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嗎，老北京講究東富西貴，
我看最尊貴的就在三里河這一片。」
上世紀80年代，三里河附近應該是北京最像模像樣的地方，臨街整齊的住宅，精緻綠化的道路，道路兩旁經常掛著彩旗和不知什麼國家的國旗，那是因為國賓車隊到達釣魚臺之前，一定是要走月壇北街的。
當初師兄為了告訴我這件事，還專門帶我走了一趟這條馬路，果然彩旗飄飄的。師兄是我同鄉，也是我偶像，他的女朋友是北京人，護士，因為住在三里河一區，外號也叫「三里河」。每次說到這兒，師兄的口氣裡總帶著驕傲：「看，這是24號樓，住的都是高幹。」「這裡叫南沙溝，裡面都是大藝術家。」「這是中科院。」「這是國家計委……」按照師兄的說法，三里河就是北京的神經中樞，國家發出生產指令，東郊的那些工廠就會開動機器生產。「咱們學校那朝陽區，切，那是勞動人民待的地方，這兒才是高——等——人生活的場所。」師兄說。為了證明這一點，他甚至帶我考察了當地的人民生活狀況——三里河菜市場有那麼多品種的副食，對面的京滬食品店，二樓還可以買到上海生產的大白兔奶糖、上海麥乳精什麼的。儘管沒錢買，但真真感受到了那種「高檔」。
不久之後，學校組織觀摩音樂會，那會兒時興聽交響樂，中央樂團有固定的「星期音樂會」，負責演奏一些著名交響樂的摺子戲，害得我們從東郊坐一個半小時的公交車跑到紅塔禮堂。剛到地方，我就認路了，這不就是三里河嗎？於是迅速把師兄所言複製了一遍給同學們聽：「知道嗎，老北京講究東富西貴，我看最尊貴的就在三里河這一片。都是國家機關啊，離這不遠的北展劇場還能看到芭蕾舞呢。」
真正感受到梁思成設計的「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區」的便利，是在師兄工作之後。他成了一名文化記者，成天和文學藝術打交道，辦公桌上隨意扔著名家的書畫：「看上哪個，拿走。」更重要的是，他經常和這些作者在三里河附近吃飯聚會。作為替師兄扛三腳架的小催巴兒，我偶爾還能吃蹭兒。果然，人生得一師兄足矣。
師兄熱愛生活，每次都會換口味。比如這次去單位旁邊的同和居，吃三不沾，下次就會換到三里河的河南飯莊，吃黃河大鯉魚。不過，我最喜歡的是月壇北街上的峨嵋酒家，就在紅塔禮堂邊上，魚香肉絲和宮保雞丁做得比四川飯店更精緻、更有個性——儘管我當時對川菜的理解僅限於這兩種菜外加一個荔枝肉片。我當時就想，將來一定要像師兄們一樣，在這附近工作，最好單位分房也在附近，這樣，想不高貴都難啊。
然而，我畢業之後，儘管和師兄成了同事，經歷的卻是這個國家摸著鵝卵石，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步履蹣跚的轉身過程。也就十年，眼看著北京最好的劇場、最好的電影院、最好的食品超市都集中到了原先生產機床、布匹、摩托車和二鍋頭的勞動人民生活區。紅塔禮堂關門了，三里河菜市場也不見了蹤影，所謂的西貴只有釣魚臺還勉強貴著（那是真貴啊），月壇北街已經被成都小吃、家常菜和餃子館覆蓋了。河南飯莊（已恢復「厚德福」的名號）和峨嵋酒家遷到了禮士路南北兩端，倒是同和居搬到了三里河，但和從前的繁盛也完全不能相比。
十年三里河東，十年三里河西，從前的高尚社群被無情地邊緣化著，優越感卻硬硬地還在。這裡緊鄰發改委、財政部、工商總局等衙門，附近約局吃飯的大部分都是「國家工作人員」，談業務肯定比吃東西重要，比較講究環境服務和就餐風度。萬一走錯包間，你往往能看到很多氣質相同的人，他們統一戴著絲邊眼鏡，有領t恤束在西褲裡，面帶慈祥和堅毅，溫文爾雅……我太相信他們會是將來的總理人選。這也是我去那裡越來越少的原因——直到2008年年底，師兄重新出現的那天。
忘記交代，我的師兄或許因為不適應時代，在多年前迷上了傳統宗教，繼而從單位辭職，也不知靠什麼為生。見他那天，他已是仙風道骨般清癯。在車上我們聊著天，突然想起他當年的恩德，於是抱著故地重遊的想法，我掉頭往三里河方向開。一路上，我不停地打店家電話：七彩雲南、湘鄂情、淮揚春、上海老飯店……稍微講究一點兒的飯店全都爆滿，怪事情！後來，我們只得在南一巷的紅番茄，找了個大廳的位置。
一邊幫師兄點菜，一面感嘆今天撞見鬼了。領班在一旁聽見我的抱怨，過來說：「最近我們生意太好了，每天翻無數臺。」姑娘解釋說，這不國家拿出來四萬個億救市，各地大員都來北京，周圍的賓館酒店全部客滿啊……
那天晚上，越過面無表情的師兄，看著窗外滿街亂跑的各地牌照，我悲欣交集：哇塞，不會是計劃經濟又要回來了吧？
2011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