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說新語·企羨》中提到，王羲之聽說別人把他的《蘭亭集序》和石崇的《金谷詩序》相提並論，又把他比作石崇，不由得喜形於色。
劉孝標給這條作注：
王羲之《臨河敘》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莫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鹹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鬥。」
這裡引用的《臨河敘》顯然就是《蘭亭集序》，但比今天常見的版本，卻少了一大半內容，又多了「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以下40字。
那麼，究竟是我們今日所見之注，對《蘭亭集序》做了刪節，還是《蘭亭集序》本來就是這個樣子，我們今天習見的版本，反而是後人增益出來的呢？
如果《蘭亭集序》本來就是這個樣子，倒是能解釋不少問題：今本《蘭亭集序》，文章做得當然比《金谷詩序》好得多，王羲之聽說二者相提並論而感到高興，我們都要替他委屈，而這個版本倒是和《金谷詩序》差不多在一個水平線上。也正因為這個版本平平無奇，所以唐代以前的文選如《昭明文選》等，不收此文也就順理成章了。
直到唐高祖武德年間編成的《藝文類聚》裡，引錄的《蘭亭集序》還和劉孝標註裡的文章大致是一個樣子。今天常見的這個版本，是在《晉書·王羲之傳》（傳說是唐太宗親自撰寫的讚語）裡，才橫空出世的。
所以，關於王羲之《蘭亭集序》的真偽問題，從唐代開始到當代，爭論一直就沒停過。
不過不管怎麼說，劉孝標所引的這段，是王羲之本人的手筆是沒有問題的。文中表達著「信可樂也」的情緒，那真是一段快樂的時光。
所以，注意下時間，是永和九年（353）；注意下地點，是會稽山陰。
永和（345—356）是晉穆帝的年號。
永和六年（350），北方暴虐的後趙政權崩潰，漢人對胡羯民族展開了報復性屠殺，死者數十萬，但高鼻多須的漢人被誤殺者也不計其數。身在江左的人隔岸觀火，就算不幸災樂禍，自幸災難沒落到自己頭上的，總歸不在少數。
當然，也有人強調，這是一個揮師北上、光復中原的好機會，比如此時控扼著上游的桓溫，就高調這樣主張。
桓溫的呼籲，被視為一種令人不安的聲音。在桓溫的施壓下，朝廷不得不任命大名士殷浩主持北伐，在一系列顛三倒四的操作之後，殷浩失敗。永和八年（352）即寫作《蘭亭集序》的前一年，王羲之給殷浩寫了一封信，其中說道，「天下寒心，固以久矣」，也就是大家對北伐早就沒有什麼熱情。又說：
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政，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懸之急。（《晉書·王羲之傳》）
大意是長江以北的土地，要不要無所謂，但別給老百姓增加賦稅和徭役了。不要大國崛起，只要小民幸福的態度，可謂溢於言表。王羲之進而警告說：
覆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晉書·王羲之傳》）
為了北伐，本朝推行的政策已經和秦始皇一樣了，再這樣下去，你就不怕鬧陳勝、吳廣嗎？
不過王羲之雖然確實是當時名士中比較憂國憂民的人物，卻也不會因此降低自己的生活質量。所以永和九年（353），前線戰事繼續從失敗走向失敗，而時任會稽內史的王羲之則開心地召集了這次蘭亭集會。
王導、周那代人，說北伐固然多半隻是口號，但對北方故土，確實懷有很深的感情。但年輕一輩就不同了。王羲之是西元303年即八王之亂的高潮時出生的，而參加這次蘭亭集會的人裡，他已經差不多是最年長者。其餘人等，如孫綽生於西元314年，那年晉懷帝已經做了匈奴人的俘虜；謝安、謝萬兄弟都出生於西元320年，即晉元帝大興三年；還有王羲之的幾個兒子年紀更小，他們都已經完完全全是東晉人了。
也就是說，參加蘭亭雅集的少長群賢，他們對北方的瞭解，更多是來自父輩的描述，就是有點滴記憶，也只是戰亂的恐怖，而談不上什麼親切的思慕了。
南方人不想北伐，北方政權又為什麼會放過南方呢？
東晉皇帝是沒有多少存在感的，世家大族的勢力盤根錯節，保持著微妙的平衡，這種平衡如此脆弱，而且極大程度上抑制住了國家的動員能力。看起來，北方的五胡只要有興致彎弓南下，飲馬長江，脆弱的東晉門閥政治根本禁不起衝擊。
但遼闊的中原大地上，一個個政權其興也勃其亡也忽，驍勇善戰的北方人忙於自相殘殺，實在騰不出手來，去給南方製造多少麻煩。
所以西元329年蘇峻之亂被平定後，西元383年淝水之戰發生前，江左的東晉政權，確實處於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
會稽郡山陰縣是當時僑姓世族的聚居之處。
當年秦始皇一統天下的時候，會稽郡是一個巨大的概念：領有吳、越兩國之地，大致相當於今江蘇長江以南、安徽東南、上海西部以及浙江北部。
東漢順帝時，會稽郡以浙江（今錢塘江）為界一分為二。錢塘江北較發達地區為吳郡，錢塘江以南部分則仍稱會稽郡，郡治設在山陰縣（今紹興）。
三國孫吳時，吳郡又被分割成吳郡和吳興郡。
這樣就產生了東晉史料中經常出現的一個概念：吳郡、吳興郡、會稽郡並稱「三吳」。
永嘉南渡，北方士族到江東之後，為了避免和原來的吳地士族產生激烈衝突，選擇了到本來相對落後，還有較多未開發土地的會稽郡來圈地發展。
在這裡，他們一來積累了鉅額財富，二來也確實領略到了山川丘壑之美：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雲：「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世說新語·言語》）
王子敬雲：「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世說新語·言語》）
顧長康就是大畫家顧愷之，王子敬就是王羲之的兒子王獻之。這兩句話都說得太精彩，也不難懂，就不翻譯了。
魏晉名士都愛讀老莊，老莊鼓吹「自然」，而浙東的山水，就把「自然」活靈活現曼妙無比地展現在面前。
也不知道是老莊說透了這裡的山水，還是這裡的山水活畫出老莊。
所以在這個地方，山水玄言詩興盛起來，實在是理所當然的。
而王導去世之後，庾氏兄弟的執政作風，也促成了會稽更快發展為一個新的文化中心。
史書評價庾亮，說他「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時人皆憚其方儼」。又這樣評價庾氏兄弟：「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可見，他們雖然也願意談談玄學，但確實不喜歡放誕。
按照這種風格主政，朝廷無疑會更注重規矩，也就會讓那些任誕簡傲的名士，在建康城生活不習慣。
相比之下，會稽郡的生活顯得隨意舒適得多，王羲之一直不願意去中央任職，多少也為此：
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晉書·王羲之傳》）
參加蘭亭集會的究竟有哪些人，固然有不少爭論，但當時會稽山陰名士薈萃，則是毫無疑問的事實。
宗白華先生在《美學散步》中有一個著名的論斷：
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於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
作為一種關於這四百年大分裂歷史的泛泛之談，這個說法很有理論高度和認識深度。
然而具體到東晉中期的江左，政治也許確實混亂（但不動盪），社會還真談不上痛苦。
前面已經說了，對江左社會來說，這些年即使有零星戰事也沒有發生根本性的影響，妥妥的偏安，不去放眼天下，就是太平歲月。
南方經濟發展勢頭不錯。北方人一直對長江以南懷有偏見，渡江後不得不定居於此，於是就慢慢發現，北方的生產技術和南方的氣候環境、土地資源相結合，獲得的收益要遠遠超過北方。而既然是偏安，也就意味著這些收益可以不用投入軍備這個無底洞，而是用於再生產或享受生活。
普通民眾的日子，壞處是看不到階層躍升的機會，門閥大姓欺男霸女的事也絕不會少幹；好處是徭役和兵役儘管從法規上看仍相當沉重，但大規模社會動員既然少了，實際操作中力役恐怕還是有所減輕。而且在世家大族的包庇之下，很多人從國家的統計資料中消失，從而也就可以逃避這些（苦差事）。當時隱匿人口的數量是非常巨大的。山濤的孫子山遐，是個難得的嚴格執法的人，他做餘姚縣令，八十天的時間，就發現了隱匿人口萬餘人。這引起當地大族極大不滿，紛紛去主管部門控告山遐。山遐向領導請求讓自己再幹一百天，但到底還是被馬上撤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