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世說新語·輕詆》）
太和四年（369），東晉大司馬桓溫大軍北伐，兵鋒直指洛陽。
這時距離永嘉之亂，中原淪陷已經六十餘年。十三年前，桓溫曾經收復過這座偉大的都城，但四年前，它不幸又落入了前燕之手。
為了減輕行軍負擔和後勤壓力，就要更多利用水路。桓溫的軍隊從京口出發，先通過人工運河進入淮水，然後繼續北上進入泗水，深入北方疆界。
桓溫帶著僚屬們登上「平乘樓」——這是當時對船上有幾層樓的大船的稱呼。
桓溫眺望中原，不禁感嘆：「使得神州大地淪喪，百年基業化為丘墟，王夷甫這些人，不得不承擔起這些責任。」
桓溫的僚屬中，有名士袁宏，他小名阿虎，因此也常被呼為袁虎。
袁宏不假思索地回答說：「國運本來就有時興盛有時敗落，難道一定要說是這些人的過錯？」
王夷甫究竟是什麼人？桓溫為什麼要把西晉滅亡的大災難歸咎於他？袁宏又為什麼會情不自禁地頂撞領導，要為他辯護呢？
（一）完美的名士
王衍，字夷甫，他是所謂「中朝名士」的領袖，自然也是《世說新語》中高頻出現的人物。
王衍有三個巨大的優勢。
第一自然是家庭背景好。他出身頂級高門琅邪王氏，是曹魏幽州刺史王雄之孫，平北將軍王乂之子，他有一個大他二十多歲的堂兄，就是竹林七賢中年紀最小的王戎。
王戎很提攜王衍，變著法子誇他，說他「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也動員自己的社會關係誇王衍，如山濤對王衍就有非常誇張的好評。
誇到晉武帝司馬炎都聽說王衍的名聲了，問王戎：「當世哪個人可以和王衍相比？」王戎說：「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之。」就是王衍的優秀，超越了這個時代。
要是寒門出身，哪能得到這麼強勢的宣傳？
但光是出身好顯然還不夠。作為生命力旺盛的大家族，琅邪王氏生兒子的能力非常強悍。族裡年紀差不多的兄弟叔侄一大堆，要在家族內部脫穎而出，本身就不是容易的事。
王家重點推王衍，前提是王衍有值得推的獨特價值。
第二，王衍長得很「美貌」。雖然王家人普遍生得都好，但王衍顯然尤其突出。《世說新語·容止》裡，他是頻頻亮相的人物。
王家人在一起，使人覺得「觸目見琳琅珠玉」；王衍和其他人在一起，則「似珠玉在瓦石間」。很多年以後，著名畫家顧愷之給王衍畫像，又留下了這樣的讚語：「巖巖清峙，壁立千仞。」最著名的描述則是下面這則：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恆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世說新語·容止》）
王衍的容貌，既端莊又有魅力，他談玄極盡精妙，手裡拿著麈尾，麈尾的白玉柄和他的手，竟渾然一體。
說到談玄，就又要說到王衍的第三個優點，他的清談，代表當時的最高水平。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緻；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世說新語·言語》）
名士們一起到洛水邊遊玩。——從這則裡出現的人物看，這事應該發生在晉惠帝元康年間（291—299），即八王之亂中間的那段相對太平的歲月。
回來後，尚書令樂廣問王衍：「今天玩得高興嗎？」
王衍就舉了三個代表：
第一是尚書左僕射裴談「名理」，字面上說，名理就是「辯名析理」，就是討論一個概念如此被定義，背後的邏輯何在。魏晉時，這種討論往往關注的焦點是人的天性和才能的關係，於是又延伸為人才選拔的標準問題。
這是當時最熱門的話題，裴談得滔滔不絕，又意趣高雅。
第二是張華張茂先談《史記》《漢書》，這段時日能維持相對穩定，張華被認為是定盤星式的人物，同時也是《博物志》的作者，是當時最有學問的人。他談得比較實在，關注歷史經驗。因為他的談話內容充滿細節，所以顯得娓娓動聽。
第三就是王衍自己和王戎。他們談的是延陵和子房。
延陵是延陵季子，也就是春秋時期吳國的公子季札，當時大家都想他做吳王，可他就是不當。而季札出使列國時的風度和見識，讓中原華夏的大貴族，全部都佩服得不得了。
子房是張良張子房。他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更重要的是，最後功成身退，從赤松子遊，據說是成仙了。
總而言之，別人苦苦追求的榮華富貴，是追著這兩個人跑的，但這兩個人卻不屑一顧，只想著歸隱。
談名理，這兩個人身上就體現著最高階的名理；談歷史，這兩個人妙就妙在既身在歷史之中又飄然於歷史之外。所以很自然的，王衍、王戎聊的話題才是最高階的，既超塵拔俗，又玄妙透徹。
有關王衍的清談，《晉書·王衍傳》裡還為後世提供了一個著名的典故：
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
雌黃是一種檸檬黃色的礦物，古代書寫用紙多為黃色，寫錯的地方，可以用雌黃將錯字塗抹遮蓋掉。宋代沈括說，改錯字，用粉塗半天也蓋不住，貼小紙條蓋住又粘不牢，還是雌黃效果最好。
這話今人聽起來，好像是說王衍的觀點，前後矛盾破綻百出。後世，「信口雌黃」也確實是用來罵人的。
但從這句的上下文看，這是王衍盛名最著的時候世人對他的評價，應該是好話。
王衍擅長的是玄談，喜好的是老莊，根據需要把論據改來改去，按照莊子的標準，確實可以算優點。
精深的大道不可言說，能用語言表達的都是糟粕。人都有固有偏見，莊子叫「成心」，圍繞「成心」展開邏輯嚴謹的論述，其實是在糟粕裡越陷越深。《莊子·列禦寇》講：
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王衍被王戎盛讚為「古之人」，當然也就應該「天而不人」「知而不言」的，但他偏偏忍不住要說話，說得還比誰都多。所以，難點在讓別人抓不住話裡的把柄，既說了話又突破了語言的桎梏，也就是莊子所謂的「言無言」。
《莊子》書裡自己概括，莊子的話術，有所謂三言：寓言、重言和卮言。簡單說，寓言是講故事。重言是把自己想說的話，安放到某個大人物嘴裡，讓人家去說。卮言呢？卮是一種酒器，「滿則傾，空則仰」，所以卮言的特點也就是「因物隨變」，根據說話物件隨時更改。
口中雌黃，正符合卮言的特徵。
這種不然而然、無可無不可的話風，代表莊子（至少是魏晉名士理解的莊子）的至高境界，也符合王衍的人生需求。
（二）將無同
前面提到那個善於「談名理」的裴，是王衍最重要的辯論對手。
裴和王衍，都可以算是晉朝的外戚。兩個人之間的關係，說起來則有點繞。
當今皇后賈南風的母親叫郭槐，外公叫郭配。
郭配另有一個女兒，是裴的母親；郭配還有個孫女，是王衍的妻子。
裴又是王戎的女婿，王衍是王戎的族弟。
王衍還有個女婿裴遐，和裴是族兄弟。
所以，裴和王衍兩大宗師辯論，既是清談界頂級學術研討，也是倆親戚間的拌嘴。
王衍最推崇的清談家是樂廣，當然，樂廣也和賈、裴、王三家都關係密切，這裡就不詳細梳理了。
王衍似乎自認為不如樂廣，曾說：「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己之煩。」和別人說話，我自以為簡明而直擊主題，但面對樂廣，就覺得自己廢話太多。
裴和樂廣辯論，則似乎佔了上風，「樂廣嘗與清言，欲以理服之，而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為言談之林藪」。樂廣走大道至簡路線，裴來個掌法雖繁，功力不散，氣勢上淹沒樂廣。裴的詞鋒之盛，也因此被譽為茂密幽深的森林，水草環繞的湖泊。
但王衍和裴辯論，還是略佔上風的：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世說新語·文學》）
裴死後的諡號是「成」，所謂裴成公就是裴。
裴寫了一篇《崇有論》，認為無不能生有，世界的本質就是「有」，維持這個世界正常運轉的，也就是「有」。
自從何晏、王弼之後，天下名士都高唱「天地萬物以無為本」，裴這個說法，簡直犯了眾怒。於是裴被「貴無」派的高手圍攻，但沒有誰是他的對手。
連天下第一的前輩高手樂廣，看起來都敗了。
只有王衍出場，才能讓裴稍稍落一點下風。
但只要王衍不在，別人用王衍的理論去和裴辯論，還是會被裴啪啪打臉。
看起來，樂廣是孫老頭，裴是上官金虹，王衍是小李飛刀。
王衍手裡，看起來和他的手融為一體的麈尾，不就是他的飛刀嗎？
不管怎麼說，王衍對裴是很欣賞的：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諮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世說新語·文學》）
王衍有點疲倦的時候，人家請他答疑，他就回答說，你去問裴逸民（裴的字）吧。
崇有還是貴無，一般人認為是根本對立的。王衍倒是一點不怕裴把自己的粉絲帶歪。
王衍看待有無的態度，在另一個著名的案例中，體現得更分明：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闢之為掾。世謂「三語掾」。（《世說新語·文學》）
阮修，字宣子，出身陳留阮氏，是竹林七賢中阮籍的孫輩，阮咸的從侄。
阮修的名聲好，王衍接見他，問了個問題：「老、莊與聖教同異？」——孔子是聖人，孔子留下來的經典就叫「聖經」；孔子傳下來的教誨就叫「聖教」；又因為孔子講禮，所以聖教也叫「禮教」；還因為講禮就重視「正名」，因此還叫「名教」……這些詞意思都差不太多，但和宗教無關。
阮修回答：「將無同？」
「將無」二字是語氣助詞，表示不大確定的意思，所以這句應該翻譯成：恐怕一樣吧？
這是跟大人物說話，要留有一點餘地，阮修的回答其實就是一個字：「同。」
王衍很欣賞這句話，就讓阮修到自己的部門來上班。政府裡的工作人員當時稱為「掾吏」，阮修說了這麼三個字就得到這麼一份好工作，世人就稱之為「三語掾」。
老莊的根底是「無」，聖教的根底是「有」，所以政治理論上的「老莊與聖教之辨」，上升到世界觀層面，也就是「有無之辨」。這明明是不一樣的，阮修為什麼硬說一樣呢？王衍又為什麼欣賞阮修的回答呢？
這是歷代學者非常關心的話題，相關討論汗牛充棟。照例，我們這裡只取一個最俗氣的解釋。
魏晉之前秦漢時代的政治理論，叫「王霸雜之」也好，「儒表法裡」也罷，總之，大概歸結下來就是儒家和法家兩套。
儒家、法家的共同點，是都很尊崇君主，區別是尊君之外，儒家貴民也貴官，法家賤官也賤民。
儒家尊重君主的崇高地位，更強調道義的偉大價值。按照「道」來運作的政府與社會，才合乎理想，而士人出身的官員，正是道的承擔者。於是大家道德責任感爆棚，相應地，也就要有嚴格的道德自律。
法家不同，按照法家的邏輯，官是狗官，民是愚民，貴族是死貴族（因為都被幹掉了），所以，對官員對權貴，一定要建立嚴格的制度約束。
顯然，只有儒家或只有法家，都不足以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