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講道德自律不講制度約束，大家都知道人性是靠不住的，實際上大多數人沒那麼強的自律能力。尤其是身為官員擁有那麼大權力，更加不可能了。
只講制度約束不講道德自律，第一是人使起壞來防不勝防，第二是人在太嚴格的外在約束下，會把自己當作一個執行命令的工具，完全喪失主觀能動性，這個體制會失去活力。
所以一定要儒法互補。
至於老莊，老子裡陰謀詭計的部分，早已經完全融入法家了；莊子一派，有個很實際的功能，是給權力鬥爭留個退場的後門。
爭權奪利失敗了的人，讀讀《莊子》，會反而產生一種精神優越感，也就安於退場的狀態，不想捲土重來，更不會掀桌子了。這對當權者其實也是好事，所以聰明的當權者，並不會去戳穿這種優越感的虛妄，相反滿足於這麼安置退場者。
這樣，儒、法、道三大思想體系，在現實政治中，就構成了一種表面上互相爭吵，實質上分工明確而合作良好的關係。
但對於魏晉名士來說，這種關係仍然不夠好。
他們最憎惡法家（會公開說），不想接受制度監管；也不喜歡儒家（通常不會公開說），不想尋求道德自律；他們喜歡老莊，但是不甘心喜歡了老莊就退場，和榮華富貴說再見。
從這個角度看，嵇康其實是個非常保守的人。
《與山巨源絕交書》裡，說什麼「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看起來狂狷不羈，但換個角度看，嵇康還是承認，官場規則就是官場規則，不該為誰就發生改變。
嵇康說「越名教而任自然」，也就是我追求「自然」，我就擺脫「名教」；我羨慕隱士，我就遠離官場。隱士比較自由，官場可以富貴，二者不可得兼，挑一個就得放棄一個。
而如果採用「將無同」的理論，就不必如此了。根據這個理論，大可以批評嵇康的境界還是有點低。
你喜歡老莊，反感周孔，可是你真讀懂老子、莊子，又真的讀懂周公、孔子了嗎？難道你沒有發現，在終極意義上，他們其實並沒有什麼不同嗎？
你把自然和名教對立起來，但難道沒有發現，名教正是基於自然本性建立出來的嗎？
歸隱，最重要的是一種心態，追求的是內心而不是身體的自由。那麼，身體在哪裡，有那麼重要嗎？
在山林，內心可以是歸隱的；在官場，內心仍然可以歸隱。碰到俗人就憤怒，看見公務就厭煩，說到底還是修為欠缺的結果。真正自由的靈魂，是可以做到「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仍然與天地精神往來的。
這就是所謂「大隱隱於朝」啊！
睡懶覺，想唱就唱，一邊聊公務一邊抓蝨子，不給人回信（還有把別人託他捎的書信都丟進長江，並且高調宣稱「不做致書郵」的——那你當初不能不收人家的書信嗎？），到別人的喪禮上混鬧，覺得人家是寒人就給人家臉色看，啥公務也不處理……這是嵇康認為進了官場就不能再幹的事，後來的名士在官位上，哪一件少幹了呢？
但有了他們那套更高明的對《莊子》的理解，這些就都不但不是混鬧，而且是境界是情懷了。
「三語掾」這個故事還有另一個版本，對話基本一樣，但主角換成了阮瞻和王戎。版本會多起來，正說明了這種價值觀有多麼受到名士歡迎。
對於王戎、王衍們來說，「將無同」是一個多麼美好的理論。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
其人可兼尊顯之達官與清高之名士於一身，而無所慚忌，既享朝端之富貴，仍存林下之風流，自古名利並收之例項，此最著者也。（《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
又如錢鍾書先生說：
晉人之於老莊二子，亦猶六經注我，名曰師法，實取利便；藉口有資，從心以扯，長惡轉而逢惡，飾非進而煽非。晉人習尚未始萌發於老莊，而老莊確曾滋成其習尚。（《管錐編·全晉文卷三十三》）
境界最高的理論，說穿了不過是最貪心的人在為自己的吃相辯護。
（三）清談誤國
當然，王衍和王戎也有區別。
王戎貪婪又吝嗇，王衍卻不大在乎錢。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世說新語·規箴》）
王衍的老婆是個貪財的濁物，王衍本就是高雅的人，又嫌棄老婆庸俗，乾脆連「錢」字都不願意說了。
老婆大概也嫌他清高得矯情，趁王衍睡覺的時候，讓婢女用錢把床都圍住了。
王衍起來後，發現自己被錢困住了走動不得。
老婆的期待，是王衍喊一聲：「把錢都拿開。」那王衍不提錢的戒律，就算破了。
結果王衍喊的是：「舉卻阿堵物。」把這東西拿走。
「阿堵」本來是當時口語，就是「這個」「這玩意兒」的意思，因為這起事件，阿堵物就成了錢的代名詞。
這事王衍有點矯情，還有人說，他早就「求富貴得富貴」，家裡的錢堆積如山（不然怎麼把床圍住呢？），用也用不完，嘴裡談不談錢，又有什麼分別呢？（王隱《晉書》）但各種史料中，確實沒有王衍貪財的記錄，倒是有書記載說，王衍的父親當年借出去不少錢，父親去世後，王衍就把借據全燒了。
王衍愛的就是「名」。也正是為了保全自己的「名」，王衍這輩子，除了不斷髮表微妙動聽的言辭和展示傾倒眾生的風度外，做得最多的事，就是逃避責任。
他年輕的時候，本來是喜歡談合縱連橫之術的，以他的天分，自然一談，就會使人覺得他是蘇秦、張儀再世。
剛巧當時東北邊疆多事，有人推薦他做遼東太守。王衍當然不敢去，於是從此就只「雅詠玄虛」而已。
王衍的官越做越大，兒女也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於是和皇家親上加親。兩個女兒，一個嫁給了皇后賈南風的外甥賈謐，一個嫁給了太子司馬遹。據說，因為兩個女兒一美一醜，還引起了這兩個當時天下最有權勢的年輕人的衝突。
後來，太子遭賈后陷害被廢，王衍明知道太子有冤情，可是不敢為太子申辯一句。反而提出，讓女兒和太子離婚，撇清關係。
但旋即賈后就被趙王司馬倫殺了，王衍的這次撇清，就成了醜聞，被禁錮終身，也就是一輩子不許再做官。
其實趙王倫禁錮王衍，原因可能倒是王衍本來就不想做他的官。王衍為了證明自己不適合做官，還假裝狂疾發作，砍傷了自家的一個婢女。
禁錮終身自然是說說，趙王倫很快垮臺，掌權的王爺走馬燈似的更換，換誰都很樂意請王衍到自己身邊來做官。司馬家的王爺有一大堆，任是誰大權獨攬，都顯得有點合法性不足，所以很需要名士的支援。王衍這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的頂級名士願意支援誰，是給王爺面子。
王衍最終選定的合作者，是東海王司馬越。
司馬越的爺爺，是司馬懿的弟弟，算起來是血統距離當今皇帝相當遠的一位王爺。不過，血緣比他近、資格比他硬、權勢比他大的王爺們，在之前的爭奪中一個接一個死了，情勢就對他越來越有利。終於，晉惠帝暴斃，晉懷帝即位，而朝廷的政局，完全控制在了司馬越的手裡。
東海國和琅邪國是緊挨著的，東海王妃出身於裴家，而裴家和王家自然是有千絲萬縷的聯絡。王衍輔佐東海王越，一切都非常順理成章。
王衍並沒有從頭收拾舊河山的雄心壯志。他向東海王越推薦自己的弟弟王澄做荊州刺史，同族弟弟王敦做青州刺史。在他看來，自己留在中樞，兩個弟弟分別掌控著有江漢之固的荊州和負海之險的青州，也算是狡兔三窟，對琅邪王氏的前途，總是大有裨益。
所以後人讀這段歷史，便忍不住要感嘆，「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
但當時的局勢，實在比王衍預想的還要糟糕得多。正如田餘慶先生在《東晉門閥政治》一書中概括的：
勝利的司馬越贏得了瘡痍滿目的山河，也獨吞了八王之亂的全部惡果。
這時國家的經濟完全崩潰，整個北方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朝廷失去稅收來源，華夏最精銳的部隊，也在殘酷的內戰中，自相殘殺幾乎死光了。
而匈奴劉淵、羯人石勒的軍隊縱橫來去，皇帝所在的洛陽城岌岌可危。
靠權謀詭計和明哲保身贏得的中樞權力，在太平盛世可以威風無限號令天下，現在卻好像狂風暴雨中的一縷遊絲，抓在手裡，又有什麼用呢？
危局中，王衍被授予最大限度的軍事指揮權，而且竟莫名其妙取得了一次勝利，因此升任太尉。儘管很少掌握實權，但太尉始終是理論上的中央最高軍事長官，天下武官之首，手握天下兵馬大權。這是王衍生平擁有的最高階的頭銜，所以《世說新語》裡也總是稱他為王太尉。
但一場勝利改變不了什麼，司馬越最終決定把皇帝拋棄在洛陽，自己率領幾十個王爺，半數朝臣和最後的幾乎全部部隊，去東方討伐叛軍。這個公開的理由不確定有幾分屬實，也許只是洛陽一帶已經找不到吃的，這大批人想到東方就食。甚至於，也可能是東海王和他的核心班底內心已經絕望，既然家鄉在東方，就算死也要回到家鄉。
王衍也在這支隊伍之中。
結果東進的途中，司馬越病故，於是王衍被推舉為全軍主帥。畢竟他是這支隊伍裡威望最高的人，再說，誰讓你是太尉呢？
王衍的第一反應自然還是推辭：「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他說自己從小就不想做官，只是因命運的安排才到了這一步而已。現在局勢這麼危急，怎麼可以讓一個並無軍政才能的人處在這個位置上呢？
其實他的後半句話，倒是實話。但這支隊伍裡有許多名士，都一向是以王衍為偶像的，同樣熱衷玄談，同樣擅長逃避，同樣毫無軍事才能。
所以，一輩子面對各種重擔飄然閃過的王衍，這次終於閃不開了。
於是這支十多萬人的隊伍，在王衍的帶領下繼續前行，並終於陷入了石勒騎兵的包圍圈中。
石勒是羯族的首領，奴隸出身，他是一名天生的政治領袖和軍事家，以及兇殘的屠夫。
石勒率領著他的部下展開了一場即使在這個恐怖的時代也顯得觸目驚心的屠殺。十萬人在如蝗的箭雨中束手待斃，最終屍體堆積如山。
石勒故意留下了幾位王爺和王衍等朝廷高官的性命。可以想象，這樣大規模的屠殺必然需要耗費很長時間，王衍一直處身於這個修羅場的中心，死亡的氣息重重包圍著他，但始終就是不發動最後一擊。不知道那一刻，王衍手裡是不是仍握著他的白玉柄麈尾，是不是仍在努力保持著「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的儀態。
畢竟，他還指望這樣的儀態能夠救命。
經歷了這樣的煎熬之後，王衍被帶到石勒面前。
《晉書》在正史中是以不憚使用小說筆法著稱的，它精心佈局了石勒和王衍之間的遇合。《晉書》稱，其實這不是石勒和王衍第一次相遇。很多年前，石勒還是一個卑賤的小販的時候，他曾有一次倚門長嘯。「嘯」本是名士的標誌，石勒何以能夠掌握這項專利技術不得而知，總之這嘯聲卻引起了路過的王衍的注意。王衍說：「曏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
王衍吩咐手下人去把石勒抓起來，但是為時已晚，王衍也就沒有繼續追究。
現在兩人再次碰面的時候，彼此的人生，都已經全然不同。
石勒顯得很願意和王衍談談，竟「與語移日」，就是聊了好幾個鐘頭。
石勒問王衍晉朝衰亂的原因。
王衍照例稱自己從小就是不管世事的，自然一切與自己無關。為了活命，他還拍石勒的馬屁，勸他稱帝。
石勒發怒說：「你的名頭傳遍天下，身居重任，年紀輕輕就在朝廷裡做官，一直到現在頭髮也白了，怎麼能說不管世事呢？天下破壞到這個地步，正是你的罪過造成的！」
但王衍的風度倒也不是沒有打動石勒，石勒覺得動刀子殺他這樣的名士不合適，便選擇了把王衍和他的同伴趕回房裡，半夜裡推倒屋牆壓死。
王衍臨死前對身邊的人說：「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六歲。
應該說，石、王二人早年的偶遇過於傳奇不足採信，王衍臨死前的低語怎麼流傳下來的也令人懷疑。史書會寫成這樣的原因，只不過是唐代的著史者相信，王衍作為清談領袖該為那個時代的崩潰負責。他們不但要借石勒之口坐實王衍的罪過，還需要王衍親口懺悔。
回到開頭引的那一則「輕詆」。這些唐代史官的態度，和說「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的桓溫，顯然一脈相承。
概括下來就是一句話：「清談誤國。」
袁虎不同意這個說法，也是自然的。他也是名士，東晉時王衍仍然是許多名士的偶像，這麼一口大鍋扣下來，當然誰也不樂意。
今天回頭看，西晉覆滅那場天塌地陷的大災難，究竟該由誰來負責？歷史學家還在不斷提出新說法，但王衍這些佔有巨量社會資源，把持重要政治權力，卻拒不負責的名士，肯定不會是雪崩時無辜的雪花。
翻一下王衍的履歷，做過中領軍、尚書令、司空、司徒、太尉……這才有所謂「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這樣的人，才說得上「清談誤國」。
這告訴我們一些簡單的道理：第一，若論及「清談誤國」，應該去找相當於王衍這個位面的人；第二，一般人愛聊個閒天的，聽到人罵「清談誤國」，千萬不要幻覺自己受到了冒犯，和您沒有關係，就算確實有人指著鼻子這麼罵你，也只需要回一句「不敢當，不敢當」，就可以了。
【註釋】
宣帝即司馬懿，這是《晉書》第一篇，有開宗明義的性質。而且唐太宗為了表示對《晉書》的重視，親自為這一篇寫了評語。
千里湖，位置約為今江蘇溧陽市東南十五里處，現已不存在。
鹽豉，大豆燒熟發酵後加鹽做的調味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