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期我恢復了寫作。我的閱讀量已經增加了一些，眼界也更開闊了。我不再抱著模仿卡夫卡這種幼稚的念頭。這段時期我的作品篇幅都比較短，可能和我改用手機寫作有關。我開始寫一些非現實題材的小說。此外我重新練起了吉他。我在淘寶上買了把便宜的琴，自從當年離開北京後，我已經有十年沒認真碰過吉他了。在我離開上海時，一個同事送我一雙亞瑟士(asics)跑鞋，另一個同事送我一隻百銳騰(bryton)碼錶。所以回到下關後，我仍然保持著在上海時養成的跑步習慣。我一般在全民健身中心的噴泉廣場跑，最多的一個月跑了兩百四十五公里。我的房東是一個白族老太太，不會說漢語，卻很喜歡和我說話，每次看見我都要抓住聊幾句才放我走。可是在我和她相處的一年多里，我沒聽懂過她說的任何一句話。我見面只是對她微笑，不斷地微笑，她邊說我邊笑，直到她也笑起來。這次我在大關邑住了一年多，因為沒有去上班，每天都過得很愉快。我不覺得自己在虛擲光陰、蹉跎歲月。在我看來，只要是認真度過的日子，最後都不會沒有意義。這個時候假如亞歷山大大帝來問我需要什麼，我也會說，別擋我的光線就好。
不過與此同時，我也會認真地思考一些很消極的事情。我沒有憂鬱症，這一點我非常肯定。我只是不喜歡社交而已。這篇文章分享了我的工作經歷，難免也涉及我生活中其他的一些方面。因為它們原本就是難以分割的整體，單獨拎出一部分來講述，很難不令讀者感到疑惑和費解。但是有些內容我願意分享，有些則不願意，所以恐怕還是要令讀者疑惑和費解。一個人可以非常樂觀，同時又非常悲觀，這並不矛盾。人的精神形式是複雜的，有時甚至是復調的，可以有多段旋律同時在奏響。我不想分析促成當時我精神狀態的各種因素，而且我也未必有那能力。我翻到了一段當時記下的筆記，或許能從側面有所反映。這段筆記的題目是「太陽下山之後」：
彷彿所有快樂都湊到了晚上。雖然太陽下山之後，溫度下降了不少，但是把防風的大衣披上，把帽子扣到腦袋上，出門倒也並不覺得冷。走到水邊的廣場上，孩子們正在放煙花。在閃著光的夜空下，他們追逐打鬧著。有那麼多的快樂，讓人感覺所有不美好的事情和人性離自己是那麼遙遠，絲毫也損害不了我們的幸福。回到家後再喝一點兒小酒，就更加深了這種感覺。
不過放煙花和喝酒，都是晚上才能做的事，白天我們還是面對現實為好。現實就像一個力大無窮、整天在胡說八道的野蠻人，不過最後他總能證明自己是對的。誰要是膽敢質疑他，那可就得吃大苦頭嘍！那些說要接受現實的人，其實只是想方設法地讓現實接受自己。而說不接受現實的，則可能剛剛被現實拒絕。對此不能抱有精神勝利的想法。在現實面前，連「勝利」的念頭都不要有。對於現實，我們真的很難說出些什麼，是不會被人挑剔、不顯得幼稚或自欺欺人的。所以最好還是少說一點兒。或者索性閉上嘴巴，什麼都別說。
如果我被石頭絆了一跤，就爬起來自己再摔一跤，然後拍拍屁股繼續走路。這樣一來就顯出了石頭的可笑。在接下來的幾十萬年裡，它將孤獨地反省到自己施與人的痛苦是那麼地毫無必要和微不足道。最後它會成佛，學會善待這個世界。
藝術家常常乞靈於精神的純粹——自己本身是什麼，就更加要是什麼，有時甚至發展到匪夷所思的地步，發展到令人困惑和驚恐的地步。但是藝術家的精神若達不到那種純度，他眼中的世界就不會閃閃發光，他也就不知道該怎麼去創作。這或許從另一個角度應驗了貢布里希所說的：實際上沒有藝術這種東西，只有藝術家。
在擺攤的日子裡，我仍然和之前烘焙店的幾個同事碰面、聚會。他們這時跳槽到了一家線上上賣鮮花餅的作坊，生產車間在小關邑村，和我住的大關邑村捱得很近。有一天，我從前的一個組長——如今是鮮花餅作坊的「廠長」——告訴我他打算結婚和辭職，然後搬到他老婆那邊開個麵包店，問我有沒有興趣和他合作。他是洱源人，他老婆家在賓川。於是我和他一起到賓川實地考察了兩趟。我們的目的地不在縣城，而在離縣城二十公里的賓居鎮。因為他老婆剛調到鎮附近一所小學做老師，所以他們決定在鎮上安家。如果從地圖上看，下關到賓居其實不遠，可是中間橫亙著大片的山巒，兩地間沒有直通的公路。我們只能繞一個大彎，先從下關坐小巴到賓川，再換乘一輛鄉鎮公交到賓居。在初次去往賓川的小巴上，我用手機記下了當時車內的情景和我的心情。我覺得這比現在再概括一遍更能生動和準確地反映我當時的狀態，所以我直接把它摘錄在這裡。這段筆記沒有題目：
據說沒必要遷居到鄉村去，因為大隱隱於市，因為心遠地自偏。不過我正坐在開往鄉村的小巴上，為即將到來的搬家做著準備。連續晴了很多天，才剛下了一陣雨，天氣預報說，明天開始又是連續的晴天。這場雨就像一籠香噴噴的肉包子裡混著的一隻饅頭，用來調節我們被飽滿多汁的肉包子寵壞了的口感，儲存我們對於美味的敏銳的感受力。
車上的每個人都喜氣洋洋，因為馬上就要過年了，等待著他們的將是暌別多時的親人和豐盛可口的飯菜。小巴在蜿蜒的山路上歡快地顛簸著，我和同行的朋友彷彿也受到這歡樂祥和的氣氛感染，開始熱烈地討論起這個熱情款待我們的現實世界，究竟是由一股偶然的必然性力量所支配呢，還是由一股必然的偶然性力量所支配。最後我們誰也沒有說服誰，各自愉快地保留了意見。
這時，坐在車廂前面的幾個農民工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們上車後就不停地大聲聊天和嗑葵花籽。他們把葵花籽殼吐得滿地都是，好像並沒有看到旁邊的一隻垃圾簍。司機在開車前只是冷淡地掃了他們一眼，什麼話也沒有說。看來他早已被這些隨性慣了的人折磨得麻木了，再也不願在教訓他們這件事情上浪費哪怕一分力氣。
透過偶爾聽到的隻言片語，我知道這些農民工都沒有領到全部的工錢。他們在城市裡工作了一年，每個月只拿到一點兒生活費，在工程完成之後，原本應該兌付的薪金卻不見蹤影。現在他們正要回家過年，不難想象，幾乎身無分文的他們回到家裡要遭遇多少難堪的場面。可是他們都沒有表現出哀傷或憤慨，他們的眼睛都炯炯有神，說起話來鏗鏘有力。他們興致勃勃地討論著社會分配的公平問題，熱誠而粗率地比較了改良主義和徹底革命在推動社會進步方面的積極作用和負面影響。他們都對未來懷著熱切的憧憬，恨不得春節趕緊過去，好立刻回到他們嚮往的工地上，為自己即將擁有的幸福多打一分基礎。
看到他們這種積極的生活態度，我不由得在心裡感慨，看來少懂一些道理，對大多數人來說是有益的。不過我知道還有一些更優秀的人，他們懂得很多的道理，可又從不把那些道理放在眼裡。他們熟悉道理就像老練的舵手熟悉水下的暗礁一樣，他們掌握這些道理是為了提防它們有天猝不及防地露出水面擋住他們的去路，妨礙他們獲得生活中那些原本唾手可得的快樂。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優秀的人，社會的快樂總量大幅度地提高了。我們正好活在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時代，我們肩負的歷史使命就是勇敢地享受更多的快樂；而不是像我們的前代人一樣，忙於應付各種各樣的貧乏和愚昧，克服無窮無盡的苦難和悲傷。可以這麼說，在今天，任何一個不快樂的人都是可恥的、不負責任的。要不是我此刻還坐在小巴里，我真恨不得立刻放聲謳歌生命，謳歌世界，謳歌這個美好的時代！
其實這是我當時做的一種寫作練習，記錄的內容雖然經過了誇張和虛構，而且顯然有所反諷，但其中表現的樂觀、歡欣和滿不在乎，確實是我當時的真實精神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