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當時北京最講究最體面的西餐館子，
北京人稱之為「老莫」，就像喊對門副食店的老李，
透著那麼點親切。
傍晚時分，414路公共汽車緩緩停靠在普惠南里站，車上蹣跚下來幾位白髮蒼蒼的老人，他們相互攙扶著，顫巍巍過了馬路，消失在對面的樓群裡……老人們穿過一個小木屋似的門臉，服務員過來領位時，大堂裡音樂響起，還沒坐下的那些老人，相互對視了一下，臉上陡然煥發出靈異的光彩……
餐廳是俄式的，選單上鋪陳著奶油烤雜拌、基輔雞卷、罐燜牛肉、魚子醬、大列巴……另一張選單實際上是點歌單：《三套車》《喀秋莎》《伏爾加船伕曲》《小路》《山楂樹》……這家叫基輔羅斯的烏克蘭餐廳從開業到現在生意一直紅火，不起眼的半地下室永遠人滿為患，永遠要訂位子。前來就餐的大多數是上了歲數的顧客，把它稱作北京市平均就餐年齡最高的餐廳一點都不為過，這裡的飯菜和演出能夠把老人們帶回五十年前的時光。
這是一個特別適合帶老人來就餐的場所，我帶著父母來過這裡，看著烏克蘭功勳演員的表演，幾乎每個節目他們都會輕輕地跟著哼唱，更有些耄耋之年的顧客，會上場舞步輕盈地和演員們一同表演，可見蘇聯文化在當年的普及程度。就連我媽至今也還記得一些俄語單詞的發音，比如星期天，說出來就是「襪子擱在鞋裡」……父母讀大學的時候正值大饑饉年代，對俄餐顯然沒有了解，相比較食物而言，他們更喜歡這裡的氣氛。而我，對震耳欲聾的音樂並不感冒，我在意的是俄式菜餚，那裡有我第一次接觸西餐的記憶。
剛來北京讀書的第二年，老家的一位學兄，在某進出口公司上班的，說好帶我去著名的莫斯科餐廳吃飯，這是當時北京最講究最體面的西餐館子，北京人稱之為「老莫」，就像喊對門副食店的老李，透著那麼點親切（但真正去吃過的似乎並沒有多少人）。
按照學兄的指示，我當天下午就到了他的辦公室，聆聽他關於西餐的禮儀入門講座——顯然他不放心我這個小老鄉，怕我在那個正經地方丟人。當然，我發誓已經努力用心在記那些瑣碎的規矩，無奈注意事項太多，以至於我飢腸轆轆坐到老莫的餐桌旁，看見紅菜湯剛一上桌，就立即迫不及待地舉起了刀叉。
「放下！」學兄低聲但十分威嚴地制止了我，「應該是湯勺！」我拿起勺子，剛想喝湯。「又錯了！湯勺應該由內往外舀。」學兄一副恨鐵不成鋼的表情，「剛剛不是教過你嗎？」我低著頭，手持湯勺膽戰心驚地朝四周看了看，怎麼感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這裡了呢？汗如雨下啊……那是我有生以來吃得最漫長的一頓飯，我不斷地被糾正著：「手拿酒杯的位置！」「刀叉怎麼和餐具碰出聲響了？」「咀嚼時絕不可以說話……」那次魔鬼飲食訓練帶給我的陰影太大，它簡直讓我對人生產生了動搖，以至於在學校食堂，免費蛋花湯的大桶裡，我都會不自覺地由內而外地溜邊兒沉底。
更搞笑的是，這之後我連續四五年再沒吃過西餐——如果kfc不算的話——直到研二那年，我有機會給《生活》雜誌一位攝影師做助理。我當時想，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機會終於到了吧。見這位老外之前，老師就提醒我，攝影師六十多歲，哈佛畢業，很大牌，得獎無數，世面見得多，要我注意禮節什麼的。我心說，起碼吃飯問題不大吧，好歹我這不在食堂練了幾年湯勺了？令人沮喪的是，我陪的這位老攝影師酷愛中國，走到哪裡都要吃中餐，筷子耍得上下翻飛的，直到他臨回美國的那天，我表現西餐禮儀的機會才姍姍來遲。
建國飯店西餐廳，我貌似很不經意地點了羊排、牛肉清湯，老外也要了類似的。我又默唸了一遍當初學兄的教導：左手叉、右手刀，阿彌陀佛……我剛搔首弄姿地拾掇起餐具，只見我景仰的大牌攝影師兩手一拍，迅速從盤子裡揀了兩根薯條，「嗖」地就杵湯裡了，稍事浸泡便照直放進口中，大手一抹嘴巴：「delicious!help yourself.」哦，我的人生！我精心準備的才藝表演，就這麼被他生生噎在那裡，定格了。
如今，陪父母坐在基輔餐廳的半地下室懷舊。他們在歌聲和舞蹈裡感念自己逝去的韶華，社會主義蘇聯對他們影響巨大，那時候有句預言式的口號，叫「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儘管蘇聯已經煙消雲散，但曾經的理想還會讓他們激動。我自己也到了懷舊的年紀，坐在他們對面，點了份紅菜湯，用湯匙由內而外舀起，以懷念我青澀的西餐初夜。
2009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