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初年的庾亮曾對人說竹林之遊的事，「中朝不聞，江左忽有此論，皆好事者為之也」。中朝是指西晉，則似乎竹林七賢這個提法，是衣冠南渡之後才流行起來的。這時七賢中年紀最小的王戎也已經去世了。
陳寅恪先生根據這條記載和其他一些材料，認為「竹林七賢」是一個後來才發明出來的組合，阮籍、嵇康他們自己是不知道的。
所謂「七賢」，是因為《論語·憲問》裡的一句話：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孔子說，賢人能夠避開亂世，避不開亂世也會避開動亂的地方，避不開動亂的地方也能避開臭臉，避不開臭臉也不至於捱罵。
孔子又說，按照這四個標準，達標的總共有七個人。
具體是哪七個人，《論語》裡沒記下來，歷代註釋者說法不一。但是總之，這七個賢者都是隱士。
所以後世討論隱士都有誰，也要湊七個。
所謂「竹林」，卻是從佛經裡來的。東晉時僧人喜歡「格義」，也就是拿佛經裡的內容和中國傳統思想相比附。於是佛教裡的「竹林精舍」就被挪過來，成了中國的隱士們飲酒聚會的地方了。實際上，當時嵇康他們聚會，並不在某個竹林裡。
這番高見，當然會引發無數後續爭論。
大體說來，「竹林」來自佛教的說法，顯得證據不足。中國人自古喜歡竹子，魏晉時雖然氣候寒冷，但北方的竹林也並沒有消失。最多隻能說，嵇康他們的故事在傳播過程中和佛教的竹林精舍的傳說發生了互相滲透。
但「七賢」是拼湊出來的，卻是很有可能的。阮籍和嵇康後世都被推崇，山濤是嵇康的朋友和阮籍的同事（都曾任大將軍從事中郎），由嵇康引出向秀和劉伶，由阮籍引出阮咸和王戎。七個人大概彼此都認識，但年齡差距很大，人生選擇不一，經常湊在竹林裡「肆意酣暢」，實在並不容易。——有日本學者開腦洞，說七個人裡有司馬氏一黨，也有忠於曹魏的，是不是在兩派還沒有正式「扯破臉」，政治關係還比較曖昧的時候，七個人藉著聚會彼此試探，趁機交換一點情報。當小說看不錯，當真就不必了。
以嵇康為中心的話，經常和他在一起活動的幾個人，大多並不在七賢之列。
從阮咸和王戎的生平履歷看，顯然很難與嵇康有太多交集。推論劉伶和嵇康關係可能親密一些，理由也僅僅是劉伶是沛國人，和嵇康算是大同鄉。存世的嵇康作品中，沒有提到過劉伶，《世說新語》裡關於劉伶的故事，他也更多是單獨出現的。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世說新語·容止》）
劉伶作風和嵇康有相似的地方，比如兩個人都「土木形骸」，就是把身體當作泥土木塊一樣看待，毫不珍惜。傳說劉伶出門，常常是坐著一輛破車，帶著一壺酒，讓人扛著一把鏟子在後面跟著。劉伶的意思是，「死便埋我」，我喝死了，你把我埋了就得了。
不過從這個細節也可以看出，劉伶畢竟還是有錢人，所以能每天帶著一個傭人這麼招搖過市。就像基督教的聖人，為了苦修，幾十年如一日住在一根石柱上，能這麼折磨自己，當然前提也是有奴隸風雨無阻給他送飯。
還有就是，同樣是不注意形象，嵇康是身高七尺八寸，龍章鳳姿天質自然的美男子，糟蹋完自己，髒兮兮的反而別有風味，也許還格外惹人憐惜。劉伶是個醜陋的小矮子，再一髒，外貌協會第一時間就會把他開除了。所以他的人氣當然是不可能和嵇康比的。
不過劉伶也有自己的長處，「任誕」門中劉伶的兩個小故事，都比較有名：
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褌衣，諸君何為入我褌中？」（《世說新語·任誕》）
劉伶在屋裡裸體——中國傳統，是以裸體為恥的，在屋裡也不行。
人家看見了，就譏諷他。
劉伶說：「我把天地當作我的房子，房子當作我的內褲，你們鑽我褲頭裡來幹嗎？」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世說新語·任誕》）
劉伶喝酒太多，因此生了病，具體說是得了「消渴疾」，簡稱「渴」，也就是今天說的糖尿病。
糖尿病人當然不宜喝酒，但劉伶向妻子要酒喝。
妻子把酒也潑了，酒器也砸了，哭著勸他說：「你喝得過頭了，不合養生的道理，一定要把酒戒了。」這個女人還是很會說話的，你那些朋友，嵇康還有那誰，都在講「攝生」，你活成這樣根本不「攝生」啊！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劉伶說：「你說得很好。但戒酒是大事，我不能隨便對待，唯有向鬼神祈禱過了，才能發誓戒酒。快點把祭神的酒肉準備好！」
女人自然也就照做了。
於是，劉伶跪在神像前，說了這樣一段：「上天生下我劉伶，喝酒就是我的命。一頓起碼喝十鬥，酒病還需酒來醫。女人從來廢話多，男兒謹慎不可聽。」
接著，劉伶就把酒往嘴裡倒，肉往嘴裡塞，轉眼就大醉倒下了。
這兩個故事可以看出劉伶的特點，一是放開膽子說大話，二是繞著彎子抖機靈，於是我行我素，一切規矩都不用講了。
阮籍、嵇康的故事，都是看起來狂縱，但越品讀越能感受到其中有苦澀的味道。劉伶卻似乎並沒有什麼難言的苦衷、獨特的追求，只是行為藝術玩得真的很歡脫，他後來也循例做了官，雖然不得升遷，但想必他也不在乎。《晉書·劉伶傳》特意強調他「竟以壽終」，似乎走得很安詳，那年頭這是難得的福報了。
「七賢」裡只有向秀確實是嵇康最親密的朋友，有限的存世文獻中，充滿向秀和嵇康互動的記錄。
向秀，字子期，同山濤一樣也是河內郡懷縣人，和嵇康結識，很可能是因為山濤。不過除了躲避曹馬之爭的那一段隱居生活，山濤的主要精力花在仕途上，後來即使彼此心底仍珍惜這段友誼，他與嵇康一起暢飲玄談的機會就不太多。向秀不同，他時時在嵇康身邊，嵇康是人中龍鳳，向秀是伴隨著的一抹煙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於時賢俊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世說新語·簡傲》）
這一個著名的場景，主角是嵇康和鍾會，但也離不開向秀襯托。
嵇康打鐵是一個隱喻，「天地為爐兮萬物為銅，陰陽為炭兮造化為工」，掄著鐵錘沉浸在鍛造的感覺中，嵇康自己彷彿就是天地造化，這是特別符合莊生齊物——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一種狀態。
嵇康和鍾會很長時間裡不說一句話，是天之道與人之道的對峙。
向秀鼓排也是一個隱喻，排就是風箱，還有更古老的名字，叫「橐龠」。《老子》第五章提到「天地不仁」，於是說道：
天地之間，其猶橐龠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天地之間，豈不像個風箱一樣嗎？空虛而不枯竭，越鼓動風就越多。話說得越多反而越快窮盡，不如保持虛靜的中道。
所以，向秀鼓動風箱的動作，彷彿是對嵇康無言的提醒：不要說話。
然而嵇康終於還是開口了。
很奇怪，鍾會和嵇康當然是完全不同的人，可是《老子》中的這句話，卻彷彿同時預言了兩個人的命運。
另外，關於養生的問題，向秀的質疑和嵇康自己的論述，構成了一個整體。有人認為，向秀之所以反駁嵇康，並不是真有不同意見，「蓋欲發康之高致也」，就是要把嵇康的才華徹底激發出來。
託戲而不搶戲，以戲曲行當論，向秀彷彿一個完美的二路老生。而以他的實力，本來完全是可以挑大樑的。
《世說新語·文學》裡說到，向秀為《莊子》提供了一個空前精妙的注本，「妙析奇致，大暢玄風」，但這個注本不幸被有俊才而薄行的郭象剽竊了。
我們今天讀到的《莊子》，都是郭象整理註釋過的本子。如果《世說新語》的說法屬實，這些註釋實際上絕大多數是向秀的，那麼向秀就堪稱是中國學術史上第一流的人物了。
劉孝標註引《向秀別傳》，則提到了嵇康、呂安兩個好朋友對向秀注《莊子》這事態度的前後變化：
秀與嵇康、呂安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安鹹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
嵇康、呂安都更喜歡不守規矩揮灑才華，而向秀看起來卻常常是老老實實讀死書的樣子。嵇康、呂安喜歡拿這件事笑話向秀。
後來向秀把自己打算註釋《莊子》的計劃告訴了嵇康、呂安，兩個人都說：「這書還需要註釋嗎？只不過是無用之人的自娛自樂罷了。」
嵇康、呂安說的，正是《莊子》書裡的觀點：魚筌是用來捕魚的，魚已經捕到了，魚筌就用不著了；捕獸夾是用來抓兔子的，兔子抓到了，捕獸夾也就用不著了。所謂「得魚而忘荃，得兔而忘蹄」。
同樣的道理，「得意而忘言」，讀《莊子》貴在心意相通，已經領悟了真意，做註釋就顯得很多餘。
三國時代，嵇康對向秀是這麼說的；一千五百年後的晚清，古代《莊子》研究的集大成著作——郭慶藩的《莊子集釋》出現了。另一個學者王先謙給《莊子集釋》作序，也和嵇康是一樣的說法：如莊子讀到這部書，恐怕會說「此猶吾之糟粕」吧。
但是，把這個「得意忘言」的邏輯推到極致，何止是《莊子》這書不該有註釋，而是《莊子》這書根本就不該寫出來。
這是《莊子》的悖論：再怎麼嫌棄文字，要想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總還是離不開文字的。
所以，說給《莊子》作注是新增糟粕的王先謙，後來沒忍住，自己也寫了一部《莊子集解》。
嵇康倒是沒有這方面的著作，但是他看到向秀的書後，就態度大變，讚歎說：「爾故復勝不？」翻譯成現在的言語，意義是：你還能再牛逼點嗎？而呂安則說：「有了這樣的注，莊周可稱不死了。」
正因為向秀與嵇康的友誼如此誠摯深厚，所以嵇康被殺之後，向秀的表現，讀來也令人格外唏噓。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諮嗟。（《世說新語·言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