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女人是怎樣的一個人？她揹負著這樣的重擔，作為斯大林的女兒，或者更確切地說，作為斯大林唯一倖存的女兒。她在俄羅斯人和美國人開始和睦相處的時候，卻有勇氣或無意識地離開了俄羅斯，到美國去避難。這個女人也許是斯大林一生中唯一真正愛過的人，當然也是唯一見證過斯大林的溫柔和軟弱的人。她生長在對美國的仇恨中，是在那樣的背景之下接受的教育。然而，在1967年4月的一天，她卻跳著華爾茲來到了紐約，走到麥克風前用完美的英語喊道：「大家好！大家好，夥計們！我很高興來到這裡！」在一片歡欣鼓舞中，華盛頓當局緊張地屏住呼吸。「當然，如果我們認為，我們的客人是冷戰時期我們對手的棄子，舊時代意義上的逃兵，我們就不需要承擔這樣的責任。」前美國駐莫斯科大使、空降紐約事件的幕後推手喬治·凱南急忙說，「這種情況需要謹慎和剋制。最重要的是，在我們歷史的這一特定階段，現實要求我們擺脫冷戰的陳腐思想和概念，認識到一個新時代正在出現，在某些情況下，舊思維是不適用的。我們應該將這位女士看作一個獨立的成人，而不是她父親身份的延伸……」但與此同時，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的電話線路，像一盞過熱的燈一樣，忙碌著，燃燒著。在莫斯科，這位女士不僅拋下了她父親、母親和兩個兄弟的墳墓，也拋棄瞭如今在那裡被否定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和道德觀：她將自己的兩個孩子也留在了那裡。如今她的第一個兒子已經長大，他二十一歲了，還有一個妻子。她的第二個孩子是一個仍然需要母親的小女孩，她只有十七歲，那些照片讓她心煩意亂，她說：「我不知道，我不明白，媽媽明明很愛我們。我不知道，我不明白，媽媽為何從未告訴我們她的意圖。」所以，這個女人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外形上，她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我仔細觀察了她整整一個小時，感到有點無聊。她中等身材，不胖不瘦。有著結實的臀部，豐滿的乳房和健壯的肩膀，像是一個來自弗留利的農婦或是一個德國主婦的身材。那張臉是在大街上隨處可見的模樣，有點硬朗，偏男性化。臉頰上的皮膚被許多紅色的斑點遮蓋，呈現出一種凍傷後的深紫色。畢竟，那種從來不塗面霜或粉底的皮膚，一吹風或者吃錯東西，會立即暴露出各種問題。她的眉毛很粗，看上去她好像從來沒有拔掉過一根多餘的毛髮。她的睫毛稀疏，上面應該從來沒有塗過一滴睫毛膏。她的嘴上倒是潦草地塗了一點口紅，但不太好看。我想說，這張臉是一個學校老師的臉，她既不沉溺於自己的外表，也不關注他人的浮華。你必須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意識到，她的模樣與她父親的模樣如出一轍：額頭不高，塌鼻子，方臉長下巴，薄嘴唇，看上去有些刻薄的樣子，但她的牙齒卻很整齊很好看。然而，她與她父親最不相似的地方，就是那雙眼睛，她父親的眼睛裡是鋼鐵一樣的堅定，而在她的眼裡卻只剩下悲傷。我從沒見過像斯維特蘭娜·哈利路耶娃那樣悲傷的眼睛。那種悲傷感染著她的微笑，融入了她的每一個手勢；比如她把頭靠在一隻手上，像是在道歉的手勢；這種微笑也融入了她走路的方式：她佝僂著背，雙手疊放在胸前，就像那些老修女一樣。
她歲數不大，才四十二歲，但這更能說明問題。如今，很難再想象出她年輕漂亮的時候在克里姆林宮過著公主般的生活，享受著奉承、特權和榮譽，在她父親還當政的時候，無論他是國王還是共產主義者。想象她第一次結婚時婚禮的場景，她的新娘面紗是長二十米的銀紗；招待會上，被選中的人用末代沙皇的金盤子吃飯；那時候，莫斯科市面上唯一的香水就用了她的名字，叫做「斯維特蘭娜的呼吸」；當她飽餐一頓、開著一輛豪華轎車兜風時，卻有另外人被凍死、餓死。相反，如今就更容易想象她經歷的一系列的痛苦。她母親去世的那天，她八歲，他們告訴她，她死於闌尾炎，然後她明白他們騙了自己：她母親是自殺。苦難接踵而至：她的兄弟雅各布在戰爭期間死於納粹集中營的那天；他哥哥瓦西里酒後死於一場可能是謀殺的車禍的那天；他父親去世的那天，在一片憤怒中，全世界都鬆了一口氣，但她失去了父親：該死！就在那一天，赫魯曉夫冒了出來，譴責她父親是一個暴君，一個卑鄙的殺人犯，並開始了一個被稱為「去斯大林化」的過程；在她父親的防腐屍體被從陵墓裡移走，本來被擺在列寧的屍體旁邊，但沒過多久就被放進了一個棺材裡，埋在克里姆林宮的牆下，和其他人一起腐爛的那一天；在她被拒絕嫁給她所愛的男人的那一天，那個男人是她在工作的出版社當英語翻譯時認識的，那個叫做布里傑什·辛格(brijeshsingh)的印度共產主義者；她手裡拿著布里傑什的骨灰盒去印度，打算讓他隨風飄散在恆河上的那天；最後，還在她去新德里大使館報到回國的那天，時任大使是貝內迪克托夫(benediktov)，他現在失去了工作，貝內迪克托夫虐待她，用粗俗的語言挖苦她的素食習慣，說她白痴，罵她愚蠢。經歷了這一切，人是會變老的。在這種苦難中，一年相當於十年。她還會做出一些極端的決定，也許是自私的，因此是有矛盾的。比如，她拋棄了一個心碎的小女孩，後者哭著說：「我不知道，我不明白，媽媽是愛我們的。」關於她父親的記憶已然分崩離析，想想看，約瑟夫·斯大林並不是死在1953年，而是死在了1967年3月6日的那天上午，當他的女兒出現在美國駐新德里大使館，對一名震驚的海軍陸戰隊員說：「我是斯大林的女兒。」
在心理上，她有一種壓倒性的魅力。得回到幾個世紀前瑞典克里斯蒂娜女王的時代，才能找到與她類似的人。當然，她很聰明。一個平庸的人不會做到她所做的事。同時，她也是一個上流社會的知識分子。在大學裡，她很好地學習了馬克思主義，但也很好地學習了義大利文藝復興，她的學位論文不是關於黑格爾，而是關於馬基雅維利。她學法語是為了讀莫里哀，學德語是為了讀歌德，學英語是為了讀莎士比亞。她知道如何辨別喬託和契馬布埃的作品，也知道原子的分解是什麼。但比起她的智慧、她無可置疑的文化修養，她的性格更具有魅力，像一座在冰層之下沸騰著的火山。她看起來很有耐心，非常端莊。但請問義大利警方在羅馬都幹了些什麼好事，他們讓她錯過了去日內瓦的飛機。為了驅散記者，警察將她的同伴——中央情報局那個叫做雷爾的人——藏在一個房間裡，她則藏在另一個房間裡。他們本應在最後一分鐘分別登機，但義大利人是糟糕的組織者，最後雷爾登上飛機了，她卻沒有。旋梯已經放下，空姐正要關門，雷爾試圖制止他們，但機長堅持要按時起飛，儘管飛機上根本沒有斯維特拉娜的蹤跡。他們還是回到了旋梯上，雷爾跑了下去，跑去找她，但四處找不到。最終，他在一個倉庫裡發現了她：一個端著步槍計程車兵看守著她。她眼中瘋狂的憤怒，不僅讓士兵，甚至讓他手中步槍都顫抖不停。而且他沒有辦法讓她明白，這個錯誤是由於過度熱心造成的，所以她不得不禮貌地等待下一班飛機。他們不得不為她騰出一架空飛機。這鬧劇就在眼皮子底下發生，天吶。
她看起來很高冷，十分有自制力。但也請翻開她的情感傳記：她有過三個丈夫，她愛過很多其他男人，其中包括阿列克·謝卡普勒(alexikapler)，這位著名編劇被斯大林送去西伯利亞流放十餘年。她非常喜歡男人，相信愛情，有俄羅斯人那種肆無忌憚的浪漫主義，會一邊聽著小提琴、一邊看著那不勒斯的風景而哭泣。她從政治界徹底退出，難道不是出於對他們阻止患病的布里傑什回他的祖國度過最後時光的憎恨嗎？「我愛他，當他被剝奪這一權利時，我完全變了，我對在那之前我曾表現出極大寬容的事情，失去了所有的寬容。」而絕非因為宗教原因。在她男性化的面孔下面是一個家庭主婦的身體，燃燒著一種不被承認的性感，由一種非常微妙的女性氣質支撐著。請注意，她是如何靠在一個男同伴的手臂上，如何把自己交到支援她的另一個男性手中。你看了可能說，她總是需要一個男人來保護她，來愛撫她。我打賭，如果她不以最快的速度在美國結婚，或馬上捲入一些轟動性的愛情事件，我就割斷自己的喉嚨。
這聽起來很合理，如此充滿邏輯。也請試著想一想，她對上帝的迷茫尋找：在她身上有一種飛蛾撲火般的絕望感。神秘主義深深地影響著她，讓她投身於東正教。1962年5月，莫斯科大教堂。正是在那裡，尼古拉神父為她「按照她祖先的信仰」進行了洗禮。後來她遇到了布里傑什·辛格，離開了東正教，一頭扎進拉瑪克里希納和維韋克南達的印度教中。1964年夏以及1967年春，她前前後後在印度待了四個月，她被卡瑪·克里希納和維韋克南達所薰陶，總是穿著那種寡婦穿戴的白色紗麗去寺廟祈禱。她脫下紗麗，來到瑞士，見到了修道院一位默默無名的修女，便開始參加彌撒。她發現自己非常喜歡天主教，事實上，比起其他所有宗教，她更喜歡天主教。她來到了美國，開始與基督教科學會的一些人交談。突然間，修女對她的影響蒸發了，她又變成了對基督教科學會的信徒。簡而言之，即使在信仰的問題上，她也會被激情衝昏頭腦。眾所周知，激情是一種不會持續的感覺。她的下一個選擇將是什麼？一個精於業務的牧師可能就能夠成功誘導她吵著去見教皇。誰知道這是不是真的會發生。
她是一個會頭腦發熱的女人。衝動，不可預知。許多人仍會懷疑是美國人，也就是中情局，組織了她的叛逃。但最終，是她自己的決定就像她的一貫作風：源於一瞬間的衝動，在3月6日早上，也就是婦女節那天，蘇聯駐新德里大使館突然出現了很多混亂，被指派監視她的員工都在忙於其他事情，她回到自己的房間，把書的手稿放在一個袋子裡，叫了一輛計程車，幾分鐘後就到了美國大使館。美國人非常驚訝，不知道該從何做起。他們立即打電話給國務院，只為說明自己與蘇聯當局從未有過聯絡，說自己與此無關，「要清楚，我們是無辜的！」而蘇聯當局的反應是憤怒，而不是宣戰。
他們沒有提出正式抗議或威脅。相反，他們的回答給人的感覺是「拿去吧」，所以他們絲毫不介意把她交給美國人。由於她的姓氏、她的偏離，以及她的反叛，斯維特拉娜一直是一個令人尷尬的存在：對於極權主義政權，她這樣一個苦難的角色是多餘的。在那裡，像她一樣的人必須接受審判，被關進監獄，最後成為烈士，才可能獲得認可：這才是那裡應有的連鎖效應。那麼，如今就讓可憐的斯維特拉娜帶著她的戀父情結來到美國吧，畢竟美國人那麼喜歡研究弗洛伊德。這就是事實，而且很容易理解。然而，不被理解的事實是，在美國，斯維特拉娜卻深入了她的神學研究。也就是說，這是一個比任何其他社會都更像蘇聯社會的地方：唯物主義、集體主義，基本上是無神論的。「上帝已經死了嗎？」的口號就起源於此。這條標語被寫在牆上，寫在週刊的封面上，寫在會議的標題中，為了這些不存在的東西，宗教團體不得不花大價錢買下每天晚上電視臺間隔的廣告時間，加以宣傳。一個又一個老年婦女勤奮地穿針引線，認真地縫製著手中的東西，而她們又在縫製著什麼呢？旗幟，上面寫著「讓上帝仍存在於世間的訊息宣揚出去吧」。
而這就說到了逃亡到美國的斯維特拉娜。關於這一點，首先要說明的是，美國人已經瘋狂地愛上了她。是出於政治原因嗎？當然有。誰會愚昧無知到拒絕這樣的禮物。另一邊，政府也建議國會不要用不恰當的姿態去打擾她，比如叫她到反美活動委員會面前表態，這對任何想在這裡居住並有共產主義背景的人來說，都是很殘忍的。是出於歷史原因嗎？當然也有。因為這是一個非常慷慨的國家，它不顧一切地接納每個人，共產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佛教徒；也從未忘記自己是由難民、棄兒、移民組成的：除了原住民以外，每個人在美國都是外國人。然而，政治和歷史原因是其次。在現實中，斯維特拉娜受到美國人的歡迎，是因為她和他們一樣，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他們喜歡她，因為她不知道如何化妝，因為她穿得很不講究，因為她不會讓他們一看就有自卑感。基本上，美國人不會喜歡那些在肯尼迪機場從天而降的歐洲人，以及他們的批評，他們的審美，還有他們的不接地氣。美國人是一個由農民組成的民族，善於與農民相處；也是一個由沒有修養的冒險家組成的民族，善於與沒有修養的冒險家相處。斯維特拉娜的世故，是深層次的，也是隱蔽的。因此，在斯維特拉娜身上，他們看到了一個可能出生在俄亥俄州的農家女孩，一個善良的冒險家。
毫不奇怪，紐約言辭最激烈的專欄作家，吉米·佈雷斯林為她獻上了一首輓歌，題為《斯維特拉娜，新鮮的空氣》。歌詞裡唱道：「哦，看看她吧，再看看那些在第五大道上揮金如土的瘦小女人，那些穿著皮草和鑽石、戴著假髮和假睫毛、太陽鏡和迷你裙的女人，那些想看起來像崔姬的女人：她們的丈夫在摩天大樓裡工作，每天五點才能離開那個玻璃大樓，跑回家看電視，她們像鸚鵡一樣，給他們重複著在電視上聽到的內容；再看看她吧，這兩者之間的區別簡直天上地下……」毫無疑問，所有的報紙都重複著肯南對她的讚美之辭：「一個具有偉大價值的女人，勇敢、真誠、有才華、淳樸，但孤獨，被聳人聽聞的家庭所累……」毫無疑問，每隔五分鐘，就會有人來向你介紹，她可愛的名字是多麼貼切：斯維特拉娜來自「斯維特」，意思是「光明」，與「阿勒魯耶娃」，意思是「讚美上帝」。然而，他們卻從不提起，她把那個孤苦無依的女兒留在了莫斯科，還拋棄了自己的兒子，任由陷入困境的事實。當英格麗·褒曼離開好萊塢，與羅西里尼一起搬到義大利時，整個美國都炸開了鍋，人們像烏鴉一樣尖叫著質疑她、辱罵她。然而，對於斯維特拉娜卻無任何質疑。相反，他們認為她是一個無法與自己的子女取得聯絡的可憐母親，為她感到心碎，為她哭泣：俄羅斯人沒有傳給她女兒葉卡捷琳娜和兒子約瑟夫的電話號碼。他們說，斯維特拉娜並不是像褒曼一樣，為了羅西里尼而出走，她出走是為了拯救她的良心，為了寫自己的書。毋庸置疑的是，這本書將為她帶來至少一百萬美元，摺合六億三千萬里拉的稿費，不含稅，也不包括國外銷售：真是一個可憐的女人，斯維特拉娜。
讓我們繼續跟隨著她的故事，來到4月26日，星期三，紐約的皇冠假日酒店舉行的新聞釋出會上。下午兩點，會場上有五百名記者、攝影師，帶著他們的長槍短炮。每個人都要接受嚴格的身份審查，在入口處檢查他們的所有檔案，有時還要搜身，以防他們身上藏有炸彈、左輪手槍或刀子。所有記者的提問都需要事先提交書面的版本，前面寫上姓名、報刊名稱、國籍，然後交給會場的秘書，再由秘書們呈遞給律師。在場的人中，有幫助她主持新書版權售賣會的愛德華·格林鮑姆(edwardgreenbaum)，還有陪同斯維特拉娜從蘇黎世到紐約的艾倫·施瓦茨(alanschwartz)。為什麼他們都在？因為那場記者招待會將正好開一個小時，多一分鐘也不行，少一分鐘也不行，記者的提問也必須嚴格地限定在一個時間範圍之內。但這與時間無關。他們只是希望避免人們表現出過度的、令人尷尬的好奇心。正如之前他們對兩名蘇聯前僱員所做的那樣。
斯維特拉娜到了，帶著她那憂傷的笑容，穿著她那皺巴巴的藍色綢子衣服，還帶著那一臉的紅色斑點。她身邊的格林鮑姆，是個看起來很精明的老人，而一旁的施瓦茨，看起來是一個更精明的年輕人。她為攝影師擺出姿勢，侷促不安的樣子；她坐在話筒前，看上去也忐忑不已。她做了一個簡短的介紹性發言，有一瞬間，她看上去像是一個流亡的公主，儘管她說自己的感覺就像是女宇航員瓦倫蒂娜·泰瑞斯科娃的第一次飛行。與此同時，格林鮑姆挑選出了記者們可以問的問題：在三百個問題中，大約只有三十個。他把寫好的問題轉交給施瓦茨，施瓦茨讀給斯維特拉娜聽，她甚至不知道哪些問題被他們拒絕了。她只負責配合著回答，給出真誠而詳盡的答案。然而，格林鮑姆不時地向施瓦茨耳語，後者又向斯維特拉娜耳語，告訴她沒必要這麼詳盡，這麼誠懇：如果人們想知道更多，就去讀她的書。斯維特拉娜點點頭，答案變得更短。因為這本書現在的版權在哈珀與羅出版社手中，也在《生活》雜誌社和《紐約時報》的手中；這些報紙購買了連載權；也在處理這一交易的律師們手中。因為斯維特拉娜現在也是這個行業的一部分，她也成了待售的產品：就像這本書一樣，就像報紙、雜誌、廣播、電視上向我們宣傳的成千上萬的東西一樣。一旦這次會議結束，沒有人能夠採訪到她，甚至沒有人能夠接近她，她只屬於那些已經付費的人。
斯維特蘭娜住在她的翻譯普里西拉·麥克米倫(priscillamacmillan)的父親位於長島的家中，房子周圍的樹籬比克里姆林宮的城牆更高，環境非常私密。她的身影總是在私人保鏢的視線之中，就像大通曼哈頓銀行的保險箱一樣。當她外出購物時，私人保鏢們與麥克米倫家族的一名成員一起護送她。如果說在莫斯科，她的名字和她的身體屬於國家，那麼在紐約，她的名字和她的身體則屬於那些買她書的人。如果在莫斯科，她的名字意味著一個政治資本；在紐約，就意味著商業價格。如果說，莫斯科沒有教堂，但在紐約，所謂的教堂就是銀行。斯維特拉娜明白這些道理嗎？她當然明白。她絕不是吉米·佈雷斯林(jimmybreslin)所認為的那樣簡單的女人。儘管她告訴我，她在乎變成有錢人，她打算把錢捐給瑞士和印度兒童。然而，一切都讓我相信，她尋找上帝的旅程，完結在了華爾街的資本中。
這是一個多麼悲慘的女人。她的過去、她的現在、她的未來都是悲劇性的。我們可以預見到她的未來。會有這本三年前寫的書，它將像《聖經》一樣暢銷：講述著她與她父親的生活。人們會說，這本書很好看，她會是一位受歡迎的作家。然後會有下一本書，也就是她現在正在寫的那本書。第一本書或者第二本書，也許兩本都是，都會被他們拍成電影。那種可以想象的，持續兩三小時的大電影，在巨大的螢幕上上演的彩色片。而關於由她的書拍成的電影也會賺很多錢：因為從一開始，就包含著各種觸動大眾想象力的元素。第一個半小時：克里姆林宮的童年和青春期。第二個半小時：與法律教授格雷戈裡·莫羅佐夫(gregorimorozov)結婚和離婚，與斯大林的助手尤里·茲丹諾夫(yurizdanov)又一次結婚和離婚。第三個半小時：她父親的死亡，命運的改變，叛逃。第四個半小時：與那個印度人的戀情，他的逝世，她帶著他的骨灰去印度。結局：帶著對美好日子的嚮往，逃到美國，在皇冠假日酒店舉行新聞釋出會。至於主演，我想應該是英格麗·褒曼。褒曼看起來有點像她，儘管有的人認為黛博拉·科爾(deborahkerr)更合適。接著，在電影之後，他們會將她的故事排練成一部音樂劇。在百老匯，與芭芭拉·史翠珊(barbrastreisand)合作。在此期間，斯維特拉娜將與美國人結婚，取得美國公民身份，也會學會如何穿衣、梳頭和化妝，她會去拜訪教皇，會在瑞士購買別墅，並居住在那裡為了少交稅，而幽默大師將在《紐約客》上用激烈的漫畫攻擊她。這是一條無人能逃脫的定律，一條比西伯利亞的勞動營更殘酷的定律。但這不是斯維特拉娜的錯，也不會是美國人的錯，更不會是俄羅斯人的錯。這場鬧劇將會屬於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一個人們為電視上的各種商業廣告付費的時代，而廣告上還寫著：「讓上帝仍存在於世間的訊息宣揚出去吧」。在這個時代，作為一個個體生存於世，是不可能的，無論是出生在東方還是西方。因為一個個體不可能擁有真正的英雄主義，也不可能擁有那種叫做偉大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