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間公寓
12月，鶴崗進入嚴冬，氣溫達到零下二三十度。冷帶來一種蕭瑟的觸覺。河流凝滯不動，大多數樹木都是枯黑色的，樓下，馬路兩側擺著凍魚。這和我此前在許多地方見到的景象都不一樣。比如我熟悉的南方城市，那裡街頭植物茂密，汗水流下又蒸發，車水馬龍，事物每天都在變化，人能輕易察覺出時間的流動。但在這裡，一切似乎都在停滯，城市，風景，建築，還有人們選擇的生活。寒冷更是增強了這一感受。
尤其是下雪那些日子，人們獨自待在房子裡，就像林雯，a，寧夏人。我也一樣。窗外別無景緻，只有層層疊疊寫著「保溫」的白色塑膠陽臺。我的房間，長條形，大約三十平方米，屏風隔開了臥室（一張床）和客廳（一張沙發）。四層，採光不佳，光線只在陽臺短暫停留。黑夜漫長，我買來凍梨打發時間。梨子凍得黢黑，結實，表皮有一層白霜。我把凍梨放在暖氣片上，等著白霜逐漸消失。大約一兩個小時後，梨的身體變軟。我從群裡學來方法，咬開一個口子，使勁捏出梨的汁水。那是口味極佳的天然飲品。中午，我用房主留下的電磁爐、煮鍋做飯。小煮鍋咕嚕咕嚕響。晚上又來了一場大雪。雪像沙一樣飄在風裡，暴脾氣的風哐哐砸向窗戶，這時少有人願意出門。不過線上群聊從沒停過，人們抱怨寒冷的天氣，停水，重複發一些網路流行話。
房子安靜，我聽見水管流動的聲音，還有熱水器的吱吱聲。牆壁很薄，樓道里外賣員步履匆匆，還有軟體上催促送單的播報。隔壁住著一對夫妻。早上6點，男人總要咳嗽幾聲，走下床，傳來一陣拖鞋趿拉的聲音。後來我習慣從手機裡找出一檔講電影的播客節目。我開啟外放，聽著聲音做飯，洗碗，掃地。我沒有注意節目具體在說些什麼，有人說話會讓一切顯得好受些。
這還讓我想起曾經的一段日子。那是在2020年初，因為一些變動，我辭掉雜誌社的工作，在家裡待了一段時間。我對與人打交道感到疲憊，想盡力切斷與外界的聯絡。辭職後，我沒想好做些什麼。然後，新冠出現了，城市開始封閉管理。有天晚上我去買儲備物資，大米，蔬菜，香腸。當時北京也下著大雪，街道很空曠，零星幾個行人，手裡同樣提著三四個購物袋。回家時我坐上計程車，廣播傳來高昂的女聲：「櫻花時期我們再相見，武漢，加油！」
隨後很長一段時間，由於隔離，我整天待在家裡，打一檔叫作《動物森友會》的遊戲。在遊戲中我有一座島，我在虛擬的海里抓金槍魚，收集奇形怪狀的恐龍化石。但在遊戲之外的現實，我不想與人交往，不回覆他人的訊息，看著天一點點變暗又亮起來。新冠有所緩解後，我終於走出家門，化好妝，去咖啡館裡假裝工作，實際上我無所事事。精神不錯時，我和朋友說到曾經看過的一條新聞，講一個男人厭倦上班，就躲在家裡。沒有想到妻子中途回家，他更決絕地將門反鎖，躲進了衣櫃裡。
我持續關注著豆瓣上諸如「家裡蹲自救同盟」「裸辭群眾小型交流組織」這類小組。那些小組中女生居多，她們年齡與我相仿，二十來歲，同樣在北京、上海或是廣州這類大城市生活，也許正面臨失業，也許只是待在家裡，或者是租住在一個公寓裡。總之她們閉門不出，同樣試圖封閉自我。
她們在帖子中寫道：
「二十八歲在深圳出租屋蹲了一年半，感覺對生活越來越沒有掌控感，之前還會偶爾出去走走，現在只會宅著，連出門倒垃圾都不想了。」
「沒法在家裡蹲，又沒法出去，為了逃避天天往公園裡鑽。只有公園是免費的。」
「沒有社交，沒有朋友，沒有網路，困守單間的出租屋，不上班，不出門，靠外賣。我過了半年這樣的生活。」
「社會上是否只有一種期望，希望我們努力工作？唯有努力工作的人才能被稱作一個有價值的人嗎？」
在鶴崗的房子，重新想起這些話，我仍然不知道該如何看待這些帖子和我自身的感受。我們這些人，明明處在——用更年長的一些人的說法——人生中最好的階段。但為什麼我們感受到的是如此強烈的疲憊，以至於我們試圖逃避，逃離，或者乾脆躲起來？
但將自己真正封在家裡的日子並不好過。我的作息開始紊亂。到第四個月，我開始易怒、煩躁，在網路上四處搜尋：我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那年年底，我已無法忍受這種生活。當遮蔽一切外在的事物，我像是失去航標的船，不知道去哪裡，存在的意義是什麼。我重新開始找工作，重新適應按部就班的生活。別去想其他的，最好什麼都別想。（當然，我重新找工作的另一個原因是存款花光了。）
回到生活的常態令我心安。我繼續上路，見到形形色色的人。
有天，我來到湖南長沙，走過一家購物商場的地鐵站。一個年輕女孩站在街旁，面前是一個三腳架，一部手機，旁邊放了兩盞柔光燈。她在直播唱歌，很多人圍著，道路堵塞。這座城市的人們似乎不知疲憊，也從不因黑夜的到來停下腳步。隔天，我去一家短影片公司採訪。辦公室坐了一百來個年輕人，電腦前是一些修圖的臉。牆上有兩塊電子螢幕，即時滾動著公司短影片賬號的粉絲數量。後來，我又來到北京一家賣飲料的新消費公司。我看見一個專門用來給員工加班睡覺的房間，推開門，裡面是十張上下鋪，就像一個高中宿舍，但沒有人在裡面睡覺。
另一些時候，我在事故或災難的現場。比如，在益陽，一家養老院暴雷，有老人跳江自殺，另一個精神失常的老人在江邊敲鼓，被人們解讀為給逝者的輓歌。我見到敲鼓的老人，他睡在一間ktv裡的隔間，兩平方米不到，堆滿了鼓。ktv主人是他的妹妹，五十六歲。那間ktv也很老了，生意冷清。怎麼能放哥哥去養老院等死，女人說，她坐在店門口，嗑著瓜子，一直笑。她的丈夫死了，她也獨自一人。接著，白銀的一場越野賽，二十一人遇難。深夜，我和同行到了當地，決定直接去殯儀館碰運氣。高速上沒有其他車，我們往前開，沒有月亮。我們在殯儀館對面的馬路停車等待。一個女孩匆匆跑來，披著一件軍大衣。她說起白天去酒店收拾遺物，從父親的背包中翻出一袋新鮮的李子。我長久記住了那袋李子。
生與死，反與正，熱鬧與孤寂。每當見到新的人，我總會忍不住提問：你想過上什麼生活？常見的答案是錢（或地位）。但更多時候，人們說：我也不清楚。我的困惑並未得到解答，反而有加深的趨勢。
這時，也就是在重新回到正常秩序的兩年後，我認識了另一個人。最初，我覺得他的生活相當怪異。當我此刻坐在鶴崗的這間房子，無人與我說話。黑夜早早降臨，窗外風聲呼號，還有乾燥的雪。我再次想起他的故事，他的房子，還有我們最終見面的情形。
申牧，三十四歲，失業接近五年，負債，遠離親人、朋友，待在河北燕郊一間租來的公寓，不與任何人見面或交談。
公寓在十九層，他在窗戶上貼了一層磨砂，這層磨砂令他無法透過窗戶看見外面的風景，天空、鳥、對面正在修建的樓房。
長期一人生活，他開始收集房子裡為數不多的聲音。電飯煲裡沸騰的米飯，冬奧會花滑運動員的冰刀劃過冰面，紀錄頻道中藤蔓生長，用筷子將食物送入口中後的咀嚼。他將它們錄下來，在電腦裡存放。他細心分辨門外快遞員和外賣員走路的腳步聲。每次點外賣，他都會在訂單裡備註：「不要敲門！不要打電話！放在門口！」像個警告。外賣員仍然咚咚地敲門。後來他就不點外賣了。
每隔幾個月，他的睡眠開啟一次迴圈。第一天晚上11點睡，次日早上6點醒。第二天凌晨1點睡，次日早上8點醒。第三天凌晨3點睡，次日早上10點起。有時是下午2點睡，晚上10點起。黑夜和白天沒有分明界限。
有時他出門買菜。一次，他在超市裡買來一袋饅頭，有個像被老鼠啃了一口。他還是將饅頭一直放在冰箱。他不扔東西。按照他的解釋，他儘可能儲存生活中的所有痕跡，就好像那些物品已經成為身體的一部分。因此，申牧家裡放著各種各樣的物品。首先是曾經真實屬於他的：穿過的衣服，鞋子，戀人送的mp3，明信片。更多是獨居後的生活痕跡。冰箱旁放著十六個大紙箱，紙箱半人高，裝過牛肉麵、宮保雞丁的鋁製薄膜和紙質的方形外賣盒，清洗乾淨，疊在一起。一個紙箱裡裝著各個餐廳贈送的紙巾。另一個箱子裝著紙質咖啡杯，星巴克的，肯德基的。杯子上有不同活動的印花，春天是櫻花，聖誕節是帽子。還有個箱子放著必勝客的比薩小三腳架。
隨咖啡贈送的黃糖，隨薯條贈送的番茄醬，薯片桶，洗潔精桶，護手霜，檸檬水中的檸檬，濾過的茶葉，剝去米粒的玉米芯，橘皮，雞蛋殼，雞的骨頭（他將肉剔乾淨，骨頭留下來），還有他的頭髮，剃鬚刀刮下的鬍鬚，從耳朵裡掏出來的碎屑。這些物品像待在一個現代生活博物館，各有各的位置。他不會輕易移動它們。
如果單從數量來說，申牧擁有最多的物品也許還是電影。他收集了一整箱電影票，有些票據已經褪色、字跡模糊。他有十一個硬碟，分別裝著美國、歐洲、拉美、韓國和中國的電影，已有幾千部。錫蘭、費里尼、侯麥，這些導演和影片中的人都住在了他的硬碟裡。有一個硬碟像鐵盒一樣，12t容量。他專門用來存放日本電影。
最初半年，申牧和我在網上斷斷續續聊到他的生活，還有他的過去。
他出生在中國甘肅的一個村莊，那是一片乾旱荒涼的土地，當地農民主要靠種植花牛蘋果為生。申牧家裡也有一個蘋果園。他的家境在當地人看來不算好，但也不算壞。少年時期去另一個鎮子讀書，每週走二十公里泥路，有時太累，中午睡在樹林裡，走得太久，布鞋磨破了，就用綁帶綁住鞋子。他考上一所大專，遵循父親建議選擇飛機維修專業。畢業那年，他的同學們大多數去了航空公司。他選擇更穩定的維修基地，來到北京。
維修基地在首都機場附近。經過兩年培訓，申牧正式上崗，簽訂一份須工作滿六年的合同。每天，他換上深藍色工服，手持虎鉗或是測量標尺，來到車間，維修各式各樣的被拆解過後的飛機發動機，檢查發動機葉片是否存在劃痕或變形：幾釐米，多深，方向，位置，是否燒蝕，是否腐蝕，然後在葉片打上「超標」或者「未超」的標識。他有時會用專門的孔探儀，更多時候靠眼睛。他的眼睛總是很酸澀。
他不常加班，除了春運或國慶前後工作會變多。下班後他回到公司安排的宿舍，各種各樣的酒店標間。他生活的範圍不超過那個園區。他和同事們說不上話，也不愛參加要喝酒的聚會。他逐漸感覺自己逃不出這個碩大的車間。
工作兩年後，他開始去電影院看電影。起初是看一些商業片，回到宿舍也看，《7號房的禮物》《教父》《肖申克的救贖》。後來開始看楊德昌的《一一》，是枝裕和的《海街日記》。在電影中，他幾乎可以在視覺上抵達任何一個國家，看到人們的生活，那裡的街道，風景，樹木和海洋。然後是法國新浪潮，再然後，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基耶斯洛夫斯基。有一天下班，他一口氣看完了《燦爛人生》，一部時長六小時的義大利電影。看電影時，他似乎把自己都忘了。
申牧很難說清楚自己發生了什麼改變。但他認為，眼前的生活絕不是自己想要的。他花了兩千元在網上報了一個學習班，開始在上班間隙學法語。在一張「發動機零部件附件交接單」上，他抄下許多單詞：
monalisa蒙娜麗莎
louvre盧浮宮
margueriteduras瑪格麗特·杜拉斯
tomberamoureuxdequelqu’un愛上某人
他看到一部叫《小森林》的日本電影。電影中，橋本愛飾演的女主角無法融入大城市的生活，回到一個叫小森的村子，森林圍繞，她一個人住，秋天收穫水稻，夏天喝自釀的冰鎮甜酒，早晨吃自制麵包和磨碎的果醬，一日三餐，週而復始——我能否離開北京，回自己的家鄉過這樣的生活？
他在一個論壇上發帖：「二十八歲工科男，目前在一家國企做技術員。除了電影沒別的愛好，想明年轉行，成為一位真正的電影從業者。」
許多人勸他不要衝動，但也有人鼓勵他。他說，想到一輩子都要在流水線度過就後背發涼。
有一個自稱是紀錄片導演的人聯絡上他。他們簽署了一份協議。兩人商定，由申牧出錢購買一臺redone攝影機，另一人進行拍攝，拍攝完紀錄片後，器材歸那人，但電影版權歸申牧。他們起初決定拍一部返鄉題材的紀錄片：以申牧辭職離開飛機維修工廠，返鄉和父親一起種植蘋果作為故事線。劇本里，他們設定電影叫《爸爸的蘋果樹》。但合作很快失敗了。那人遲遲不隨他返鄉，另有自己的拍攝計劃。相處十來天后，兩人散夥。申牧花錢買的機器仍然留在男人手上。
春節，申牧回家，父親認為他受騙了，也不同意他轉行的想法。父親說，你既然喜歡電影，最開始怎麼不去學電影？既然現在已經學了飛機，就好好幹飛機。申牧還是帶了一臺相機回家。冬天，父母需要給蘋果樹修剪樹枝，他拿著相機在一旁拍攝。但父親看他不幹活，嫌煩，把他的相機摔到地上。相機摔壞了。
申牧回到工廠。又過了兩年，他再次提出離職，此時離合同期結束還剩一年，須賠償大約六萬塊。離職後他先在北京通州租了一間隔斷房。六十平方米的房子分成五個房間。他和一對夫妻、一個寫程式碼的大學生、一個女生、一個高中生住在一起。半年後，他決定在同等預算下租一個完整的空間。位於河北的燕郊是不錯的選擇，來往北京市區有通勤大巴車，半個小時就能抵達國貿，而且房租很便宜。
他決定去燕郊。此後五年，他離那個過往熟悉的世界越來越遠。
鶴崗的房東提醒我，近期情況不明，建議我備好食物，減少出門頻次。不過我已習慣了，無論在鶴崗還是北京，都一樣。因為新冠，那年生活總是時時變化。我們都不知道該怎麼談論未來了。我開啟外賣軟體，下單幾瓶礦泉水，西紅柿，雞蛋，雞胸肉，麵條。一小時後，敲門聲傳來。我和戴著口罩、全副武裝的外賣員打了聲招呼，再將那一大袋東西拿進屋，逐一分類，擺在冰箱。
我坐在桌前，重新翻出申牧發給我的照片。有些是他囤積的東西。比如一盒外賣，已分辨不清原來的食物樣子，綠色黃色的黴菌入侵了塑膠盒，第一張，第二張，第三張，隨著時間逝去，黴菌張開了身體，菌絲複雜，如同迷宮，也像火山的熔岩。還有碎的滷雞蛋殼，裝蘋果的塑膠盒，剪下的指甲。他將這些東西鋪在一塊黑色的布上。在黑布的襯托下，碎指甲就像遙遠的星星。
他在日記裡寫道——
發黴的土豆
像火山噴發一樣
洩露了大量的岩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