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走到半山腰，阮籍聽到了真人的嘯聲，那聲音不像是一個人在嘯，而是幾支樂隊在合奏，整個山林與深谷彷彿都在呼應真人的嘯聲。
面對這個世界，沒什麼可說的，不如就一聲長嘯吧。
這位蘇門山真人究竟是什麼人物，史料記錄頗多歧異，甚至不能排除說是阮籍為了稱述自己的理想境界，把一個並沒多麼神奇的隱士誇張成這個樣子。
於是，阮籍就寫了《大人先生傳》。
在這篇文章裡，阮籍先借大人先生之口，嘲諷了當時的「君子」，把他們比作褲襠裡的蝨子，順著褲縫爬動就自以為精通禮法，餓了咬人一口就覺得享受無窮，但哪天把褲子一把火燒了，蝨子當然全部跟著完蛋。
然後大人先生又碰到一個隱士，隱士謬託知己，覺得自己的主張和大人先生相近，他痛恨這個黑暗的世界，決定與之決裂，像禽獸一樣活著，並像禽獸一樣死去。大人先生嘲笑了隱士，他覺得這種對抗毫無意義。
接下來，大人先生又遇到了一個樵夫，樵夫發表了一番世事無常的感慨，表達了一種無所謂的人生態度。大人先生評價他說：「雖不及大，庶免小也。」
於是，大人先生髮表了一番極其華麗的議論，表示最高境界的「真人」應該是怎樣一種狀態。這番議論長達1700多字，但比之《莊子》原著裡的觀點，思想上卻很難說有多少增益。以至於錢鍾書先生評價說，阮籍和嵇康齊名，要靠詩歌來彌補短板，只談文章，是「曼衍而苦冗沓」的。
不過對這篇文章可以有另一種觀察，文中提到了四種人，前三種都是可以在現實中找到對應的：
第一種人是「君子」，向司馬昭提議流放阮籍的何曾就堪稱典型。何曾號稱「禮法之士」，依據是他給父母的喪事辦得特別好，和妻子一年只見面三四次，見面時衣服穿得特別整齊，自己朝南坐，妻子朝北坐，按照禮節行過酒就離開，總之行動特別符合規矩。但同時，他生活奢侈淫靡到了極點，「帷帳車服，窮極綺麗」，每天吃飯要花一萬錢，還說沒有下筷子的地方。阮籍把這樣的人比作褲襠裡的蝨子，可說是生動而精準極了。
第二種人是「隱士」，那個痛斥這骯髒的世界的隱士，卻彷彿「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的嵇康。嵇康說過，自己想效法阮籍，但是做不到。阮籍在詩文裡卻沒有談到自己對嵇康的看法。大人先生最後對隱士說：「子之所好，何足言哉？吾將去子矣。」阮籍最終的人生選擇與嵇康不同，嵇康遇害，當時的形勢當然是不允許阮籍哀悼的，阮籍也就並沒有寫過表達哀思的詩或文章。
第三種人是「樵夫」，其實比較接近於阮籍的自我評價，尤其是「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一句，彷彿在說如果有人要送我富貴，那接受也就接受了。正如阮籍確實出仕做了官。
第四種人就是「大人先生」，那是徹底超然物外，是阮籍的理想，實際上並不存在。
阮籍身上那些放誕的小故事太動人，以至於讓一般人很容易忽視，他的仕宦履歷究竟是怎樣的。
阮籍對做官確實不甚積極。曹爽輔政時期，曾擔任過曹爽的參軍，不久後就稱病退歸田裡。當然，這次辭官也可以被認為不是淡泊，而是政治遠見：因為曹爽缺乏根基又大權在握，弄權手法又很低階，幾乎全面得罪了曹魏老臣，即使不由司馬氏發動政變，他也很可能會被老臣們聯手架空。
曹爽被誅後，阮籍重新出山，先後擔任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的從事中郎。從事中郎是大將軍、車騎將軍這樣的頂級軍職的參謀官，定員二人，雖然秩祿只有六百石，但卻是極為緊俏的崗位，其和自己的主官非常親近，也顯而易見。
單從職務看，阮籍就是司馬氏的人。
阮籍也參與了一些美化司馬氏形象的文化工程，如王沈《魏書》的修撰工作。這書是曹魏的官方史，當然要經過嚴格的審查，不利於司馬氏形象的內容，尤其不能留存於汗青。阮籍也確實不該寫的就都沒有寫。阮籍眼裡，歷史興衰本來就是很可笑的，所以描述那些「豎子」時不夠忠實，似乎也無傷大雅。
阮籍確實有和司馬氏搞好關係的必要。嵇康說阮籍「口不論人過」，但禮法之士「疾之如仇」，好像禮法之士是一群沒事找事的精神病。但嵇康的說法，有偏袒阮籍的成分，阮籍也許嘴上確實不說，可是詩文中罵起人家來，真是既頻繁又惡毒。《大人先生傳》是典型的例子，此外如《達莊論》，或者《詠懷詩》中的許多首詩……都用窮形盡相的筆墨，把人家寫得猥瑣至極。簡直可以說，禮法之士之於阮籍，正如於謙的爸爸之於郭德綱。
所以禮法之士把他當仇人，是理所當然的事。阮籍和司馬氏搞好關係，就多了一張保護網，可以把很多攻擊陷害都消弭於無形。
當然即使如此，阮籍仍不想完全被當作司馬氏一黨看待，請求擔任東平國相和步兵校尉，就是這種想保持適當距離的心態的表現。而最重要的典故自然是這個：司馬昭為自己的兒子、未來的晉武帝司馬炎求娶阮籍的女兒，阮籍不想答應又不敢拒絕。於是喝酒大醉了六十天，到底躲過了這門親事。
但《晉書》的這條記錄，卻不能不引人滋生疑竇。一來，連醉六十天，連答應婚事的一瞬間清醒時刻都沒有，未免不合常理。二來，司馬氏發達之後，聯姻物件要麼清貴，要麼握有實權：如司馬師的妻子是泰山羊氏，後來定滅吳之策的名將羊祜，就是司馬師的小舅子；司馬昭的妻子是東海王氏，老丈人王肅是當時大儒，老丈人的父親王朗，雖然現在被醜化得不行，但當年也是位至三公的正面人物……和這些人比，阮籍實在也顯得卑微了些。還有，司馬炎沒做成阮籍的女婿，後來娶了弘農楊氏，這個東漢時四世三公的家族，根本不是陳留阮氏可比的。
所以如果《晉書》的說法可信，那也許只能認為，阮籍不是真醉臥，司馬昭也不是真求親。要的就是這個你拒絕了親事的效果：這樣提升了你的聲望，也向世人展示，你真的不是我的人。
而我真的求，你不能醉的時刻，終於也就來了：
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衝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世說新語·文學》）
景元四年（263）十月，司馬昭要當晉公了，位相國，加九錫，路人皆知，這是司馬氏正式篡位前的關鍵一步。
但流程還是要走的，皇帝下詔為司馬昭加封晉爵，司馬昭推辭不受，這時再由公卿大臣「勸進」。於是，就有了一個《勸進表》誰來執筆的問題。
這個人，文壇名聲要足夠大，而且越是和司馬氏集團有點距離的人，寫出來給人感覺越有說服力。
司空鄭衝立刻讓人去找阮籍。
阮籍當時在袁準家裡——就是那個想向嵇康學習《廣陵散》而沒有成功的袁孝尼——照例又喝醉了，但這次沒有醉得不省人事，仍然有寫作能力，而且狀態絕佳。
阮籍文不加點就寫成了《勸進表》，是酒精激發了創作才華，還是早有腹稿，就不知道了。總之，當時大家都說，阮籍真是「神筆」。
這篇文章，阮籍應該還是不想寫的，但他既然選擇了一直以來讓司馬昭包庇自己的放縱，這一刻他其實也就沒有別的選擇。正如《大人先生傳》裡那個彷彿是他自己的樵夫，「雖不及大，庶免小也」，反過來說，小災患免了，大關節上也就無處遁逃了。
這之後，阮籍的心理負擔大約非常沉重。
《勸進表》寫於景元四年（263）十月，而阮籍沒有活過這一年的冬天，享年五十四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