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個暢所欲言的女人，一位當代女性，一個不畏懼今生磨難、也不害怕來世地獄的女人，當那篇採訪出現在《紳士》雜誌上時，連美國人都意識到了。她引起的轟動是如此「不可思議」，如此「令人不安」，如此「激起公憤」，以至於編輯們都感到不知所措，聞所未聞，他們不得不以一種開玩笑的方式乞求清教徒的寬恕，把一個美麗的中產階級家庭放在封面上：妻子、丈夫和八個孩子。封面上的妻子打扮成新娘的樣子，頭戴面紗，手拿百合；丈夫打扮成新郎，拿著一束白色康乃馨，蓄著小鬍子；孩子們穿著禮拜天去教堂的衣服，笑容滿面，看上去天真無邪，胖得像小豬。然而，在那期雜誌的第九十二頁上，她出現了：赤身裸體，瘦得像只羚羊。她一絲不掛地坐在書桌前，不知寫下了什麼無禮的東西。在第八十八頁，她沒有裸體，而是在床上，穿著睡衣，看起來既落魄又迷人。在其他頁面上，她的照片也依次出現：只穿著一條內褲，其他什麼都沒有穿；或是拿著一條几乎遮不住多少身體的大流蘇；最多是穿著晚禮服，但光著腳，失魂落魄地被躺在凌亂的床單上。這組照片的標題是：《裡佐眼中的馬蒂內利，因為只有他看得到她的隱私》。而訪談的題目是《義大利式的留宿》。採訪是這樣開始的：「威利和我一起在坦噶尼喀住了下來。」她說。「不，是在聖特羅佩。」他糾正她。「哦，是的。」她說，停頓了一下，幾乎是驚訝於自己竟然忘記了自己身在「聖特羅佩」。她接著說：「埃爾莎·馬蒂內利(elsamartinelli)坐在她的情人、攝影師威利·裡佐(willyrizzo)身邊，在中央公園的一家優雅的酒店的白色錦緞沙發上。」他接著她的話：「在第一夜之後，我們就決定永遠不分開。」「這都是他的決定。」埃爾莎說。「第一個夜晚就下了這個決定？」威利問道。「嗯，是第二個夜晚。」埃爾莎說。她繼續解釋道，對一個生在沒有離婚權的國家的女人來說，與她自認為第二任丈夫、在共和國檢察官面前卻是通姦共犯的男人生活在一起，是多麼困難。「在法國，他們不會對你做什麼，」艾爾莎說，「在一個法國的房間裡，你完全可以和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兩個男人和兩個女人，三個同性戀和一條狗，四條狗和一頭大象住在一起。」但在其他地方就不一樣了！在日本，有一次他們不願意給我們兩個相鄰的房間。我告訴他們：這不是睡在一起的問題，而是行李箱的問題。我和威利的東西被放在同一個箱子裡。但他們還是把我們分開了：一個在二樓，一個在四樓。除了暢所欲言之外，這個女人還很聰明；除了聰明之外，這個女人還很勇敢：由米莉開啟、芭芭拉·斯蒂爾在一週後繼續的關於當今婦女的道德和自由的討論，找到了正確的接棒手。
此外，我們不用看《紳士》雜誌就知道這一點：十五歲成名的她現在已經三十歲了。她曾經在羅馬做模特，在紐約做封面女郎，在好萊塢做演員。她曾作為沃爾特·奇亞里(walterchiari)的未婚妻被人議論；也曾與佛朗哥·曼奇內利·斯科蒂伯爵(contefrancomancinelliscotti)結婚，當過伯爵夫人；她在每一段關係結束時的那些爭吵、分居，都被我們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人們還關注過她義無反顧地投入對裡佐的愛情，關注過她被所有巴黎人所崇拜的世俗勝利，關注過她在電影行業的成功：她最新的電影《關於愛情》大獲好評。我們也知道，她過往的三十年、她的錯誤、她的古怪、她的悲傷、她的勢利和她的奢靡，都只為一個目的：從一個羅馬小女孩蛻變成有思想的成熟女人。她是八姐妹中最小的一個，對她而言，夢想的榮耀是從修修補補的拮据日常中艱難倖存並奇蹟般成就的。總之，她經歷過生活的谷底與巔峰。所以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她的講述值得一聽。以下就是她的故事。我們的訪談發生在巴黎，在她與裡佐在亨利·馬丁大道上的公寓裡。我們的對話持續了兩天，在餐桌上，在晚飯後，在早上我們喝咖啡的時候，在她為莫斯科的行程收拾行李時——她要去那裡參加吉爾伯特·貝考(gilbertbécaud)的獨奏會。換句話說，這是兩個朋友之間長時間聊天的記錄，我們的討論或多或少地達成了一致：所以，我不應該判斷馬蒂內利所說的是對還是錯。對她的評價取決於你們這些讀者。
奧里亞娜·法拉奇：雖然你是一個義大利人，但實際上你的生活半徑已經轉移到了巴黎；你出生在一個有八個姐妹的家庭，但擁有足夠的自由，以至於可以當著牧師或市長的面與一個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一起生活；你還是一個小女孩的母親，她將會在一個全新的世界裡做女人：這與我們系列訪談的主題高度吻合。那麼埃爾莎，我們就從最後一個細節開始談起。你是否或曾經因為生的是女孩而不是男孩而為她擔心過呢？你是否認為，如今女孩們的生活更加艱難，所以，最好生個男孩？
埃爾莎·馬蒂內利：一點也不會。而且這是一個原則問題，做女人不會也不應該比做男人差。誰還會對生女孩感到恐懼？現在，人們如果生了一個女孩，就會像過去生了一個男孩一樣高興、自豪：人們會因為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新生命是女孩而感到羞愧或失望的時代早已過去，那時候的人才會認為，自己的孩子是女孩這一點會讓自己顯得很悲慘；才會認為，太倒霉了，她怎麼生來就是一個女孩。除非父母是穆斯林，或者是遵循薩利克法傳承王位的君主，或者是關心家族姓氏和數十億家產繼承的大企業家。就個人而言，生女兒而不是生兒子，並不會因為這些原因而困擾我：我不是穆斯林，我不是波斯國王，我不是洛克菲勒。我也不會為其他的因素而擔心：教育或道德方面。我知道，在十六七歲時，我的女兒也會像我一樣做她想做的事：而我將發現這非常公平。養育女兒並不比養育兒子更困難，我所要做的只有兩個字，就是像我的父母對我那樣：真誠。十二歲的時候，我就非常清楚一個小孩是如何誕生的。有一天，我的女兒正要進我的房間，而我當時一絲不掛。我當時不得不迅速地作出決定：我應該讓她進來，還是鎖上門？我最後決定讓她進來：如果我把門關上，她反而會發揮想象，誰知道她想象出的東西會是什麼。相反，她親眼看到了，很簡單，自己的母親有兩個乳房，因為她是一個女人。她也知道了，她長大後也會有兩個乳房。而且，生命不會因為有兩個乳房而成為不幸。我並沒有因為有兩個乳房比男人遇到更多的阻礙。不是嗎？
是的，我也認為如今的人生對女性來說，甚至要比對男性容易得多。我知道，這可能聽上去像一個悖論，一句玩笑話。但我認為，如今女效能走的路，要比男效能走的路更多，她們有更多的選擇，更少的痛苦：所以我反而會更擔心生男孩，而不是生女孩。
毋庸置疑。如今，沒有什麼工作是女人不能或不知道如何承擔的：如果由我來指揮，我甚至會用女性出兵征戰。我發現，其實女人比男人更有效率、更決絕，比起男人，她們對身體上的痛苦更不敏感，而且在沒有人憐憫的情況下，她們更不容易失去理智。不僅如此：有事業的女性比男性更早確立自己的地位，因為她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比同樣年齡段的男性更成熟。十八歲的女性已經是一個成年人，而十八歲的男性還是個孩子，所以她們才能在二十五歲時獲得成功，最多不超過三十歲。另一方面，男人在四十歲之前很難或幾乎不可能獲得成就。不僅如此：一個沒有一技之長的男人很難找到工作。沒有一技之長的女人，卻總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至於道德禁忌，它們已經不存在了。我說的不是現代圈子或特權精英，我說的是所有人，店員、秘書、服務員，總之，那些在十五年前還對他們有道德宵禁的人，不再有富人的道德和窮人的道德。我和一個並非我丈夫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富人和窮人對此都無動於衷。
然而，仍然存在一個枷鎖：那就是處女膜的問題。我想說的是，這是唯一阻止女性擁有與男性同等自由的東西了。
不，絕對不是。我不認為今天的女性仍然還抱有「貞操」情結，或糾結於結婚時必須擁有「純潔」的身體這種無謂的事情。而且我甚至不認為我的女兒會想到這樣的問題：因為我自己就從來沒有過這樣的顧慮，我非常高興地放棄了處女身份，我感到非常欣慰。我反對這種枷鎖，而且我堅定地認為，如今的每個女人都應該反對這種枷鎖。不要在意少數人寫給報紙專欄的信，「我很絕望，我的男朋友要跟我‘試一試’」，「我很不安，我在車裡失去了我的第一次」。啊哈哈！絕大多數是那些保持沉默的人，而絕大多數人都比自己口中所形容的更加厲害：他們懂得控制生育的方法，在學校裡，老師們在課上企圖傳授「嬰兒不是像雞一樣通過孵蛋來創造」的知識，也會遭到他們的嘲笑。
換句話說，米莉說今天的年輕人，或者說今天的女性，遠沒有搖擺舞時代的女孩那麼自由大膽時，她說得並不對。然而，米莉所說的「假正經」確實存在。
當然存在，想想伊麗莎白·泰勒。她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女人，她每次戀愛都會結婚。她談了五次戀愛，我們當中誰沒有談五次戀愛呢，然而她卻在這五次戀愛之後，都選擇了婚姻，只為了在不斷變化的宗教環境、戰火紛飛的外部環境裡，生下合法的孩子，拖著這些孩子一起生活。她是一個真正的老式的女人。但是，除了像伊麗莎白·泰勒這樣的道德倡導者之外，毫無疑問，今天的女性比以前的人更加為所欲為。這一點從我們的談話的內容中可以得到證明。三十年前，誰可能問類似於你正在問的這些問題，誰又會給出類似於我正在給出的這些答案？我想看看米莉三十年前接受的採訪。在優雅、禮貌的外表下，她們隱藏了一切：從年齡到私生子。對我來說，所謂優雅和禮貌，就是要敢於直言，說到做到。比如他們打電話給我，問我是否真的已經三十歲了。就像他們在《紳士》的那篇報道中問我，我是不是真的因為沒有和威利·裡佐結婚而感到傷心。是的，先生們，我已經三十歲了，我應該說二十八歲嗎？不，先生們，我不為當不了裡佐夫人而傷心，我有必要為這種無稽之談而痛苦嗎？是的，我讀了你對米莉的那篇採訪，我覺得挺想哭的。因為米莉她不明白，在她的時代，暢所欲言的人是例外；而今，這卻變成了絕大多數。正如芭芭拉·斯蒂爾所說，今天，除了言論自由，沒有其他選擇，而在以前，言論自由反而要容易得多：只要剪掉長髮看上去像假小子那樣，或者通過成為克萊奧·德·梅羅德(cléodemérode)那樣的人物，獨自引人注目就可以了。但如今哪裡還有克萊奧·德·梅羅德那樣的人物呢？現在這個時代的人物，是像伊麗莎白·泰勒這樣選擇不停結婚的人，而不是那些不結婚的人。有數以百計、數以千計的現代人，都與我一樣，認為做自己是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以至於不必特意做一些事情去展現自我。他們有什麼理由特地去做呢？他如今都是坦蕩自由的，這從他們的父母那一代人就開始了。我母親快七十歲了，她說話的方式跟我一樣。
說到我們的父母，是我們改變了他們。我們引導他們接受了新的現實。他們原來不是這樣的。他們觀察了我們的言行，埃爾莎，他們曾經推崇著與我們這一代不一樣的東西，在我們十四五歲的時候，我們和他們之間有一堵牆。
這堵牆今天還是存在，以後也不會消失。那是一堵關於自尊的牆，一堵關於羞恥的牆，並不是障礙，也不是敵意：如果沒有我們父母的支援，我們就不可能自由成長。當我決定去紐約做封面女郎時，我才十五歲。而我父親眼睛都沒眨一下，就接受了這個新事物，他鼓勵我在紐約獨立地生活。而且他從未離開過羅馬，我的父親，我和他之間有很大的年齡差距。當我的女兒十七歲的時候，我四十歲，我更容易能理解她。而對我的父親來說，當我十五歲時，他已經開始變老了，這就很不容易了，但是他懂我。他也能理解我的母親，這個一手帶大了八個孩子的女人，一個典型的叛逆型性格的女人，從未抱怨過自己生了八個女孩，而不是八個男孩，相反，她幫助我們找工作，安排我的生活。她總說，是我們使他們適應了新時代，而且很順利。但他們適應的方式非常好，他們適應了飛機，適應了新的道德準則，如果我們不聽話，他們從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我們。你在對芭芭拉的採訪中說，他們把對地獄的恐懼傳承給了我們：這是天主教教育所帶來的滯礙。我不確定自己是否同意這個說法。他們送我們去教堂，讓我們在晚上做禱告，但我們每個人都從中得到了有益的教誨，這讓我相信魔鬼的乾草叉不會刺傷我們，邪惡的炭火也不會灼傷我們的智慧。
然而，要想創造出這種鎧甲，這種太空服一樣的保護層並不容易；而且我們多多少少還是被灼傷了的，埃爾莎。畢竟，這是合情合理的。他們在支援我們的過程中，比我們感受到了更多的痛苦，因為他們支援了我們；我們對他們的感恩永遠不夠，我同意。那麼，又說回我們這個時代的道德問題。當惡趣味佔據上風時，我們的道德規範就會動搖，例如，像米莉所譴責的那樣：如今，非婚生子不再像三十年前被小心地隱藏，而是被廣而告之的惡趣味。
我最尊敬和最佩服的女人是凱瑟琳·德納芙(catherinedeneuve)。她很有品位，也是一個非常文明的女人。她的文明恰恰體現在她沒有隱藏她的兒子：她把他大方地帶到所有人面前。當瓦迪姆先生不願意娶她時，儘管他本可以，她仍然保持冷靜，毫無愧色。我想米莉不喜歡她這樣的人物。但如果我丈夫沒有娶我，我也會像凱瑟琳·德納芙那樣做。結婚不在我的計劃之內，也不是我的願望。有一天早上我醒來，當時我和佛朗哥的關係已經持續了兩年，我明白我懷孕了。我平靜地先把這個訊息告訴了我母親，然後告訴了他。聽到這個訊息，我母親眼睛都沒眨一下，而他的反應是：我們結婚吧。就算他當時的回答是「你自己留著這個孩子吧」，我也會留著這個孩子；我甚至沒有想過不去生下這個孩子，我生這個孩子的時機已經成熟。但我不是為了避免醜聞而結婚，我結婚是因為我們都愛著對方。我們的愛情是偉大的，我感謝上帝讓我擁有了這份偉大的愛情，那四年仍然是我生命中最美麗的時光，我一刻也不後悔，即使這段婚姻以這種方式結束。我不會後悔成為一個單親媽媽，並且向所有人坦白這一點：一個女人是否結婚，不再是她把孩子帶到世界上的必要條件。
在我的採訪中，芭芭拉·斯蒂爾說非婚生子是不公平的。或者說：她認為這對女人來說是公平的，但對孩子來說並不公平。她說，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長大後會有理由恨他的母親，除她之外，還有很多人這樣想：總之，他們認為我們沒有權利這樣做。
他們真有意思。如果我們要把這個孩子藏起來，我們確實沒有這個權利：但如果我們把這個孩子放在世界的眼前，用愛把他養大，不缺任何東西，我們為什麼沒有這個權利呢？在我看來，不能滿足孩子基本的生活需要、讓他吃不飽穿不暖的人，確實沒有這個權利。一個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小孩，是的，有權利責備他的父母。一個沒有鞋子和麵包的孩子，是的，他可以責罵他的父母。但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並沒有這個權利去指責。每個現代女性現在都明白這一點；如果說有誰不明白這個道理，那就是男性。因為這就是今天的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女人已經成長了，而男人還沒有。女人已經向前走了一步，而男人卻還在後面看著。
確實已經向前走了一步，但埃爾莎，這往前的一步也有男性的配合。他們所提供的配合的重要性堪比我們父母給予的支援。是男性接受了女性進入職業領域，也是男性投票通過了給女性的投票權、給女性平等的社會地位、給我們性自由的權利。
不，我遇到的大多數男人都對我的自由和獨立感到惱火。如果有他們提供過任何幫助，那也是在女性的要求之下：她們找上了門，他們不得以才給予的幫助。黑人的遭遇也是如此。如果說白人幫助了黑人的進步，那是因為黑人的反抗，並強烈要求如此；而不是因為白人突然意識到黑人應該與白人平起平坐。相信我：男人已經被拋在後面。他們在性方面也如此。例如，他們沒有理解，現在是女人在征服男人，是女人在選擇男人，是女人在掌握主動權。在我的上一部電影中，就是根據司湯達的《關於愛情》改編的那部，有一個小插曲。這部影片在義大利上映時用了《冷漠的靈魂》作片名。裡面有一幕，當男人和女人走到酒店，站在門前時，女人讓到一邊，給男人讓路，讓他先進去。馬里奧·索爾達蒂(mariosoldati)將此看作一個致命的姿態：證明局勢已經逆轉。好吧，這個姿態書裡沒有寫，也不在劇本里，是我自發地想到的；因為，是這個女人掌握了主動權，是她征服了這個男人，在我看來，她應該是那個讓他先過去的人，這是合乎邏輯的：她是那個保護著他的人。還有時間方面：男人沒有時間觀念。比如，他們如果遲到還會以開庭為藉口，但他們還沒有意識到：如今這個藉口是不合時宜的，現在開庭只需要十分鐘就可以知道判決結果。開會也是如此，決定任何事都是如此。如今的一切都是快節奏的，甚至是一段感情的確立。兩個人可以很快就結婚，不需要在訂婚之後等待多年（出於經濟原因，因為女方也在工作，所以很快就能置辦房子，這裡是對米莉的回答）。他們也會很快地愛上了對方，他們……
他們同樣也會很快地背叛彼此，還有這一點，埃爾莎，還有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