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在街上遇見她而不知道她的身份時，你也許會以為，這是一位一大早就去做彌撒的慈祥老太太，她的口袋裡總是有一顆糖果，要送給碰見的小孩子。如果你跟她提起原子彈，她肯定會說：「耶穌！我還沒弄清楚那是什麼，我也不想知道。」她有一張非常甜美的臉，膚色淺白，胖乎乎的，架著一副近視眼鏡，銀色的髮絲溫柔地聚攏。她穿著老式的黑色衣服，聞起來有爽身粉的味道，總是彎著腰走路，表現得比她五十六歲的實際年齡要老得多，就像那些一大早就去做彌撒的老太太一樣。人們會認為，讓自己看上去更老是她的一種習慣，終究，她還是享受著變老的感覺。這樣，你以為就可以輕鬆自信地面對她，和她交談就很容易了。想想看，這是一個可以讓你告訴她你的麻煩、徵求她的意見的人。於是，你偷偷地坐在她面前，點上一支菸，甚至不用徵求她的同意。然後，你會立刻感到尷尬，羞愧難當，特別是當你發現，其實她更像當年那位讓你不及格的冷冰冰的希臘語老師，對你說著：「走開，小屁孩，你是個無知的人。」在近視鏡片後面，她的眼神堅硬，嚴謹自持。細看之下，她的臉龐是那樣的堅定，不會隨便給人建議。她的確是個老太太，但絕不是口袋裡有糖果的老太太。至於原子彈，她很清楚那是什麼。她還寫了三本書《原子在我家中：我與恩里科·費米的生活》《世界中的原子》《原子能史》。而她的丈夫，就是那個點燃火炬照亮前路的男人，他開啟了我們生活的時代，推動著我們的進步，也帶來了我們的恐懼。他是恩里科·費米(enricofermi)，而她是他的妻子勞拉·費米(laurafermi)——作家，演說家，學者。她來到義大利，發表一系列題為《美國文化生活中的歐洲學者們：歐羅巴獨裁者給美利堅的無價禮物》的演講。她已經遠離義大利長達二十五年：也就是說，她早已離開了羅馬，帶著丈夫和孩子去了美國定居。美國現在是她的祖國。她住在芝加哥，在一所充滿了她丈夫的記憶的房子裡，如果有人問她為什麼不回到她出生的地方，她會回答：「我和我丈夫本來想著，在法西斯倒臺後，我們就會回到那裡。後來，我們改變了主意。我問他為什麼，他告訴我，人不能從頭再來太多次。這確實是不可能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在恩里科死後也留在美國。在義大利，我不確定，我覺得自己會像個遊客。每次我來義大利，感覺所有事情都在向我招手，我的家也在向我招手。」事實上，他們的子女也都在美國：他們的兒子朱利奧是一個華盛頓的生物物理學家；他們的女兒內拉已經結婚，在芝加哥教藝術。對往事的回憶，以及他們的子女，讓她變得堅強。
對勞拉·費米的採訪是在都靈義大利文化協會總部進行的。約好的時間是四點鐘，時間一到，她就帶著不耐煩的神情準時抵達。五點半，她離開時，顯得更加不耐煩。這是一次奇怪的採訪：也許，由於我一開始提到的那個對她的誤解，導致了這是一次非常困難的採訪。例如，我一開始就告訴她，與費米的妻子談話給我帶來了多大的感動，而她相當乾脆地說道：「在我看來，您並不如自己所說的那樣缺乏自信。」我接著向她解釋說，我也是佛羅倫薩人，她也是佛羅倫薩人，她只說了一句「啊，是嗎？」整個過程中，她經常看手錶，責備我把她關得太久，說：「我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這個問題似乎不清楚。」我們的交談從墨索里尼開始，她寫過一本關於墨索里尼的書，之後我們就迷失在一段很長的交談中，在此不一一贅述了。當然，在關於這本書的交談最後，我們倆的意見終於達成了一致。接著，我們開始談論她和她的丈夫，這個話題就像一顆原子彈，讓我們之間好不容易達成的和諧瞬間破滅。因此，與其說這是一場對話，不如說這是一場爭論：兩代人之間的爭論，彼此不理解，也無法建立任何聯絡。我不想談論原子彈：因為我屬於可能遭受炸彈毀滅的那一代，而她屬於製造炸彈的那一代；我一直堅信我們不可能理解對方。但談論這件事是不可避免的，我恭敬地提問，她禮貌地回答，但我們最後都說了些可怕的話。無論你屬於年輕的一代或是年老的一代，都請將這篇訪談當作一篇悲傷的證詞：見證著今天的人們在判斷我們的過去和未來時，存在著多麼大的偏差。也因此，這篇採訪字裡行間也許充滿了彼此的痛苦和悲傷。
奧里亞娜·法拉奇：費米太太，我來到這裡的時候，有個問題一直在我的腦海中：您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其實，直到您丈夫去世之後，您才開始為人所知。比如，您已經寫了五六本書，都是在他去世之後寫的。又比如，您這些主題演講，也是在他去世之後才開始進行的。我知道，這是為了填補一個巨大的空虛，一個可怕的空虛，您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但這一切給我們描繪出一個無私奉獻的女人的形象，她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了一個男人，忘記了自己……
勞拉·費米：我做了一個妻子應該做的事。或者更確切地說，就像我那個時代的妻子所做的那樣。我活在我的時代。三四十年前，沒有人對這樣的事情感到驚訝。遇見恩里科時，我正在大學裡學習自然科學。我喜歡學習這件事，是的，但並不是說我對自然科學有著很大的興趣。我上大學時的想法是在那裡待上幾年，等待結婚，所以當恩里科對我說「你不必一定要完成學業」時，我沒有抗議。我只說，我還需要學習，但他回答說：「你有什麼需要學的，你需要它做什麼？」我同意，好吧。那是我那個時代的心態：如果一個女孩能嫁出去，那她就不需要畢業。我從來都不是女權主義者。在義大利，我不知道具體是什麼情況，但在美國，婦女總是抱怨她們沒有與男性平等，她們的工資比男性的工資低，等等。我不確定她們的抱怨是否有道理。我們女性步入了職場，但僱用一個女人比僱用一個男人更有風險。一旦生了孩子，當她的孩子生病時，女人就只能待在家裡。但她們想要帶薪假期，帶薪產假，還有這個和那個，直到她們關於平等的概念變成平等附加一些別的條件。但這是不對的，如果要實行平等，就必須取消附加條件。比如，取消吻手禮。還比如，不讓男人給你開門，如果你想要平等，你必須自己開啟這扇門。我……我……我不知道。我喜歡男人為我開門，親吻我的手。告訴我他很高興見到我。所以……
您的意思是，您從未後悔過，從來沒有為自己放棄學業、一生都活在丈夫的陰影中而後悔過？
有過，這當然讓我覺得很沉重。就像我們在洛斯阿拉摩斯的時候，那時候還在打仗，我丈夫在那裡造原子彈。在洛斯阿拉摩斯，他們鼓勵妻子們找工作，如果我有學位、文憑、專業，我可以做一些有趣的事情。相反，我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選擇了一個人所能做的最可笑的工作，一個「搬磚」的工作。您想象一下，一個擔任醫生的秘書的助理的人，該做什麼樣的工作吧。我當時的工作就差不多這樣：按字母順序排列員工檔案。您想象一下吧！現在我想來覺得好笑，但那時我真的笑不出來。另外，在那個地方，我總是最後一個得到訊息的人，他們從不告訴我任何事情，從不。
在您的一本書中，關於這個問題，您記下了一段很生動的插曲：在一次聚會上，每個人都在祝賀恩里科·費米，而您當時卻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祝賀他，是因為他發現了鏈式反應，但您甚至不知道他已經完成了這件事情，直到原子彈成功爆炸，您都一直不知道。您當時感覺被冒犯了嗎，夫人？
我為什麼要感覺被冒犯？當時戰爭正在進行著，這些按照規則都是需要保密的，阿拉摩斯堡的科學家們也都受到了保密規則的約束，所有人都與世隔絕，我們甚至不能有家庭電話。我可能覺得遺憾，惱火，卻沒有感覺被冒犯。嗯，惱怒，是這樣的：我在自己的家裡，我是女主人，但每個客人看起來都好像在參與著一個我不知道的重要秘密，而且……這當然不讓人愉快。但這是規則。總之，我從未向我丈夫抱怨過，我從未告訴他我很惱火，從來沒有。是的，我知道您在想什麼。想象一下：費米的妻子不知道他在做什麼。但您的判斷是從一個後來人的角度，非常主觀。
夫人，我並不是認為費米的妻子不知道費米在做什麼。其實我想到的是另外一點。
您說吧，告訴我。
就是人們無數次地跟您說過的那一點，夫人，也許您的付出並不值得。
當然值得，您有話直說吧。
好吧。我想到的是您的感受，還有您丈夫的感受，在廣島原子彈爆炸的那一天。
首先，當炸彈爆炸時，我們甚至不知道它造成了多大的破壞。那天我們都在洛斯阿拉摩斯，我們的第一反應是感到非常興奮，因為我們終於知道了秘密是什麼。特別是妻子、孩子們。他們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和父親做了什麼，為什麼有這麼多的神秘感，這麼多年過去，他們終於知道了，所以非常興奮。就這樣。是的，很興奮。然後他們開始知道有多少人因此而死亡，而且還有人不相信這個數字。但兩天後，傳來了戰爭結束的訊息，這平息了任何疑慮。戰爭已經結束。
是的，但要付出代價。
什麼代價不代價！像您這樣的人總是會這樣說。你們不考慮，如果沒有這項成功，戰爭會持續不知多久，日本是否會入侵，誰也不知道，那樣的後果又會帶來多少人死亡：也就是說，比十萬人多得多。所以代價是什麼，您說。您不會說的是，這個代價換來的，是避免了至少會持續十二個月昂貴的戰爭，至少避免了另外十萬人的死亡。
所以代價就是十萬個人的生命，夫人。十萬人葬身於一場大火中。我看不到這其中有任何仁慈。
但是，在那之前的東京，也是夜以繼日的戰火，早已經有不止十萬的平民因為戰爭而失去生命，在德國漢堡也同樣如此。但沒有人繼續說，沒有人記得。他們只記得是那一次爆炸導致了十萬人失去生命。您認為，如果戰爭繼續下去，而人們得知了，只需要一枚炸彈就能夠結束這場戰爭，只需要這一枚炸彈，就能結束，那麼，批判是否會更加溫和一些呢？您是以一種後來人的姿態在評判，非常主觀。
也許我的確是以一個後來人的姿態，夫人，但這是我的權利，每個人都有這個權利。在評判時，我也不否認暴行不是用數字來衡量的，死亡不是用重量來衡量的。有時候，十萬人的死亡比一百萬人的死亡更加沉重。在這種情況下，重要的不是數量，而是製造和使用了一種可以導致人類滅亡的武器，夫人。這值得讓人懷疑建造和使用它是不是錯誤的。
這只是你們年輕人的懷疑罷了。
不，費米夫人。這也是許多不年輕的人的疑問。例如，這也是對奧本海默的質疑。這是所有那些想弄明白科學是否與善惡相關的人的疑惑。
奧本海默……善與惡……請聽我說。奧本海默、我丈夫、勞倫斯與康普頓組成了科學小組，也就是說，他們是研發原子彈的小組。他們是為了軍隊製造的，所以軍隊會使用它，毫無疑問；軍隊不可能花大力氣建造了一種武器後就把它放在一邊，不是嗎？但當要使用炸彈的時候，他們四人也提出了應該如何使用它的問題，並建議在沙漠中進行演示：由所有國家的代表參加觀摩，包括俄羅斯人、日本人等。但在沙漠中，效果將不會那麼引人注目，他們打算在那裡引爆的並不是一顆炸彈，而是混合爆炸物。這甚至不能用於證明炸彈是否會起作用。因此，也許他們會把這些人都叫出來看一件不會爆炸的事物，會讓人們只是來見證一次他們的失敗。所以，他們認為在沙漠中實驗沒有必要，他們進一步研究，康普頓為此寫了一本書，最後得出結論：除了直接投放炸彈，沒有其他選擇。同時也考慮到戰術保密的因素。大家得出了一致的結論。奧本海默也包括在內。奧本海默反對建造氫彈，而不是反對原子彈。而如今對他們的質疑，都是後來人的觀點。
不是這樣的，夫人，不是這樣的。
沒錯，是的，就是這樣的。奧本海默……哦，你們這些年輕人！請繼續聽我說。氫彈在戰爭期間就已經在阿拉摩斯堡被討論了：愛德華·泰勒當時正在研發它。當戰爭結束時，俄羅斯也引爆了原子彈，而那時富克斯的間諜活動問題也暴露了，而且富克斯也知道氫彈的事實，政府向科學家徵求意見：是否應該研發這種新的毀滅性武器？像泰勒這些人認為一定要做。泰勒是匈牙利人，他們一直忌憚俄羅斯人，因為他說自己瞭解他們。但像奧本海默這樣的人拒絕了。而並不只有奧本海默一個人拒絕，還有很多科學家和他一起。有很多科學家都和他抱有同樣的態度，大部分的科學家，包括我丈夫也是。關於這一點，您可以在原子能總顧問委員會的報告中查證。我丈夫也是反對的，是的，但費曼不聽，堅持建造了氫彈。過了一段時間，俄羅斯人也建造了氫彈，我也想知道，到底是像泰勒這樣的人是正確的，還是像我丈夫和奧本海默這樣的人是正確的。
我不明白，夫人，我不知道。從政治角度來看，您很可能是對的。在科學上，也是如此。但這並不能彌補我所不理解的地方，也不能解答其他許多人的困惑。您難道不後悔，因為您丈夫的發現，導致了那顆炸彈的誕生嗎！？
不，我不後悔。我為什麼要後悔呢！？順便說一下，自然地，也合理地，這顆炸彈帶來了和平的發展。當然，費米他也沒有想到炸彈以這樣的方式被投放。戰爭爆發了，軍隊決定將費米的發現用於炸彈的製作。而費米也成功了，和其他人一起。當時是戰爭年代，說到戰爭，您太年輕，您不懂任何關於戰爭的事情。您想知道什麼？
算了吧，夫人：我見過戰爭，也近距離地見過戰爭。我對戰爭有很多瞭解。對於阿拉摩斯堡，我比您知道的更多。阿拉摩斯堡沒有發生過戰爭，這裡卻有過。而炸彈會被用於另一場戰爭的想法，讓我非常惱火，讓我感到想要逃離。
這是什麼話，我也反感再打仗，也反感使用炸彈。但您能做什麼呢？的確，費米他當然對此要負很多責任。1939年我們移民美國時，美國政府對原子研究的結果還抱有很多懷疑，那時候的科學家們不認為自己能去找美國總統，給他講一個連他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的故事，即原子能的釋放與使用，而費米是第一個邁出這一步的人。在世界舞臺上，原子能的釋放導致了長達十九年的冷戰，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相比，今天的我們就像身處1938年——慕尼黑之年，德奧合併之年，《種族法》出臺之年。但到今天，在1964年，我們比那時候平靜多了，而我們的平靜要歸功於原子能。比起1938年，現在的我們離戰爭要遠得多，這也要歸功於原子能。每個人都害怕它，所以他們不使用它。哦，你們年輕人中存在著巨大的思想混亂。你們在抱怨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