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林雯之前，我在鶴崗還見到了許多人。網上的喧囂過去後，來鶴崗定居的人開始冒出，有男有女，年齡從二十七歲到三十五歲不等，此前曾是淘寶美工，公司職員，運動用品店前臺，酒店服務員，火鍋店老闆，汽車廠銷售。現在，他和她待在鶴崗。有人做遊戲代練，開設漫畫賬號，炒股，挖位元幣，開炸串店，做網路音樂，也有人只是待在家裡，打遊戲，健身，以此消磨時間。在鶴崗見到的人越多，我越難歸納他們社會身份的共同之處。當我和這些人相處越久，越發現他們更像是延續著此前的生活。
我第一個見到的人是a。她二十七歲，來鶴崗買房生活兩年了，和我正好住在同一條街的兩端。她身穿長款黑色羽絨服，白色newbalance運動鞋，背佳能單反相機。她有許多愛好：漢服，遊戲，貓。目前a靠打遊戲掙錢，主要玩cs（一款射擊遊戲），代練，也賣高階遊戲裝備。作息時間不固定。之前，她一天能打十七八個小時的遊戲，一個月可以掙上兩三萬元。但現在，她不想再過那樣疲憊的生活了。
新開的漢服館由一間住宅改裝而成。老闆是個中年女人，正帶著女兒一塊遞小蛋糕，請客人在抽獎箱中拿出紙條。a拿著相機，咔嚓咔嚓，給漢服館剪綵、拍照。不大的屋子裡隨處可見年輕人。有人戴銀色假髮，扮成動漫角色。她們多是本地人，學生，還有幾位護士。a和其他人談論最近流行的漢服款式，也換上一套「小殭屍」造型，在一尊石膏北極熊塑像前拍了些照片。隨後她帶我來到一家叫作「漁躍」的日料店，點了三文魚、炙烤牛排、鵝肝炒飯、海鮮炒飯，結賬時共計四百六十元。她平常總來這裡吃日料，在家懶於做飯，還習慣叫跑腿。休息時間，她在鶴崗尋找娛樂，分別在跑跑卡丁車店、射擊館、水上大世界、水療按摩中心辦了會員卡。來鶴崗後，她學會開摩托車，從網上買來「春風狒狒」，一輛小體形的亮黃色摩托車。後來她還在鶴崗打了水光針。
裝扮、說話、生活方式，還有她的房子——從各個方面來看，a依然遵循當下流行的審美。她花四萬買下一套房，花三萬裝修。房子在七層頂樓，白色地磚，淺綠色牆漆，客廳空曠，放了一張白色皮質懶人沙發，花瓶裡插著一枝模擬馬醉木。靠牆放著小米洗衣機、烘乾機。地上有個四千元的石頭牌掃地機器人。廁所裡有智慧馬桶，還有浴缸。她在雪景旁泡澡，喝伏特加。臥室桌上是價值三萬的水冷散熱式電腦主機，還有七隻橡皮小黃鴨。每當在遊戲裡感到壓力時，她就會通過捏這些鴨子來解壓。
她捏了一下鴨子。「撲哧。」刺耳的聲音把爬到桌上的貓嚇跑了。她養了只英短藍白。窗外視野空曠，遠處是連綿的矮樓。月亮正在緩緩上升。
坐在電腦前，她決定搜一部當下流行的電影。她剛看完最近上線的《子彈列車》《新神榜：楊戩》。最後選定了網飛出品的動漫《賽博朋克》。一邊播放，一邊開啟電腦旁的日落燈，牆上出現橙色的柔和光圈。看完一集動漫，她開啟另一盞燈，天花板出現一個清晰的月球。這兩盞燈陪伴她度過了失眠的夜晚。
長時間盯著電腦螢幕，她眼睛乾澀，時常要滴眼藥水。每隔三四天下樓丟一次垃圾，兩週正式出門一次。她沒有固定的工作夥伴，平時依據心情決定打遊戲的時長。我看過她打那款射擊遊戲。她的操作相當流暢，很快奪得冠軍。不打遊戲時，她看網路小說，刷抖音。後來她在微信群聊裡聯絡上南京女孩的「晚間保姆」。群裡稱這是「共享保姆」。保姆為她丟垃圾、做飯和收拾家務。
我問她，來鶴崗後，還有沒有和此前的朋友聯絡。
「我之前沒有朋友。」她說。
「怎麼了呢？」
「打遊戲賺錢之後，我就不出門了。」
「那之前呢，比如你曾經的同事？」
「那都是同事，而且，我經常換工作，也沒有把他們當作朋友去相處。」
a不願講太多過去——這是多數從外地來鶴崗的人們的共同點。a說，她之前做過文員，當過運動專賣店的銷售員，然後經歷了一次失敗的創業，欠下一些錢。她被迫開始用擅長的遊戲來掙錢。她利用大量時間打遊戲，從此開始不太出門，似乎也失去了對人的信任。
「我不想提太多過去的事。」a說，「我的生活你也看到了，只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此後我仍然經常與a一起相約吃飯，逛街，去劇本殺店。但我尊重a的想法，不再問及更多她的過去。
我接著在網上認識了一個叫花花的女孩。她二十五歲，和妹妹一起來到鶴崗。我們約在時代廣場的火鍋店。12月，氣溫零下十八度。火鍋店裡暖氣充足，這對姐妹坐在我的面前。姐姐化了妝，看起來還是有點疲憊。妹妹十歲，瘦小，黝黑，戴著白色針織毛線帽子。帽子上有個洞。姐姐習慣把那個洞往旁邊拉過去，想將它藏起來。
花花從頭講起：她們出生在江西贛州一個村子，父親一直沒能結婚，是當地人稱呼的「老光棍」，後來娶了有智力殘障的媽媽。媽媽比爸爸小十二歲。奶奶說留個後就好了。姐姐先出生，村裡因為家裡沒有兒子而瞧不起他們。過了十五年，媽媽再次懷孕，又生下妹妹。兩年前，爸爸意外去世，媽媽也被送進了鎮上的養老院。
妹妹正在夾肉，此時抬頭說：「姐姐，你給她講講我們被鎖在廚房裡的事。」
姐姐繼續說，父親去世後，伯伯來家中砸門，拿著鐵鍬，鄰居把她們推到廚房，上了鎖，把鑰匙從窗戶丟到她手上。伯伯在窗外，拿著石頭。伯伯、伯母、叔叔，姐姐說，他們想拿走房子，土地，和媽媽的低保補助。
「你是個女的，遲早要嫁出去，他們老這麼說。」她說。
那時，姐姐在贛州一間服裝廠工作，做助理管機器，每月工資六千。後來廠裡裁員了。她從網上看到鶴崗的新聞，覺得房價便宜，能做落腳之地。夏天，她和妹妹一起坐火車到了鶴崗，先安排妹妹讀書。妹妹現在四年級，一共轉過四次學。
「沒辦法，因為她必須跟著我。」姐姐用一副母親的口吻說。
到鶴崗後，姐姐先擺攤賣冰粉，又賣了幾個月的山東煎餅。冬天街上人少。下雪後，她察覺，用來做煎餅的雞蛋、生菜輕易會被凍住。雞蛋凍得和石頭一樣，敲不開，用熱水淋也不行。現在她停掉了煎餅生意，轉去做自媒體，希望能借此獲得些收入。
「有時候我也會怨恨，這一輩子是不是就被她耽誤了。」姐姐說。
「姐姐。」妹妹說。
「怎麼了？」姐姐說。
「我要吃那個。」妹妹說。
「姐姐。」妹妹每說一句話都要先喊姐姐。
妹妹流口水。姐姐拿紙巾給她擦，抱歉地笑了笑。
在鶴崗，我認識了幾個與花花有著相似過去的女生：她們出生在農村，自小被家人告知一個女人沒有位置，存在的目的是要為他人服務，職責是燒飯、掃地、洗碗、生孩子。她們帶著擺脫過去的想法來到了鶴崗。
我也跟幾個來這裡的男人去時代廣場吃了海鮮自助。海鮮實惠，但不太新鮮，盤子裡放著扇貝、石頭蟹、基圍蝦，上鍋蒸時散發出腥氣，他們避開，用手扇風。一個寧夏人首先給我留下最深的印象。他在來鶴崗定居的人裡相當活躍，像一個社交樞紐。他二十九歲，身材微胖，寸頭，左手戴一款卡西歐手錶。他每天都在參加飯局、酒局，唱卡拉ok，有時是和鶴崗本地人，有時是和外地人，開著一輛寶駿保姆車在鶴崗晃盪，閒時在群裡問有沒有人要幫忙，比如運折扣店的臨期星巴克咖啡。
他曾經在銀行工作。他這樣形容——那時，他在銀行做櫃員，每天都要開著車走同一條路線。有天他在等紅燈，他想，難道要在這裡等一輩子的紅綠燈？在他的講述中，那場在紅綠燈前的等待就像是某種指引、某種徵兆。「我不知道我想過什麼樣的生活，但眼下這樣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他說。他後來開過火鍋店，現在投資了一家建築公司。簡單說來，他不缺錢。但他總是覺得，生活裡缺乏什麼。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麼來鶴崗的契機，那是在2021年，寧夏經歷一輪新冠，他在家裡待了二十一天。他搶不到菜，住在城郊的一套房子。鄰居有一個果園。此前，他讓鄰居幫他種了幾棵樹，有李子、杏、核桃、棗，還種了豆角、黃瓜，地裡還有幾隻雞。他靠著果園度過了那二十一天。
「當時我就覺得，掙再多的錢又能幹什麼？」他說，「我又不打算結婚生孩子，那麼拼命掙錢幹啥？」
他在價格高點期間賣掉了寧夏的房子，通過短影片得知了鶴崗。到鶴崗後，他先租房生活了半年，其間慢慢找房。等房子買好，裝修完，他按照嚴格的時間表生活：早上7點起床，起來看股市大盤，下午3點後開始健身。房子裡打造了一個健身房。地板上鋪著深灰色泡沫墊，房間中心擺著一套售價四千的大型黑色健身裝置，裝備齊全，座椅、拉力杆、蝴蝶機、臀力墊、仰臥板。他每天都要做一定數量的力量訓練。臥室很小，床頭擺放著《烏合之眾》《博弈論》《人性的弱點》。他愛好喝酒，喝醉後就在群裡唱歌。他的暱稱是「憂鬱症患者」。
飯局上，另外兩個人內斂許多。他倆都三十三歲。其中一個來鶴崗兩年，留著飛機頭。他來鶴崗後習慣在家打《英雄聯盟》，頻繁地點選滑鼠令他胳膊痠疼，按摩也無法緩解，就去辦了健身卡，現在一週去健身房跑幾次步。他打算一直在鶴崗生活下去。之前他在深圳打工接近十年，從流水線工人到美工，靠挖位元幣存下一筆錢後，就來鶴崗買房了。房子花了十萬，在新街基，鶴崗城中心地帶。客廳裡擺著布藝沙發，一臺七十英寸小米電視機。電視上正在播放《第11號站》。來鶴崗後，他還買了輛全新的別克白色轎車。他覺得現在生活算是舒適。
最後一個人也是三十三歲，娃娃臉，穿淡藍色襯衫，戴方框眼鏡。第一次見面時，他很少說話。後來我和他單獨見面，他才慢慢講到過去的事情。他曾是惠州比亞迪工廠的技術工人，來鶴崗買房生活兩年，不過房子現在還是毛坯。他住在松鶴b，那也是個大型回遷小區，樓房多為六層。他用兩萬買下一套房子，兩室一廳，呈閣樓型，挑高約四米，客廳狹小，貼著藍天白雲牆紙，邊緣顯露出水泥縫隙。客廳有一臺茶几、電視櫃、沙發，臥室放著電腦桌、一張床、一個簡易編織衣櫃。他說這些東西一共不超過一千元。
「哪有什麼裝修呀。」他笑了笑。
他在比亞迪汽車廠待了一年半，直到和領導的一次爭吵。新冠發生後，2020年11月，他在百度上看到鶴崗的新聞。他很驚訝，房價那麼低，就辭職來到鶴崗。臨行前，他帶上一盒老照片，有他幼時的照片，父親生前和母親的照片，一些家庭合照。現在，那盒照片放在客廳一張收納式椅子裡，他不會輕易示人，像是在捍衛什麼。
決定去鶴崗後，他帶走所有的照片，所有的記憶。他第一次坐飛機，從湖南衡陽到北京，中轉到佳木斯，再到鶴崗。他回憶那種感覺，不是緊張，也不是興奮，像是背水一戰，一種不安的感覺。
「如果鶴崗都留不下我，那我還能去哪？」他說。
他很難形容來鶴崗前後兩種生活的差別。他認為，此前，有關生活的決定雖然都是由他做出來的，在中山、惠州的各種流水線上，在電器市場做維修馬達、電機，做什麼，去哪座城市，到哪家工廠，和誰談戀愛，身上沒錢，就去打工，打工賺錢，又花光，繼續打工。可能這些選擇只是出於慣性。去鶴崗，也不能說他就此自由了，要看怎麼定義「自由」——自由不是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吧——他停了下——自由是不想幹什麼就不幹什麼。但他又換了一個說法，也可能人生都這樣，還能爛到哪裡去？不是對生活失望，只是有時人不得不很早接觸一些事情，比如，他現在都不清楚父親的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