的餘地。我的手在「反對」上畫上了兩個如此驕傲的標記，以至於擔心我把紙戳破，還得再來一張。然後，當我把它交出去時，感到如鯁在喉，如坐針氈。我慌亂地尋找著我的包：「我剛剛把它放在這裡的啊，我把它弄丟了。」旁人目瞪口呆地指出，我的包就被我背在肩上。我根本笑不出來。後來，唯一能緩解我的情緒的事情是得知馬里奧叔叔和伊莫拉姑姑差一點為這件事情跑去坐牢。伊莫拉姑姑總是很健忘，在亭子裡給她丈夫打電話說：「馬里奧，我不記得了！我是不是投了反對票啊？」
您看到了吧，主編，我這狀態真的寫不出您要我寫的那篇文章。另外，我甚至還沒有完成您讓我做的採訪。可您知道我昨天晚上是怎麼度過的嗎？我在威尼託大街下了車，四處找出租，但由於沒有計程車，我只能攔住一個騎摩托車的人：「你能載我一程嗎？」「當然，你要去哪裡？」「我也不知道，就想去看看歡呼的人群。你呢？你要去哪裡？」「我去納沃納廣場。所有人都要去那裡，我們在那裡要開個派對。」「好吧，我們一起去納沃納廣場吧。」在半路上，他轉過身來：「你是那個寫文章的奧里亞娜嗎？」「是的，我就是那個寫文章的奧里亞娜。」「所以你投了反對票。」「我當然投了反對票。」「我也想投反對。但我投不了，我剛滿十八歲。」納沃納廣場上旗幟飄揚，歡呼的人群在這裡像花叢一樣綻放，他們中有大鬍子的男人，有衣冠不整的女孩兒。他們是否能夠意識到，如此多的喜悅，都歸功於週五晚上那些在人民廣場上振臂疾呼的老人，歸功於那些堅持自己立場的民間人士，歸功於那些帶著解放運動英勇無畏的精神堅持鬥爭的共產主義者，歸功於那些像內拉一樣投票的善良的基督徒，歸功於那些早在他們出生之前就為自由而犧牲的人。我並不知道。但在那一刻，這對我來說已經不重要了。我並不知道。但在那一刻，這對我來說已經不重要了。我甚至不屑於分析這場令我震撼的勝利，不屑於去解釋除了我在其中看到的和想看到的之外，它還意味著什麼：總是有時間來推理，來推翻，來發現即將到來的威脅。而人也有權利享受一點幸福。我對所有遇到的人報以微笑。然後，我微笑著回到摩托車上，和那個男孩一起，投入到雜亂無章的車流中，在十字路口歡快地按著喇叭，穿過舉著火炬的遊行隊伍，融入pci、pri、psi和psdi總部前的人群。但是，五十三萬八千一百五十六名投贊成票的羅馬人在哪裡呢？在格薩爾廣場（dc的兩個總部之一）和四河噴泉路（msi的總部），那裡只有黑暗和寂靜。騎摩托的男孩大聲喊道：「這裡太黑了，也聽不到聲音！」他不得不提高音量，因為風聲蓋住了他的音量，那股狂風將鼻子和耳朵都凍僵了。今天的風，把我的鼻子和耳朵都凍僵了。我已經有多少年沒有在風中騎摩托車了呢？也許從我的童年起、從我的夢想落空那天起。但今天，我的夢想重新被點燃，沒錯，過幾天我就會仔細考慮這個問題。
此致
敬禮
奧里亞娜·法拉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