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藝術家都是心理不健全的人，
他們在意自己的表達，但不一定在意你是否能懂，
因為，並不是所有的客人都是精神科大夫。
羅朗（michael d. rosenblum）擁有很多頭銜：餐廳主廚、作家、人類學研究者等等，但更多的時候，他願意別人叫自己學生，一箇中國文化的學習者。
他的足跡遍佈中國大江南北，在寧夏紅寺堡跟代代相傳做麵條的家族學習拉麵技藝，也在甘肅青海交界的安多草原，學做藏族傳統的犛牛酥油、酸奶和乳酪，還在貴州的威寧，請彝族和白族師傅教授他做臘肉和火腿的工藝。
我收到過羅朗寄來的醃菜、豆醬和兩種茶，用這些招待客人，每每收穫稱讚時，我都會說，這是一個外國人做的，隨即就可以看到對方驚訝的表情。從這一點說，羅朗是個名副其實的「學霸」。
不過，羅朗的這種千里而往的學習，往往是細碎而非系統化的。我曾經問他，為什麼不在中國境內拜一個有名望的師父，因為在中餐傳統裡，師承，有著格外重要的意義。它不僅能讓你接受系統的訓練，拜師這件事情本身，也是烹飪技術傳續，廚師體系開枝散葉、發揚光大的關鍵。
羅朗說自己做過嘗試，但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他都沒有「機緣」拜在某位中餐師父的門下。羅朗笑著攤開手：「可能是他們覺得，一個外國人，不可能用功，不會吃苦吧。」
後來，在與羅朗的通訊中，他更詳細地分析了關於師承的一些認識。由於歷史原因，中西餐不太相同。教學內容上，中餐更偏重實踐，而西餐偏理論。教學方法上，西餐要求廚師是全面的，而中餐會在刀工火候、紅案白案方面有更精細的劃分。除此之外，「美國相對簡單，學徒更像學生。在工作中表現出忠誠和努力，同時展示出某些方面的天賦，老師會給出一些建議。而在中國，師父更像一位掌握核心技藝的人，這些技能可能是他們謀生的唯一方式，所以在傳授的時候，會非常謹慎」。對這一點，羅朗表示理解。
事實上，羅朗在少年時代，因為家庭經濟原因輟學，不滿十六歲便在亞特蘭大唐人街一家叫「龍珠」的中國餐廳幫工，加之他此前習練詠春拳的經歷，讓他迷戀上中國文化，並且開始學習中文。
高中畢業那年，羅朗立志做一名專業廚師，他把想法告訴了表哥安德魯，一位有新聞學碩士學歷的米其林三星餐廳主廚。表哥贊同他的想法，同時希望他不要放棄教育和深造，於是羅朗在完成烹飪學校學習後，邊工作邊學習中文，並且在1998年，以交換生的身份進入上海師範大學學習。
如今距離羅朗第一次來中國，已經過去了二十五年，他已經習慣用中文自由表達。這位康奈爾大學學士、香港大學碩士，在擔任我們紀錄片顧問期間，曾給《風味人間》的導演們做人類學培訓，主題是「耕種對於穀物民族的意義」，一個半天，全程都是流利的普通話。
然而，羅朗的烹飪「童子功」，卻是在美國烹飪學校打下的基礎。和使用語言不同，中餐和西餐烹飪，無論世界觀還是方法論都差異巨大，它們就像兩套不完全相容的作業系統。做中餐，羅朗經常像一個非母語寫作者，想在異國他鄉實現作品表達，顯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猜想，這或許是他投師無門的真正原因。
廣州沙面，一座民國時期建築的頂樓，「朗泮軒」就在這裡。這是羅朗的工作室，天台上密植蒔蘿、羅勒、迷迭香一類的香草，鬱鬱蔥蔥，他和團隊的幾個年輕人不停地忙碌著，兩條狗穿梭其間。後廚很寬敞，整齊擺放著琳琅滿目的餐具和廚具，我同事笑話他說：「哎呀用得了這麼多刀具嗎？中餐師傅一把刀搞定的事，真是差生文具多……」羅朗笑笑，並不作答。
2019年，羅朗從北京搬到廣州定居，他喜歡這座四季可以聞到花香，同時有著深厚歷史傳統的城市。他與合夥人高克寧打算用這裡做一個美食工作坊，把十年以來他做中餐的功課和心得做一個總結。經過漫長的裝修和調整，一切就緒的時候，全國餐飲業遭受新冠疫情的重創。儘管羅朗的菜得到了很多明星和美食家的讚譽，但人氣一直沒能有根本的扭轉。
作為主理的羅朗，臉上卻也看不到任何焦急，他照樣旅行、讀書、參加電視節目拍攝，似乎「生意」與他無關。在餐飲同行看來，這是一個另類。
的確，在「什麼是一頓好飯」這個話題上，羅朗的認知與我周圍很多人都不相同。中國餐飲十多年來已經連躍了幾個臺階，無論在出品、環境、服務、客單價上，都已經有非常清晰的目標以及分層的服務物件。在大多數人看來，一頓精緻的餐飯，首先可能要顧及顧客的口舌的滿足，在此基礎上的多重感官享受，則是意外之喜。而羅朗並不這麼看。在他心中，文化傳統的意義可能大過時尚美味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