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著他，在槍響之後向後倒著，慢慢地滑下汽車座椅，這一切就這麼發生，就在她旁邊。在車內，前一分鐘他還活著，對人群揮手致意，笑著，而現在他就快死了，就在她旁邊，他的喉嚨和後腦勺被自動步槍的子彈刺穿，他的眼睛因驚訝和懷疑而睜得大大的，鮮血浸透了他的胸部，背部和整個身體，現在幾乎是冰涼的。然後，她撲向他，遮住他的身體，但一切為時已晚。他們看見她跳了起來，大叫：「哦，不！」她身上也沾滿了鮮血。1963年11月22日星期五下午十二點三十分，太陽照耀著達拉斯，這座得克薩斯州的城市因目睹了美利堅合眾國第三十五任總統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遇害而被載入史冊，就是這位總統，曾向我們承諾將和平維持至今。汽車在擁擠的街道上行駛，人行道上的人們歡呼雀躍，許多人甚至沒有聽到槍聲，因為伴隨著遊行隊伍的混亂，喧鬧和歡快，只有那麼一瞬間，也許只有她一個人意識到，意識到自己身邊這個男人正在死去：因為謀殺，年僅四十六歲六個月又六天。即使不是傑奎琳·肯尼迪，即使不是美國的第一夫人，美國的前第一夫人，都完全有理由驚恐萬分。看到他在自己眼前被害，而他就在她旁邊，坐在同一輛車裡，撫摸她的手臂，對她說些什麼，好好呼吸著；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裡，年輕，健康，幸運，充滿活力，充滿熱情，嘴唇微張，唇邊帶著笑。而現在，他已經死去，離開她了，就在她嫁給他十年之後。她失去了他，即使他不再有當年的魅力，即使習慣、尊重、情感、常規和欽佩在他們之間已經織成了一道不同於當初的那種令人興奮的溫柔紐帶。她的丈夫，那個與她生了兩個孩子的男人，她的伴侶，那個她指望著和他一起共度餘生的人，在她眼前逝去。就在三個多月前，當她剛出生的兒子去世時，孩子的父親，就是這個男人，還在她身邊，和她一起哭泣。即使他不是傑克·肯尼迪，即使他不是這個世界上兩個最有權勢、最受愛戴、最令人畏懼的人之一，也有理由保持沉默和沮喪。也有人為她的行為感到震撼，這位受人尊敬、萬眾敬仰的著名女士，這位野心勃勃、飽受爭議卻一直被效仿的女士，這位億萬富翁的女人，這位享有特權的女性。她的每一次冒險都一帆風順，就像她嫁的那個男人一樣，她同樣也擁有一切：美貌，財富，威望，榮耀，孩子，愛情，尊重。的確，我們很清楚，故去的人是最悲慘的。但更悲慘的是留下來的人。現在他被殺了，剩下的不僅僅是我們；我們帶著各種懷疑、恐懼、無助和不安，還有她，她也留下了。他曾經的妻子，一位備受矚目，也遭無數人妒忌的女人。
在紐約，天很冷，街道上的燈都熄滅了，酒吧空無一人，揚聲器也寂然無聲。在紐約，就像在美國的任何其他城市或村莊一樣。在紐約，就像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一樣，成千上萬沉默地站在人行道上的人，在他們的喉嚨裡，呼吸變得冰冷。人們的眼睛在潮溼的眼皮下變得模糊，閃閃發光。在那樣加倍的寒冷中，空氣是沉默的。但任何一個沉默的人都不會只想到華盛頓國會大廈圓形大廳下面那具長長的屍體，也不僅會想到將要發生的事情，它可能會發生，它可能會發生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現在肯尼迪去世了，就像一百年前亞伯拉罕·林肯去世一樣。有那麼一瞬間，至少每隔一段時間，人們就會想起她：在那一聲尖叫和淚水之後，她振作起來，把他的頭抱在懷裡，溫暖他，親吻他，緊緊地抱著他。汽車向公園醫院疾馳而去，到達，剎車，有人出來拿著擔架跑出來，用擔架將他抬進去；人群跟著擔架沿著通往外科手術室的走廊移動；急診室裡至少十個醫生等在那裡，在他的喉嚨附近開啟一個洞，試著讓他呼吸，再呼吸，然後開啟他的胸腔，揭開他的心房，試著讓他的心臟跳動，再跳動；接著，聽到有人的聲音說：「他死了。無能為力。」那一刻，離人們聽見她的一聲大喊「哦，不！」的那一刻，只過去了四十分鐘。四十分鐘，紐約，整個美國，整個世界都彷彿都冷卻、僵硬了，就像那具長長的屍體。十個絕望的外科醫生將它拆開，試圖把他活著還給我們，但只是徒勞。
人們貪婪地從報童的包裹裡面扯出一張張報紙，她那張破碎的、精疲力竭的臉再次浮現在人們眼前：那一刻被無情地拍了下來。她和她姐夫鮑勃站在一起，他甚至都沒有攙扶她，因為她不需要。他們站在新總統約翰遜身旁，在那架剛剛運回他那故去好友的棺材的飛機的見證下，後者戲劇性地宣誓就職。她俯身在棺材上，臉頰上不再流淚，嘴唇上還塗著口紅，頭髮梳得乾乾淨淨。但是這場悲劇改變了那乾枯的臉頰，改變了塗著口紅的嘴唇，還有那雙鎮定的眼睛，通通變成心碎的樣子。突然間，每個人都發現了，幾乎同時感覺到了自己愛她、欽佩她：這種感覺在那些總是嫉妒羨慕她的民眾心裡，似乎是第一次湧現。雖然許多人都愛肯尼迪，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愛傑奎琳。雖然許多人尊敬肯尼迪，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尊敬傑奎琳。通常，對她的恭維和奉承都是出於權宜之計，出於勢利、世俗或政治上的禮尚往來，並不總是出於真心。她不輸女演員的體形和容貌，她的優雅和她的衣品總是被人矚目；她的髮型、外套、妝容，以及驕傲的法國口音總是被人模仿；人們為她寫傳記，用最甜美的名字來命名，卻充斥著冰冷的言辭。他們刻薄地描述她：「這個女人的一生，就是為了到達她想達到的那種地位而不斷準備著。」他們譴責她：「她在巴黎買衣服，在義大利度假，使用正確而無用的措辭，只為了在外交場上，能不惜一切代價炫耀自己的優雅。」也許他們說得對，直到得克薩斯州那條街上槍聲響起的那一刻，她真的是這樣：一個極致的天后，對扮演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夫人的角色有著過分的追求，一個比明星更耀眼的人物的配偶。她是一個領袖，一個神話，一個未來。我們自己的未來，不僅僅是帽子、法國口音和義大利假期這麼簡單。
從世界這臺戲中，傑奎琳·肯尼迪的個人戲開始被勾勒出來：她是一個被人幻想出來的幸運兒。事實上，她總是被死亡所困擾：第一個兒子死於1954年，第二個兒子死於1956年，第三個兒子死於1963年，現在她丈夫也去世了。除了死亡，還有什麼我們不知道的？比如，她的丈夫付出過多少努力與辛勞，她也付出了同等的努力和辛勞；比如，她丈夫肩負著多麼大的責任與負擔，她的身上也就肩負了同等的責任與負擔。1960年，埃利奧諾·羅斯福對她說：「親愛的，你很快就會知道，當你的男人成為總統時，你就至少失去了四分之三個丈夫。」埃利奧諾·羅斯福所說的留給她的那最後四分之一個丈夫，也被一槍打中了喉嚨。她那個太年輕、太英俊、太聰明、也太重要的丈夫，從來不做任何事來避免自己喉嚨中槍的可能性，而且他總是坐著敞篷車旅行，總是和人群混在一起，總是避開保鏢的身影，有時甚至一個人走進電影院看彩色電影，就像一些賭徒總是喜歡把一切都押在一切上，生命本身也是他們的賭注；或者像一些空中飛人從一個平臺飛到另一個平臺，從不屑於用安全網接住他們的墜落。是的，傑奎琳當然喜歡當總統夫人，但有理由懷疑，她其實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在乎。她會欣然放棄榮譽，她也會欣然滿足於一個富有女人的角色，她夏天在比亞里茨度假，冬天會去百慕大遊玩，秋天一定是在紐約或巴黎，只要她能負擔得起。或許，在第一次競選時，她所說的那句話是因為害怕，而不是輕率；也是因為本能，而不是突然想起，她說：「現在是好好玩耍、旅行、獨處的時候了，哦，政治！」她也為這場古老的戰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場名為政治的鬥爭，對那些參加這場戰爭的人來說，這是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這場戰爭裡犧牲的往往都不是熱血青年，而是耄耋老者，留下白頭寡婦。但他的頭髮還是棕色的，直到11月22日星期五凌晨一點，他一根白髮都沒有。
沒有人會夢見自己為一個寡婦哭泣，僅僅因為她是一個有名的女人，而一場刺殺使她更加有名。所有人也都有衡量輕重的能力，即使是有權勢的人、著名的人，也有權得到基督教的憐憫，因為憐憫教導我們要公平，正義要求我們為她感動。她無疑是個名女人，總是被奉承、褒獎、批評、模仿，她的任何冒險，都那麼輕易地到達終點，包括愛情。我們知道肯尼迪和傑奎琳結婚不是為了算計，不是權宜之計，而是因為他愛上了她，她也愛上了他。我們知道，這不是一個平淡無奇的愛情故事。他們相遇時，她是一名記者，他是一名參議員，她並沒有在找丈夫，她那時候已經訂婚了；他也不是在找妻子，他說自己不想結婚。也許他自認為不會成為總統，而她也根本沒想過他會成為總統。一位記者朋友查爾斯·巴特勒想讓他們互相認識，最終他成功了。他組織了一次情侶之夜，帶著自己的妻子，邀請肯尼迪和傑奎琳一同見面，而傑克（肯尼迪總統的另外一個名字）和潔姬（傑奎琳的暱稱）都不情願地接受了，他們或許都是出於禮貌。而見面之後，兩人之間立即建立起來的相互理解和吸引力使他們害怕。「我之前並不想的，」潔姬對她的一個朋友說，「但是，事實違背了我的意願，也許也違背了他的意願，從那天晚上開始，傑克出現在了我的生命中。」所以從那之後，他們開始經常見面。我們不介意想到，二十二歲的傑奎琳·布維爾——這個在奢侈、富貴與雍容中成長起來的女人，繼續從事一項她並不重視、也不需要的工作（「我掙的錢只夠坐計程車」，她說），只是為了遇見肯尼迪。事實上，她被任命為駐華盛頓的記者兼攝影師，負責一個叫《女孩調查》的小專欄。在國會大廳裡，那時還是布維耶小姐的她採訪了國會議員和參議員們，而肯尼迪從來沒有缺席過任何一次會議。當他開始因為一輪選舉而缺席時，布維耶小姐和參議員傑克已經非常瞭解對方，經常互通電話來填補了這一距離。「他每天給我打電話，一天打幾次電話，總是在酒吧裡，聽筒那邊還會傳來觥籌交錯的聲音。」她說，傑克是個糟糕的追求者。在婚宴上，潔姬向眾人展示了她在訂婚期間從他那裡收到的唯一一封信，上面寫著：「真可惜你沒有和我在一起。」
他們的婚禮在新港的聖瑪麗教堂舉行：傑克不情願地穿著西裝和馬甲，到場的賓客還被贈予了一把雨傘作為紀念。只能容納三百個人的小教堂裡擠進了七百多人，教堂外面還有四千人。「請大家可憐我吧，」傑克說，「我是不得不屈服於她，因為這個女孩有可能成為一名優秀的記者，從而威脅到我的政治生涯。」「請大家可憐我吧，」傑奎琳回答說，「這個男人連一束玫瑰花都沒給我買過。」他們倆性格開朗，風度翩翩，不墨守成規，不走尋常路。所以他們彼此相配，不僅僅是體現在審美上：他們都很喜歡書，喜歡聰明人的陪伴，喜歡認真的事情。有傳言說，他們本打算在選舉前離婚，老肯尼迪曾在災難發生之前警告過自己的兒媳，沒有人出來否認這些傳言，但他們並沒有分居，當肯尼迪獲勝時，美國和世界建立了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聯盟，這是之前的美國總統任期內從未有過的事。他們兩個看著對方的眼神是如此愉快，如此熱情，以至於沒有一對明星夫婦能夠與他們相提並論。至於她，幾個世紀以來，白宮不乏值得敬佩的中年女性，但是她們卻帶著深深的皺紋，在洗手間佈置可疑的裝置，習慣有點像鄉下人。看到她代替了之前的那些女士，對民眾來說似乎是一個奇蹟、一個出乎意料的禮物。在年輕人代替老人的近乎令人惱火的寓言中，他們是從天而降的、令人難以置信的人物。
然而，傑奎琳並不滿足於僅僅是一個裝飾性的角色。她的確是一個完美總統的完美妻子。他是美國人所說的「超自然男孩」，每分鐘能夠讀一千二百個字。而當他陷入這種狀態的時候，或許是在早餐的餐桌上，或許是在社交聚會上，只有她知道不去打擾他，如何諒解他。他過去常常全神貫注於讀一些他非常感興趣的報紙，或者研讀一本書，而忘記了他周圍的人。因此，也只有她——一個在好學校接受過良好教育的女孩，才能夠把注意力從她那古怪的丈夫身上移開，把他的注意力帶回自己身邊，這時他會從報紙上抬起頭來，對她喊道：「哦，聽聽這個！」因此，儘管發生了個人風波，但在重要的事情上，這對夫婦基本上達成了一致，建立了一種人們在白宮從未見過的東西，一種被所有人接受，甚至尊重的「複雜」。不久，波蘭華沙的《世界》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寫道：「潔姬的優雅外表，不僅表現在衣著的時尚中，還表現在她從不對任何種族抱有偏見的優秀品格，她開放的心態，她對藝術、文學、戲劇的興趣，以及通常被忽視的高智商。」在被稱為政治的戰爭中，尊重是一種非常罕見的東西：肯尼迪的敵人對肯尼迪的非凡尊重不僅歸功於他的聰明才智和力量，而且在一段時間內，也歸功於她的婚姻智慧。和傑克·肯尼迪這樣一個非凡的人在一起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在物質上與之比肩，也需要在思想上與之平等。但是，讓我們面對現實吧，她知道如何適應這些，她所做到的已經遠遠超過了體面和優雅。有了傑克，有了傑姬，白宮才不僅僅是一個家，而是成了一個政治符號、一個階級的榜樣。他們卻沒有在那裡住第二個四年，這是多麼可惜。多麼可惜，多麼罪惡，他們沒有能在那裡多住四年，一切都在本該結束之前倉促結束了：從倉庫裡射出的一槍，那裡甚至是用來裝書的倉庫。他生前是那麼喜愛看書，而如今，他冰冷的身體卻被放在了棺材裡。
在華盛頓的大圓形大廳裡，傑奎琳穿著血跡斑斑的袍子，回到屋子裡準備告別，收拾屬於他的東西：他的搖椅，他沉思的時候撓過鼻子或腦袋的鉛筆，他徒勞地用來收拾他那頭桀驁不馴的頭髮的梳子，他深色的雙排扣外套，每一件的價值都沒有超過一百四十美元，卻使他成為為數不多的衣著優雅的美國人之一。此外，還有一個在籌備中但不會再舉辦的派對，以及它帶來的深深的遺憾。三天後是他們的兒子約翰的生日，七天後是女兒卡羅琳的生日；他們為他籌劃了一個生日聚會，在公寓裡擺滿了蠟燭、裝飾品、花飾和禮物。沒有人想過要把這些藏起來或者扔掉，也沒有人思考過潔姬看到這一切時會不會心煩意亂。而她看著自己眼前的一切，就好像一巴掌打在了深深的傷口上。遠離外面的紛紛議論，我們不難想象她回來時的感受，她一定會回憶起那一段不同尋常的共同生活，溫柔又令人心碎：春天的阿卡普爾科，他們在那裡度蜜月，他穿著水手的衣服，他黝黑的臉龐總是少年模樣；還有那年夏天的梅里伍德，他拄著柺杖微笑著，同時忍受著脊椎手術帶來的病痛（某次踢足球時的意外受傷讓他在戰場上的傷口惡化了）；還有秋天的喬治敦，她報名參加了關於美國曆史的課程，因為她說與丈夫相比，自己還是太無知了：「當我聽到他在國會發言時，談論勞倫斯河問題，我就意識到了這一點。」她比那些苦難的人更討厭苦難，比那些受到冤屈的人更討厭不公，比那些受到壓迫的人更討厭奴役。
就像他的同胞們沉迷威士忌一樣，傑克對於書籍也是同樣痴迷。在那個幾乎所有人都筋疲力盡的國家裡，傑克總是不知疲倦。他的工作決定著全世界的命運，但下班之後，他還有時間畫畫，做運動，和孩子們一起玩，給他們細緻地解釋核動力系統，守護著他們長大後去火星一探究竟的夢想。傑克擁有少年般的精力，也有著老人般的智慧，這使他能夠去面對所有最危險的情況。他就是那個無所畏懼的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把他那健壯卻毫無盔甲保護著的身軀展示給三百六十五個可能的殺手。他是那個被所有人需要的人，本應該會在華盛頓這座宮殿一般的房子的二樓再住上四年。也許只是那該死的自動步槍瞄準錯了目標。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不去相信傑奎琳說的話：她寧願當時被瞄準的人是她自己，最後也是她中彈。作為一個女人，即使在最發人深省的災難面前，她也能面容優雅、舉止體面，也能說明這一點。而她的那一聲吶喊「哦，不！」也許她是唯一意識到他要死了的人。當汽車沿著擁擠的街道行駛時，人行道上的人都在鼓掌，人們甚至沒有聽到槍聲，有那麼一瞬間，也許他是唯一一個意識到自己快死了的人。
他走了，她不是不存在了嗎？這個世界將會永遠記得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他在四十六歲六個月零六天的時候，像亞伯拉罕·林肯一樣被謀殺。但是，這個世界將一點一點地不再去談論她，她將一點一點地被遺忘——被愛她的人，也被恨她的人所遺忘。而此時的白宮即將迎來一位新的女主人：一位四十九歲的女士，有一頭棕色的頭髮，敏捷的身體，羞澀的臉龐，總是有點膽怯的樣子。她有兩個女兒，一個十五歲，一個十二歲，一條叫小比格·約翰遜的狗。她擁有一家廣播電臺，是一個穿著高跟鞋和套頭毛衣的女商人，她喜歡學習俄語，說得也很好。她的朋友們都叫她伯德夫人，她叫伯德·約翰遜，是美國新總統林登·貝恩斯·約翰遜的妻子。和她丈夫一樣，伯德夫人也來自得克薩斯，她在得克薩斯州出生長大。這一切如同命運的玩笑，同樣在那裡，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在自己夫人的眼皮底下，在一次遊行中，光天化日之下被人開槍打死，就像在西部片中一樣。一場殺死了我們所有人的謀殺，一次深入美國人靈魂中的死亡。這就是為什麼紐約，為什麼整個美國，即使在夏日裡也寒冷如冬。所以，為了他，所有的燈都熄滅了。在紐約，在我們的心中，在我們的未來，從未見過如此的黑暗。但傑奎琳不會落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