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面講述的那些工作經歷，無論取掉其中哪一段，都不會對今天的我產生影響。但是假如沒有在北京的這一段經歷，那麼今天的我肯定會是一個和現在很不同的人——如果說脫胎換骨有點兒誇張的話，那麼這段經歷起碼塑造了最初的我，就像給了我一個起點。
我們當然沒有真的去流浪。到了北京之後，我們先借住在通州的朋友家，然後自己在附近租了房子。因為我們沒有錢，於是我在八王墳找了份文印店的工作，每天往返於通州和朝陽。這份工作我只做了兩個月，幾句話就能說完：老闆是業務員出身，在我之前，店裡只有一個員工。我們有兩臺電腦和一臺名片膠印機。除了印名片外，還承接一些單頁、摺頁、宣傳冊的設計製作，不過印名片是我們主要的收入來源。老闆和一些酒店合作，提供當天交貨的名片快印業務。一般在接到酒店前臺的電話後，我們立即就過去取來名片資訊，大多是照著客戶提供的名片樣板加印。當時北京其實已經有數碼快印，但很少人用來印名片。名片一般使用300克的銅版紙或特種紙，數碼快印處理不了這些紙張。我們的客戶一般是高階的商務人員，其中有不少是老外——起碼他們的名片上沒有一箇中文字。我們的收費是比較高的，我記得一盒要200塊。如果他們自己到大街上印，一般只要二三十塊。但大街上的名片店不提供上門取送服務，而且當天印不出來。對於我們的客戶來說，在名片的事上哪怕浪費一個小時，損失都遠遠不止200塊。我們早上接的單下午就能送去，下午的單晚上送去，晚上的單第二天早上送去。老闆自己就是取送貨員，幾乎每天都在來回跑。我有時也要外出取送。另外一個同事操作膠印機更熟練，所以留在店裡。我們的工資不高，因為老闆管吃住，好像只有1000塊，或1200塊。住的地方是地下室，我因為要回通州，所以只住過幾晚。我對地下室的印象是陰涼、幽暗、衣服難幹、自來水很冷，不看錶完全不知道時間、早上用廁所要排隊……
因為要去上班，我就沒時間創作了，這令我的朋友很不滿。他們說工作是社會機器對人的奴役。這麼說似乎也沒錯，可是人活在世上，很難不受到奴役——要麼受這個的，要麼受那個的——無論工不工作。古希臘的哲人也說肉慾是對人的奴役，但他們並沒說肉慾是可以滌除的——除了等著自己慢慢老去。不過我還是聽從了朋友的建議，辭去了那份工作。這就是我的第九份工作。
為了減少支出，我們決定從當時偏遠的通州搬到更偏遠的燕郊。我們原本有三個人，這時候又拉攏了兩人，總共五人合租了一套房子。當年的燕郊遠不如後來繁榮，那套房子的面積很大，我覺得有一百多平方米。因為是農民集資房，屬於小產權，租金並不貴，我們五人分攤後，每人只要出百來塊錢。不過我已經完全沒有錢了，所以只能打電話跟父母要。我父母對我選擇過那種生活感到很不理解，也不支援，但還是援助了一些。我還在樓下的早餐攤幫過幾天工，工錢只有幾塊錢一天，早上四點幹到八點，但早飯隨便吃。我負責炸油條，全程就站在油鍋前，一個早上能炸幾百根。除了零售，還有些油條是批發給附近食品店的。這不算是一份工作，因為錢太少，我去了幾天就不去了。
我們在燕郊留下了很多難忘的回憶，但在創作方面並不順利。當時，我的朋友認為刊物上的作品大多是毫無價值的垃圾——就像被馴服的牲口一樣，早已喪失了原始的天性。但或許，我身上也並沒殘留多少野性。而且野性的作品無法發表，只能在一個地下（網上）的圈子裡傳閱，那也就無法換來讓我們持續下去的經濟收入。我們當年單純、偏激、幼稚、熱切，做事不顧後果，一心要改變世界。我或許是其中比較務實和冷靜的，還時時刻刻在考慮收入的問題，而我的朋友對此簡直嗤之以鼻。但在漫畫方面，他們都比我畫得好，遠比我有經驗。我只在漫畫社待了半年，只完成過兩三個十幾頁的命題習作，還達不到發表的水平。可是他們卻激動地認為，對於創作來說，「畫得好」是最不重要的。他們舉例說，朋克樂就只用到三個和絃，而他們很喜歡朋克樂。他們還說，作品最重要的是靈魂。他們認為我有靈魂，這令我受寵若驚，因為他們還說，很多人是沒有靈魂的。實際上，在他們的故事裡，他們過得遠比我在我的故事裡精彩。我是一個缺乏安全感的人，起碼在當年是，而待在他們身邊難免有時要擔驚受怕。
可惜那樣的生活只能發生在年輕的時候，而且總是短暫的。無疑當時我們犯了很多錯誤，搞砸了很多事情，但是那些日子也是我對世界——起碼是對這個社會祛魅的過程。我在那段時期及以後讀了一些我從前沒讀過而且原本可能永遠不會讀的書，接觸到一些改變了我的觀念和主張。這段經歷使我得以重新審視——實際上我之前只是隨波逐流而已——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價值和意義：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不重要的。當然，這種變化並非在一瞬間發生，不是在當時就完成了，而是像播下了種子，在此後漫長的歲月裡，緩慢但堅韌地紮根、發芽，直到今天，仍然在我身上持續地發生著作用。可以這麼說，我前面講述的那些工作經歷，無論取掉其中哪一段，都不會對今天的我產生影響。但是假如沒有在北京的這一段經歷，那麼今天的我肯定會是一個和現在很不同的人——如果說脫胎換骨有點兒誇張的話，那麼這段經歷起碼塑造了最初的我，就像給了我一個起點。如今我不會再為自己和別人的差異感到惶恐不安，相反，我珍視自己的個性。雖然我仍然很無知和膽怯，但在這之下多了一份堅持和信心。此後無論我打工或寫作，那對我來說都是一種自我精神的建設。
從北京返回老家後，我賦閒了幾個月，父母也不敢催我去工作，大概怕我一不高興又跑去「流浪和創作」。他們想要關心我，但不懂怎麼關心。對於這個社會，他們自己也倍感困惑、無所適從，因而也無力指導或提點我，併為此感到愧疚。
過了不久，之前編輯部的老闆得知我從北京返回，並且還沒去找工作，便邀我回他的公司。他的動漫資訊雜誌已經停辦，人員也隨之換了一批，並且租了個新的辦公室。他的新專案是一本影音器材方面的期刊，這是他比較熟悉的領域。除了這本刊物外，他還不定期地做一些選題特輯，內容大多翻譯、複製自日本和港臺的刊物。動漫他也沒有完全放棄，但不再辦雜誌了，而是做一些投入小、回款快的幼兒畫冊。他還接過一個把動畫片截圖加對話方塊轉製成漫畫的業務。除了圖書以外，他還做多媒體光碟，在自己的紙媒上打廣告，以郵購的方式出售。光碟裡的內容大多來自網路，我們按照選題進行歸類和介紹，然後設計一個介面，方便讀者檢索和訪問。以上這些是我們主要的工作內容，還有一些零散的專案就很難講清楚了。總之，只要能做的，我們都嘗試去做。結果是廣種薄收——我們做了很多東西，但並沒做出精品、爆品。站在老闆的角度，大概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在這種策略下，確實把所有人力、場所和裝置充分及滿負荷地利用起來了，沒有絲毫浪費。我除了仍然負責排版和平面設計，有時也要兼任文編，後來還參與選題。不過，儘管我們都使出了渾身解數，發行方面的反饋卻不太理想。我們的產品大多都很平庸，毫無特色。這也不難理解，因為那都是我們在疲於奔命的情況下趕工出來的。為了生存下去，我們要不斷地做產品；只有把新的產品發到經銷商手裡，才能收回上一批產品的貨款。我們根本沒條件去打造什麼精品。
老闆對我們的發行人也越來越不滿，因為很多貨款他都收不回來。不過，這時我們的發行人是老闆的妻弟——我猜最初是老闆帶他入行的——兩個人儘管鬧得很兇，也還是隻能湊合著待在彼此身邊。漸漸地，我發現我們老闆也賴起賬來。他經常更換供應商，藉口對產品或服務不滿，然後賴掉最後一筆款項。他甚至還賴快遞費。因為快遞都是月結的，他賴了一家就換另一家，於是我們一年內換了好幾家合作快遞。儘管如此，他對我除了給錢不豪爽以外，其他方面都還不錯。可能因為我對他有用，他找不到替代我的人。他開給我的工資一直都很低，但從不拖欠。當時我和父母住在一起，沒有房租的支出，因此儘管收入微薄，但也可以得過且過。
我們的那本影音器材雜誌也沒能活下來，這時候刊物越來越難辦，讀者都不買雜誌，改為上網看資訊了。最後為了錢的緣故，我們的主編和老闆也鬧翻了。按照主編的說法，老闆沒有支付他應得的提成，卻提出用一對音箱來代替報酬。那對音箱是廠家送來給我們寫測評軟文的工程樣品，後來大概廠家賴掉了宣傳費，音箱被我們扣了下來。不過話又說回來，我們也向廣告客戶虛報刊物的發行量，實際3000冊的發行量我們說兩萬。這種做法在其他刊物那裡也很常見。所謂樹挪死、人挪活，君子不立危牆之下，主編決定離開公司，自己去創業。這時我也辭了職，於是他把我拉上，一起去搞一個專案。不過這是一次失敗的嘗試，前後為期只一個月，我沒把這看作一段工作經歷，這裡只簡單地講述一下。
主編因為業務關係認識了一個人，這裡姑且稱他為老江湖。老江湖在和我們相鄰的d市成立了一個汽車維修改裝行業協會。他找到我們的主編，是因為他想辦一本會刊，每期直郵給會員店鋪。但他不想花錢辦這件事，所以慫恿我們主編承包這本會刊，而他則幫忙招攬廣告客戶。我們主編當時也不過二十幾歲，社會閱歷不深，禁不住老江湖天花亂墜地忽悠，加上和原來的老闆在鬧矛盾，一時頭腦發熱便應承了下來，還拉上我一起去創業。我們幹了兩三週就發現不對勁了。老江湖和他的一個朋友把我倆當免費勞工，他們去查處汽修店時把我們也拉去助威，他的朋友還要我免費幫忙設計海報，可是老江湖答應的廣告客戶卻遲遲不見蹤影。他給了我們一沓汽配供應商的資料，讓我們打電話去拉廣告。這些供應商分佈在全國各地，聽都沒聽過老江湖的協會，根本不可能掏錢在我們會刊上登廣告，有些接電話的人甚至直接在電話裡罵我是騙子。直到我們把創刊號的內容做得七七八八了，老江湖才勉為其難地交了兩三個熟人客戶出來。可是區區兩三個版面的廣告，遠不足以覆蓋會刊的製作成本和郵遞費用。於是有一天傍晚，主編在和老江湖反覆交涉無果後，帶著我灰溜溜地回到了原來的城市。
大約也是在這個時候，我父親突然中風入院，我在家照顧了他一段時間。後來他恢復得還可以，過了兩個月又能拄著柺杖走路了，只是力氣不如從前，精神狀態自此也一蹶不振。
我的第十份工作仍然和動漫有關，不過是我最討厭的那種。當時國家用行政力量扶持本土動漫產業：首先是限制國外動畫在電視臺的放映時間；然後對本土動畫進行補貼，比如同一系列的動畫，在電視臺放映每滿五百分鐘，就補貼多少錢；此外，還在稅務、場地租賃等方面有所幫補。對於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利好政策，我在公司裡聽到的一種解釋是，我們的孩子從小看國外的動漫長大，價值觀就會受到國外的影響，所以國家扶持本土的動漫產業，這在本質上是意識形態之爭。對於這種解釋我不是很認同。我覺得絕大多數我們能看到的國外動漫，頂多只包含一些基本的普世價值，比如真善美、假惡醜，而不涉及國與國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不過我只是一個打工者，這些宏大的問題離我很遙遠。我新加入的公司剛成立不久，是典型的「政策的產物」。而且政府財政通過這種方式流到我們手裡，也並不比通過公款吃喝流到餐飲行業更糟糕。
我們公司既做動畫也做漫畫，我在負責漫畫的部門。我們的動畫是用flash做的，畫面比較粗糙，內容相當無聊，和當時美國、日本的動畫是雲泥之別。不過我知道我們國內的同行還能做出更糟糕的作品來，而且照樣能上電視臺播放。我們老闆在影視音像行業深耕多年，積累了深厚的人脈，產品上電視臺播放自然也不在話下。我參與制作的漫畫同樣粗製濫造。為了多掙點兒錢，我還私下給公司投稿。我們公司公開徵集漫畫指令碼，但投稿的全是我們這些在職人員。可是我們哪裡有時間去構思啊，其實都是從網上找來現成的，然後改頭換面一番，實質就是洗稿。公司並不管這些，只要我們簽訂版權合同就行，出了問題由我們擔責。當時我在認真交往一個女友，日常開銷有所增加，不能再兩袖清風佛在心中了。
而且大約也是在這段時期，我和之前在北京一起玩的幾個朋友疏遠了。我羞於向他們解釋我的現狀。我上班的公司就是他們深惡痛絕的那種公司，我每天做的產品就是他們深惡痛絕的那種產品，我就是他們在創作中所鞭撻的那種代表了這個腐朽社會的反動力量。我每天在製造垃圾、驅逐良幣、汙染視聽，我還可以怎麼自辯啊？難道自欺欺人地說：「我沒有別的選擇，大家都在這麼做？」這跟直接和他們說絕交沒有什麼分別。（這是我當時的想法，後來我知道，大家都在不斷變化和成長。他們二十歲時聽性手槍樂隊，但三十歲時不會聽了。不是說性手槍不好，而是那種好只屬於二十歲。）可是我確實是太無能，即使投身汙濁的洪流，經濟情況仍然是月光狀態。我的女友已經對我很不滿，隨便什麼小事都能衝我發一通脾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