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各個方面來說，她都是一個令人困惑的女人，非常不尋常。例如，你看著她，會覺得她很醜陋：她那乾枯又幹癟的臉上隱約可見地刻著早衰的皺紋；那紅色的鬈髮沿著肩膀散開，讓人想起了二十年前的時尚；那肌肉發達的小腿，還有那不成比例的軀幹，讓人覺得這似乎是男人才會有的樣子。然而，你再仔細端詳她，就發現她真的很美：她那透明、天使般的臉；那火焰般的頭髮，讓人想起十九世紀童話故事裡的女主人公；和諧、活潑的雙腿支撐著她那瘦弱而又柔韌的身體。你聽她說兩句話，你會認定，她是典型的蘇聯公民：像那些總是推崇職責，不脫離政黨正統觀念的無聊的人一樣。但你再仔細地聽聽她的話，你又會覺得，她是一個精緻的資產階級，就像沙皇時代晚期的女人。簡單地定義她，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她愛俄羅斯，也喜歡美國。她全身心地投入到舞蹈中，她以一種近乎修女般的嚴謹來崇拜舞蹈藝術，然而又為那些浮華的輕歌曼舞辯護，也經常光顧演奏爵士樂的夜總會。瞭解她，就是了解一個你不習慣的蘇聯：一個不再拒絕西方異端邪說，從美國採購糧食，並逐漸確信那不會讓人中毒的國家。在某種意義上，她象徵著這個更善良、更資產階級化的蘇聯。她就是瑪雅·米哈伊洛夫娜·普利塞茨卡婭(maiamichailovnaplissetskaja)，波斯奧大劇院的首席舞蹈家，或許也是全世界的首席舞蹈家：三十六年前出生於莫斯科，嫁給了音樂家斯德林。她來到了義大利，在這裡她和舞伴尼古拉·法德利察夫(nikolaifadeiecev)為斯卡拉大劇院獻上了兩個晚上的舞蹈。下面的採訪就是在這個機會下完成的。
我們的會面就發生在舞臺邊，當時她正在排練《天鵝湖》，就在她被授予列寧獎的那一天，列寧獎「對我們俄羅斯人來說，相當於諾貝爾獎和奧斯卡獎的總和」。無論我在這行裡遇到了多少人，我都不會忘記這位既漂亮又醜陋的女士，她用機智、笑意盈盈的眼睛盯著我，自然地伸出她的手，給予憐憫，又尋求同情。對一個對自己的榮耀有著充分認識的天后來說，給予憐憫與尋求同情這兩件事都不容易：但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讓相處變得容易的是赫魯曉夫的一張照片，這張照片刊登在一期《歐洲人》雜誌上，我正要給她看。這張照片是非常近距離的特寫，這位蘇聯總理的醜陋因此被凸顯，令人心驚膽戰，就像是一隻海豹被錯誤地剃掉了鬍子的尷尬：任何其他的俄羅斯人都可能會被冒犯。但是普利塞茨卡婭發出了一聲滑稽而歡樂的尖叫，叫來了她的舞伴，她的舞伴也高興地咯咯笑了起來。一個小時後，我們一起吃飯：我、她、法德利察夫，還有舞臺主管吉林蓋利(ghiringhelli)。瑪雅不會說義大利語，也不會法語或英語，我同樣不會說俄語。但在某些情況下，我們竟然不需要口譯員：也許那天下午的相處比晚上的談話更使我們能夠理解對方。我們用手勢和笑聲交流著。在手勢和笑聲中，她吃光了自己眼前所能吞下的一切，食量完全不輸給最健壯的那種女人：儘管她身高五英尺六英寸，但她的體重只有五十公斤，而且她不節食。飯後，她說她想去走走，用她那優雅、不可捉摸的步伐，那種只有舞者才有的步伐，穿過市中心的街道，把我們拖到大教堂前，在那裡，她踮起腳尖，神情恍惚。
她會在每一個祭壇、每一尊雕像、每一扇彩色玻璃窗前停下來，嘴裡經常重複「布拉格」和「華沙」這兩個名字，也許她的意思是，她在布拉格和華沙也見過如此美麗的教堂：事實上，我後來才知道，參觀教堂是她的愛好。在大教堂裡，許多人轉過身來看她：也許是被她火焰一般的長髮所吸引，也許是被她不尋常的氣質所吸引，就像不常聞到的香水一樣。參觀完大教堂後，她又開始行走：她跳了整整一個上午的舞，看起來卻很精神，就像剛從床上爬起來一樣；吉林蓋利和我已經被累垮了，法德利察夫也聽天由命地跟著她。她白皙的臉上帶著微笑，重複著「像原來一樣，像原來一樣」，這是她唯一知道的法語。她買了香水、肥皂，還有蜜餞，最後還說她打算買一些義大利唱片，那些在莫斯科找不到的唱片。於是我們走進一家唱片店，「這個行嗎？」吉林蓋利問她，拿了一張朱塞佩·迪·斯蒂法諾的唱片。「不錯。沒有。非常特別的漂亮。但不，不要。」瑪雅一邊說著含糊不清的義大利語，一邊搖著頭。「這個？」吉林蓋利又問，這次拿了瑪麗亞·卡拉斯(mariacallas)的唱片。「不錯。沒有。非常漂亮。不，不要。」瑪雅又一次搖頭。威爾第？不，不要。普契尼？不，不要。馬斯卡尼？不，不要。聖雷莫？對啊！買它！莫杜尼奧？對啊！買它！米娜？對啊！買它！這時候我才意識到，瑪雅所說的義大利唱片並不是指威爾第或普契尼，而是指米娜和莫杜尼奧。威爾第和普契尼的唱片已經把她莫斯科的公寓、鄉村的別墅都塞滿了，「世界上有伏特加，也有咖啡；有可口可樂，也有威士忌，我喜歡都嘗試一遍」。那日與我們同行的斯卡拉劇院的舞臺主管對此絕望不已，在感到文化受到玷汙的同時，花白的頭髮也被風吹亂，他憤慨萬分：「你們讓她買的這些玩意兒太可恥了」，「這讓我們看起來多麼愚蠢」，這位柴可夫斯基和普羅高菲夫的演奏者帶著一身的雨水頭也不回地離開了。
我們的採訪在斯卡拉大劇院進行，在舞臺佈景導演尼古拉·貝諾瓦(nicolabenois)的辦公室裡，他出生於俄羅斯，但是是米蘭人，所以充當了我們的翻譯。採訪持續了將近兩小時，儘管通過翻譯進行交流帶來了些許不便，但這場訪談是由她主導的，就像她在下午所表現出的那樣隨意、輕鬆。她的用詞就像用她的腿一樣：無所畏懼，毫不費力。也許這並不是一次聳人聽聞的採訪，在某些時刻聽起來更像是兩個朋友喝茶時的聊天。但這無疑是一幅真實的畫像，一幅藝術家的肖像，她熱愛自己的工作，就像熱愛自己的生活一樣，一幅最天真最坦率的女人的肖像。一個在各方面都令人困惑的女人，一位不尋常的女人。
奧里亞娜·法拉奇：這是我第一次採訪一位偉大的舞蹈家，或者應該說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舞蹈家，普利塞茨卡婭女士。這也是我第一次採訪一位蘇聯女性。首先，我們對您幾乎一無所知：我們對您個人的瞭解如此之少，真是不可思議。另外，我可能像其他人一樣，被許多陳詞濫調所困擾。一想到這些，我覺得有點尷尬，普利塞茨卡婭夫人，所以……
瑪雅·普利塞茨卡婭：然而，我非常開心，有這次機會與您交談。你們義大利人對文藝界明星的想法如此特別，這樣的好奇心有點讓人憤慨。我的意思是，我們國家也存在一些明星崇拜：當你離開劇院時，他們會等在那裡；在街上，他們也會認出你並攔住你；他們還會向你要簽名、騷擾你，這些都是一樣的。但他們從不問你與你個人直接相關的事情，而且……讓我們舉一個今天早上的例子。我正在睡覺，電話把我吵醒了。「普利塞茨卡婭夫人，」一個聲音說，「我們有訊息要告訴你。」「嗯。」我回答。「好訊息。」「好的。」我回答。「您獲得了列寧獎。」「謝謝你。」「您想說點什麼嗎，普利塞茨卡婭夫人？」「謝謝你。」說著我便放下了聽筒。也許他期待著我再做個演講，再給他爆料一個獨家秘密：但我只說了「謝謝」，就是這樣。然後我才想到了：天哪，你得獎了，瑪雅，天哪。您知道嗎？對我們俄羅斯人來說，列寧獎是一個非常大的榮譽，就像諾貝爾獎和奧斯卡獎加起來一樣，而且也意味著七千五百盧布的獎金。以義大利里拉為單位，那是多少錢？
我想，大約有五百五十萬里拉。
那諾貝爾獎有多少獎金呢？
這看情況：從兩千五百萬到三千萬不等。
太多了。五百五十萬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數目了，不是嗎？您想想看，如果我一個月賺五百盧布，換成義大利里拉是多少錢？
我想，大約三十五萬里拉。不多。我認為您應該賺得更多，普利塞茨卡婭夫人。
為什麼？藝術家在義大利的收入要高得多嗎？
是的，普利塞茨卡婭夫人，比這高很多很多。令人難以置信的多，比方說，幾百萬里拉。
他們憑什麼賺這麼多！？哦，不：我不相信。我認為這很荒唐。你看：在我看來，五百盧布是一個藝術家能掙到的最多的錢，也是你在俄羅斯能得到的最高工資。這對我來說已經足夠了。我不是一個很重視金錢的女人，我不沉迷於賺錢。您知道嗎？在俄羅斯也有一些人痴迷於賺錢，哦，是的，有的！有這樣的人存在。就像這裡，差不多一樣。但我不理解這件事，相信我：我跳舞不是為了錢。有了這麼多錢，我還能做什麼？如果我想買衣服，我買得起，如果我想買香水，我也買得起，再加上我在鄉下擁有一棟房子，周圍有一片漂亮的林地，我擁有一輛汽車，我在莫斯科市中心擁有一套公寓，現在我的存款差不多有七千五百盧布：我覺得自己是一個資本家。請注意，這套公寓並不大，只有三個房間帶衛生間。臥室、我丈夫的書房、我的練功房。保姆一會兒就能把整個屋子打掃乾淨。但是，呃……
那您很幸運啊，您還有保姆。
當然啦。保姆和司機，沒有他們，我怎麼能生活下去？像我這樣的職業女性不可能有時間去開車或打掃房子。在義大利難道沒有保姆嗎？或者，也許在義大利就像在美國一樣？在美國時，我感到很驚訝：就算你哭著哀求，你都找不到一個保姆。或者你有幸找到一個，她會開著凱迪拉克來，充滿了矯情和不屑，把你當敵人。如果你家沒有自動洗衣機，如果你沒有電視機，那就糟糕了，那麼她就會直接轉身離開。又坐上自己的凱迪拉克，開車離開。在義大利也是這樣嗎？
我們還是別聊這個話題了吧，普利塞茨卡婭夫人：否則讀者們會覺得這個採訪是我編的。這個話題就此打住，讓我們來聊聊您吧：普利塞茨卡婭，世界上最偉大的舞蹈家，每月只賺取三十五萬里拉。
但對於我來說，這已經足夠了，我剛才跟您說過。
我明白，對您來說足夠了。您一定不是為了賺這些錢才跳舞的。
對啊，當然不是了！我跳舞是因為……哦，說這些事情太尷尬了。說這種話會讓人聽起來很誇張，但是……你看……也許我應該從頭開始說。可以嗎？首先，我並不是出生在一個貧窮的家庭，比如說工人或農民家庭。我不知道為什麼每次談起蘇聯女性，人們都會想到一個出生在工人或農民家庭的女孩，好像每個俄羅斯人都是工人或農民。我出生在一箇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家庭，我的家人是資產階級：如果我可以說這個詞的話。
為什麼不呢？這又不是什麼髒話。
這當然不是髒話。之所以說資產階級是因為：我的父親是工程師，我的祖父是著名的牙醫，其他家人都是演員，畫家或舞蹈家。例如，我母親是一位偉大的電影演員，我母親的姐妹們也都是戲劇演員或大劇院的獨唱演員，我叔叔是一位著名的舞蹈家和編舞家，我們從來不缺錢，也從來不缺舒適的生活，從來不缺一個好的居住環境。所以從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起，就在那樣一個環境中成長。我還不到八歲，就被波斯奧劇院的舞蹈學校錄取了。舞蹈流淌在我的血液裡。十六歲的時候，我在《天鵝湖》中首次亮相，毫不費力地就獲得了成功。成功幾乎立刻就向我襲來，它就像是一種應得、正常的東西，我沒有大費周折地去得到它，也沒有過痛苦、掙扎。我為什麼要掙扎，為什麼要受苦？如果我做不到，我甚至都不用捱餓了。我會繼續做普利塞茨卡婭小姐，我有自己想要的一切：舒適的居所、蔽體的衣服和能夠養家餬口的工作。我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擁有這樣的成功，像我這一代的許多女性一樣，我很晚才成熟。然後，有一天，我不記得是怎麼做到的，也不記得是什麼時候做到的，我只意識到，我得到了成功，就需要回饋給他人。這些話說起來有點浮誇：對我來說，跳舞已經成為一種為他人服務的方式。幫他們忘掉煩惱，少一點悲傷，在我看來是這樣。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很傷心，或者遇到麻煩，我會聽一張好唱片，看一場電影，我會感覺好些。所以我想，當我跳舞的時候，我可以幫助人們感覺好一點，讓他們明白，除了他們的麻煩之外，還有一些美好的東西。也許我的這個想法，會被您嘲笑吧。
一點都不好笑。您讓我滿心欽佩。請繼續。
我在美國的時候，他們總是給我合同讓我簽約——相信我，那是一大筆錢。但我總是拒絕。並不是因為我不喜歡美國，我真的很喜歡美國，當你看到了美國的時候，整個世界看起來都變得更小了；而當你見識了紐約，所有其他的城市看起來都像一個小鎮。我拒絕（簽約），因為在那裡，我會讓自己被捲入他人的節奏。我知道，我會被對金錢的追求所吸引；我會失去對別人的愛，而那是我內心的一部分。那種一個月掙五百盧布就能讓你心甘情願奉獻自我的，對他人的愛。我在自己的祖國，也就是在俄羅斯，能夠去精心地呵護這份愛，因為在那裡我沒有受到誘惑。
所以我想問您，您是如何評價您的同胞努裡耶夫的，普利塞茨卡婭夫人。他似乎屈服於某些誘惑了。
我可以不回答這個問題嗎？
您當然可以不用回答，或者，您可以像很多俄羅斯人一樣，回答說，反正他也是個糟糕的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