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憂鬱症從一次想象中的抽搐開始。
一個小時了，我盯著鏡子，等待著我的眼皮顫動，或嘴角刺痛。
「你看我抽搐了嗎？」我問我的丈夫。
「沒有。」
「現在看到了嗎？」我問他。
「沒有。」
「現在呢？」我問。
「沒有！」
在我20歲出頭的時候，右眼瞼確實有過抽搐，抽動的範圍很大，導致我的右臉肌肉有時會把眼睛扯得像大力水手那樣眯起來。我查出得了一種罕見的叫作「半面痙攣」的神經肌肉疾病，耳後兩根顱神經纏繞在了一起，從而觸發了這種疾病。在2004年我26歲的時候，一位匹茲堡的醫生在這兩根交錯的神經之間插入了一小塊海綿把它們分開，從而治好了我的痙攣。
現在七年過去了，我確信我的痙攣又回來了——不知怎麼地，海綿滑走了，於是我的神經又一次纏繞在了一起。我的臉不再是我的臉，而是一張面具，上面佈滿了顫抖的神經，威脅著要叛變。機器出現了小故障。隨時都有神經可能失控，像嘶嘶噴水的蛇形軟管般痙攣起來。我太常想著臉的事情，搞得我都能感覺到我的神經，感覺它們很癢。臉是我們最無遮蓋的部位，但只有在它多少受了傷時，我們才能意識到它的存在，然後我們所能想到的就只有它裸露的狀態。
我那自我意識過剩的習慣又回來了。在公共場合我用盡辦法遮擋我的臉，要麼把臉埋進手裡，彷彿我一直很沮喪，要麼把視線轉向別處，安靜思考一個有關天氣的問題，然而我滿腦子都是那隨時可能讓臉部抽搐起來的易怒的神經。
並沒有抽搐。
是我的腦子在威脅著叛變。我變得多疑和過分執迷。我希望有人擰開我的腦殼，再裝回去一個不那麼神經質的腦袋。
「都是負面想法。」我丈夫這麼說我。
為了入睡，我嚥下威士忌，接著是威士忌和安必恩，然後是安必恩、贊安諾就著威士忌，還有大麻，但沒有什麼能讓我睡著。當我無法睡覺的時候，我就不能思考。當我不能思考的時候，我就無法寫作或進行社交和對話。我又成了那個孩子，那個不會說英語的孩子。
我住在一個漂亮的租金穩定的頂層公寓裡，公寓位於曼哈頓下城一條不起眼的走廊，那裡的牛仔服零售店很有名，店裡播放著hot97的熱門單曲，貼著它們的牆紙。我終於過上了嚮往的紐約生活。我最近結了婚，還剛寫完一本書，沒有任何理由感到沮喪。然而，每當我感到快樂的時候，對可怕災難的恐懼便會接踵而至，也就是說，我對災難到來的預先防備讓自己感覺糟糕透頂。我焦慮過度，陷入了嚴重的抑鬱。一個朋友說過，她在抑鬱的時候，感覺自己像一隻「從樹上跌落的樹懶」。是個貼切的描述。我一直處於遲鈍和筋疲力盡的狀態，直到我不得不出門去和其他人交流，而出門後，我又會感覺像被扒光了一般赤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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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治療憂鬱症，我決定去看心理諮詢師。我想找一位韓裔美國諮詢師，因為這樣我就不必解釋太多自己的情況。她看我一眼，就會明白我為什麼來這裡。安泰的精神健康醫療機構資料庫裡有幾百位紐約的諮詢師，我在裡面找到了唯一有著韓國姓氏的那位。我給她留了言，然後她回了電話，我們安排了一次諮詢。
她的等候室狹小昏暗，牆上掛著一幅裱起來的迭戈·裡韋拉的畫報，畫裡一個跪著的女人抱著一大籃馬蹄蓮。整個房間的裝修風格都與裡韋拉那令人平靜的色調相契合：插著香蒲的花瓶是棕色的，真皮扶手椅為焦糖色，而地毯則是暗淡的珊瑚色。
諮詢師開啟門。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她臉的大小。這位諮詢師有一張巨大的臉。我在想這對她來說是不是個問題，因為韓國女人都對自己臉的大小特別在意，她們甚至會為此動刀，削去下頜骨（一句常見的韓式稱讚：「你的臉可真小啊，跟拳頭差不多大！」）。
我走進她的辦公室，在沙發上坐下。她說她要先問一些心理諮詢的常規問題。那些問題確實挺常規的：幻聽了嗎？有沒有自殺的念頭？我對問題的常規性感到欣慰，因為這讓我相信我的抑鬱不過是一種典型的病症，不是我個人的問題。我沮喪地回答了這些問題，可能還添油加醋地誇大了這份沮喪之情，為了向她，也向自己證明我來諮詢的必要性。但是當她問起「你的童年有沒有一段時間讓你感到安慰？」，我搜尋記憶，卻回憶不起這樣一段時間，我開始抽泣。我告訴她一切的開始——我的憂鬱症，我的家庭歷史——諮詢結束的時候，我感覺得到了極大的淨化。我告訴她我還想再次見她。
「我不確定還會不會收安泰保險的病人，」諮詢師不痛不癢地說，「我會盡快聯絡你。」
第二天，我打她辦公室電話預約下次會面。24小時後我還沒有收到回電，於是又留了兩條電話留言。隔天，她留下一條語音留言，告訴我她不能再見我了，因為她已經決定不再接收安泰保險的病人。我立刻打回去，在語音留言裡解釋安泰應該退給我80%的自付費用。她沒有回電。那一週裡，我留了四條語音留言，每一條都比上一條更絕望，乞求她給我手機號碼，這樣我們就可以發簡訊聊這件事了。然後，我開始隨機打她辦公室電話，希望能在她問診的間隙逮到她，一旦聽到留言提示的聲音就結束通話。我每天這麼搞十幾次，直到突然意識到她的電話很有可能帶來電顯示。這讓我羞恥至極，我鑽上床，那天再沒下來過。終於，她留了一條簡短的語音：「要保險退錢你得處理一大堆檔案。」我用快速撥號打了回去，對著她的機器大喊：「我能應付那些檔案！」
在等她回電的這段時間裡，我要去拉勒米的懷俄明大學參加一個朗讀會。這時我的憂鬱症已經很嚴重了，我唯一想做的事就是把臉割下來，這種情況下，我能登上飛機簡直是個奇蹟。不出所料，朗讀進行得很糟糕。向觀眾朗誦我的詩歌讓我認識到自己的侷限並猛然清醒。觀眾對「詩人」有一套理解，而我缺乏成為那種詩人的證據，我不得不面對二者之間的無限鴻溝。我就是看上去不像那麼回事。亞洲人缺少存在感。亞洲人佔據著道歉的空間。我們太沒有存在感了，甚至不會被當作真正的少數族裔。我們的種族性不夠，所以不能成為象徵。我們是如此後種族，我們是矽膠般的存在。我用卡祖笛般哼唱的聲音讀完了我的詩。結束後，每個人都快步衝向出口。
在丹佛機場轉機回紐約的時候，我看見諮詢師的號碼出現在手機上。「尤妮斯！」我在電話裡大喊，「尤妮斯！」直接喊她的名字是不是很粗魯？我是不是應該稱呼她為趙醫生？我問她下次什麼時候能見面。她的聲音很冷淡。「凱茜，謝謝你的熱情，」她說，「但你最好換一位諮詢師。」
「我能應付文書工作！我喜歡處理檔案！」
「我不能做你的諮詢師了。」
「為什麼不能？」
「我們彼此不合適。」
我很震驚。我皮膚上每一個毛孔都在大喊著受傷。我根本不知道諮詢師還可以這樣拒絕病人。
「你能告訴我為什麼嗎？」我有氣無力地問。
「對不起，我不能。」
「你就不打算給我個理由？」
「是的。」
「為什麼不？」
「我不可以透露這個資訊。」
「你是認真的嗎？」
「是的。」
「是因為我給你留了太多語音留言嗎？」
「不是。」她說。
「某個我認識的人也在找你諮詢嗎？」
「據我所知沒有。」
「那就是因為對你來說我的狀態太他媽糟糕了，是不是？」
「當然不是。」她說。
「喏，如果你不告訴我原因，我就會那麼想。你讓我覺得，我從來都不應該開啟心扉去分享我的情感，因為每個人都會被我的毛病嚇跑！這和一位諮詢師應該做的事不是恰好相反嗎？」
「我明白你的感受。」她淡淡地說道。
「掛了電話以後，要是我做出什麼極端的事，那就都是你的錯。」
「現在是你的憂鬱症在說話。」
「是我在說話。」我說。
「有另一個病人正在等我。」她說。
「別把她也給毀了。」我說。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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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記事起，我就努力證明自己，希望因此獲得存在感。我，作為一名當代抄寫員，工作時比別人努力五倍，但我還是看到我的手消失了，然後是我的胳膊。夜裡，我常常在猛然驚醒後訓斥自己，直到黎明第一抹刀片似的陽光刺穿我的眼睛。我缺乏信心，因為我這輩子都像節食一樣只得到過有條件的愛，而我身處的社會認為我如紗布般可以被取代。
在大眾的想象中，亞裔美國人居於模糊的煉獄般的地位：膚色不夠白，也不夠黑；不被非裔美國人信任，而白人只有在利用我們壓制黑人的時候才不會忽視我們。我們是服務行業的工蟻，是企業的忠誠員工。我們是會啃數學難題的中層經理，讓企業運轉的輪子保持潤滑，卻從不會得到晉升，因為我們沒有一張適合做領導的「臉」。我們無法滿足。他們覺得我們缺乏內心力量。然而，雖然我可能看起來神情冷漠，但我的雙腳正在水下瘋狂撲騰，通過過度補償來掩藏自己強烈的自卑感。
有很多文學作品講述自我憎惡的猶太人和非裔美國人，但關於自我憎惡的亞裔卻沒有足夠的表述。種族性的自我憎惡是指你用白人看你的方式看自己，這樣你就把你變成了自己最糟糕的敵人。你唯一的防禦就是對自己嚴苛，這成了強迫症，因此，把自己逼到絕境也成了一種安慰。你不喜歡自己的長相和聲音，認為自己的亞洲五官模糊不清，就好像上帝剛開始捏製你的五官就拋棄了你。你討厭房間裡有這麼多亞裔。是誰讓這些亞裔進來的？你在心中怒吼。你沒有和其他亞裔團結起來，在他們周圍時，你反而覺得更加卑微，自身的邊界不再清晰，你和他們凝結成了一群人。
我相信從我這一代開始，自我憎惡的亞裔正在逐漸消失，但這也取決於我在哪裡。在我教課的薩拉·勞倫斯學院，有很兇猛的學生——她們才華橫溢，掌控自己的命運，參與政治。在這裡，我就會想，感謝上帝，這才是我們需要的2.0版本的亞裔，亞裔女性已經準備好呼號了。然後我去了另一所大學的一個教室，在那裡亞裔女性卻又不說話了，她們溫順地坐著，像一群留著漂亮頭髮的老鼠，看得我想要大聲催促：你們必須說話！不然就會被他們隨意踐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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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時我在艾奧瓦大學作家工作坊攻讀詩歌寫作方向的研究生。我和我的朋友在珊瑚嶺購物中心修腳，找到了一家家族經營的足療館，那裡的越南裔老闆用移民特有的方式說話，什麼都要重複兩遍：「修腳嗎？修腳嗎？坐下，坐下。」我想等他的妻子或女兒來服務，但她們都有客人。唯一空閒的足療師是他的兒子，看上去差不多14歲，穿著超大號黑色連帽衫和工裝短褲。他皺著眉站在櫃檯後面，雙手插在口袋裡。他看上去像是xbox上的《光環》玩家，而不像個受過訓練的修腳師。見男孩沒有反應，他的父親呵斥著，讓他趕緊在盆裡裝滿水。
男孩走到我坐著的地方。他蹲下來，直到他結痂的膝蓋碰到了他的耳朵。我告訴他我想把腳指甲修成圓形，而不是方形。他開始往盆裡倒水。我的腳剛碰到水，「太燙了！」我說。他慢慢地調節水溫。我注意到他把我的腳指甲修成了方形，而不是圓形。我還注意到，他拒絕和我對視。當我們的目光相遇時，我察覺到了一絲敵意。把所有的課餘時間都用來按摩艾奧瓦州中產媽媽們的小腿，他是不是感到委屈？還是說，服務一個和他長得太過相像的年輕亞洲人，讓他感到惱火？儘管我24歲了，但說我是17歲也沒人會懷疑，而且我留著亂糟糟的短髮，看著像個男孩子。即便如此，我當時依然在想，我比你大得多，你應該尊重我，就像你被迫尊重那些來這裡的艾奧瓦金髮媽媽一樣。接著，他拿起趾甲鉗，將它用力擠進我大腳趾的肉裡，太用力了，我猛地一戰。
「可以麻煩你輕一點嗎？」我尖刻地問道。他咕噥著道了歉，卻更用力地把手裡的鉗子嵌進我的皮膚。
「你能輕點嗎？」
他撕掉了一片角質。
「嘿！」
他更用力地用鉗子挖進我的肉。
「我說——」
他撕掉了一片角質。
「輕點——」
他更用力地用鉗子挖進我的肉。
「那樣很痛！」
幹這行想要有競爭力，你的手藝必須好到讓人感覺不到你的存在，而這個男孩做不到讓自己隱身。也許，他身為男孩的存在分散了我的注意力，讓我無法放鬆，愈加惱怒，於是我幻想出了這份疼痛，以此來證明自己燃起的惱怒之情是正當的。他蹲著為我服務的樣子如此不雅，讓我覺得自己坐在震動按摩椅上也很難堪。這不公平。
男孩用鉗子挖著我的腳趾，太使勁了，我又叫出了聲。他的父親用越南語吼了他之後，他手上的動作終於稍微輕了些。我已經受夠了。我站起身，雙腳還泡在盆裡的肥皂渣中。我拒絕付錢。我的朋友看著我，覺得為難。我希望之後他的父親會懲罰他，扣他的工錢。但很可能這個男孩本來就拿不到工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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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倆像兩個互相排斥的負離子。他粗暴地對待我是因為他憎惡他自己。我刻薄地對待他是因為我憎惡我自己。但我有什麼證據能證明他憎惡他自己呢？為什麼我會覺得他的羞恥感毀了他家的足療館？我是一個不可靠的敘述者，警覺性過高，甚至到了偏執的程度，於是我把自己所有的不安全感強加給他。我甚至回想不起來自己是真的感覺到了，還是想象出了那種疼痛，因為我已經太多次地改寫這段記憶，把它完全毀了，什麼也不剩。在這過程中，他一點點被擦除，直到他變成一抹怨恨，直到我成為一抹特權，直到我倆都在我的認知中變作模糊的一團。然而，他和我完全不同。我擁有如此多的特權，我正攻讀著人們所能想象的最無用的碩士學位。而關於一個把所有空閒時間都花在美甲沙龍里工作的越南裔少年，我懂什麼呢？我什麼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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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在首爾郊區的農村長大，那時他是個窮光蛋。戰後每個人都很窮。我祖父幹著非法販賣米酒的營生，沒法養活他的十個孩子，於是父親自己捉麻雀，在沙坑裡烤熟，給自己加餐。他頭腦聰明，有進取心。10歲的時候他在全國作文大賽中獲獎，然後努力學習，考取了韓國排名第二的大學。因為強制兵役以及總是缺錢，他花了九年時間才從大學畢業。
1965年美國廢除移民禁令，這讓我父親看到了機會。那時候，亞洲只有某些專業人士才能獲得去美國的簽證，比如醫生、工程師和機械師。順便說一下，這個篩選的過程就是整個模範少數族裔騙術的開端：美國政府只允許教育程度最高、技術能力最強的亞洲人進入，然後把他們的成功歸功於自己。看到沒！誰都可以追逐美國夢！他們會這麼形容一位醫生，而他來到美國前就已經是醫生了。
父親撒謊了，說自己曾受過機械師培訓。他和我年輕的母親一起，被送到了賓夕法尼亞州伊利市的邊遠地區。在那裡，他在賴德卡車公司擔任助理機械師。儘管沒受過培訓，他也應付過來了，直到空氣研磨機裡的一塊碎石飛出來，把他的腿砸了個粉碎，他打了六個月的石膏。公司沒有給他員工賠償，反而開除了他，因為他們知道他也不能怎麼樣。
然後他們搬去了洛杉磯。父親在那裡的韓國城找到了一份賣人壽保險的工作。他每天工作超過十個小時，最後晉升為經理。但是多年賣人壽保險的工作讓他付出了代價。無論他幹多少活兒，他都存不夠錢。那些年裡他酗酒，並和我母親爭吵，而母親把對父親的怒火都發洩到對我和我妹妹的毆打中。後來，靠著銀行貸款，父親在洛杉磯一個荒涼的工業區買了一座倉庫，用來分銷乾洗用品。通過這項生意，父親獲得了成功，足以負擔我上私立高中和受大學教育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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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履歷上看，父親是所謂的模範移民。陌生人見到他時，曾稱他為一位紳士，因為他擁有安靜的魅力和善良的品質。多年來他向不同種族和階層的美國人推銷人壽保險和乾洗用品，培養出了這種個性。但就像許多模範移民一樣，他也會憤怒。
種族身份的問題可能會困擾亞裔移民的子女，但人們認為，移民本人對此卻並不擔憂，因為他們要麼工作太辛苦而無暇顧及，要麼認同自己出生的國家，所以對這個問題沒什麼好說的。然而，父親曾在藍領階層白人佔絕大多數的賓州做過機械師，從布倫特伍德到洛杉磯的中南部，他曾作為人壽保險推銷員在各種社群中穿行，這些經驗讓他對自己的種族身份高度敏感，到了什麼事情說到底都與種族有關的程度。如果在等位時有人比我們先落座，他就會指出這是因為我們是亞裔。如果他被安排在飛機的後排，他會說這是因為他是亞裔。我去俄亥俄州歐柏林學院上學的第一週，父母幫我搬進宿舍。室友的父親和我父親握手時，問他從哪裡來。父親說韓國，室友的父親便急切地回答說，他參加過朝鮮戰爭。
父親不自然地笑了笑，什麼都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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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兒有很多白人。」來艾奧瓦研究生院看我的時候，父親靜靜地說。
「黑人們都在哪兒？」我們開進沃爾瑪停車場找車位的時候，他問。
「保持微笑，跟人打招呼，」他說，「在這兒你必須得非常有禮貌。」
「我女兒，」他對沃爾瑪的收銀員說，「是艾奧瓦寫作工作坊的一名詩人！」
「是嗎？」那個收銀員說。
「千萬別在這兒這麼幹，」父親在我違章掉頭後建議道，「不然他們就會覺得你是個車技很爛的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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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艾奧瓦的時候已經認定書寫我的亞裔身份是很幼稚的舉動。作為現代主義的好學生，我不知疲倦地致力於「新」，並且相信拋開我的身份不談，我在文學形式上的創新也會得到認可。我相信這一點，甚至在我後來發現了一篇名為《種族詩人大清洗》（不同字型是我加的）的部落格文章之後依然相信。那篇部落格是我以前在艾奧瓦的一個同學寫的，他怯懦地使用了筆名「詩歌毒舌」。他攻擊了我的第一本詩集，稱其為陳腐的身份政治詩歌。然後他把我比作李立揚（他說我們不僅長得像，寫得也像！），並宣稱如果像我這樣平庸的少數族裔詩人都被消滅掉，詩歌世界會變得更好。
我立刻把網頁下翻到評論區。十幾條留言中沒有一條在幫我說話，甚至沒有人哪怕輕飄飄地、冷淡地來一句：「嘿，兄弟，宣揚種族滅絕可不太好。」
我沒有覺得憤怒，而是感到受傷和羞恥。我的一部分甚至相信他的話。我如此努力地去證明自己不只是一個身份政治詩人，而他揭露了我曾是個愚昧的身份主義者的真面目。我不知道「詩歌毒舌」是誰，這讓我覺得愈加羞恥。可能是任何人。而這篇文章特別受歡迎，當你在谷歌上搜尋我的名字時，它是出現的第二個連結。這些點進去並且同意他的觀點的人都是誰？他們都想讓我消失嗎？最後，當有人洩密說作者是我同學時，其實我鬆了口氣。那個自以為是的混蛋？當然是他了！
相比我的研究生經歷，我同學這篇令人厭惡的部落格文章並不難處理，因為艾奧瓦州的種族主義是在暗處緩慢流動的。我總是質疑自己，拷問自己為何如此多疑。我還記得無論何時我在工作坊中提起種族政治時，都會面臨一堵居高臨下的牆。最終，我把他們居高臨下的態度內化了，去嘲笑其他的種族題材詩歌太過種族化。他們明確地告訴我，亞裔身份這一主題本身是不充分的，除非把它和一個更豐富的主題放在一起，比如資本主義。我知道艾奧瓦的一些有色人種作家在他們的詩歌和小說中擦去了種族標記，因為他們不想被打上身份主義者的標籤。有意思的是，現在回想起來，他們都是亞裔美國人。
我讀研那時候，無論是形式主義者還是先鋒派，都對詩歌的形式有著令人窒息的虔誠。詩歌中展現任何有關自身的資訊，尤其是種族或性方面的，都是一種軟弱的表現。我記得我去圖書館——我最喜歡的避難所之一——瀏覽最近的研究生論檔案案時看到幾個亞洲名字。據我所知，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在畢業後發表過作品。我害怕自己也會像他們一樣消失。
正是在艾奧瓦州，我被診斷出患有半面痙攣症。我的抽搐——我把它歸咎於咖啡因——越來越嚴重，我相信人們注意到了，儘管沒有人說什麼。我記得我一大早就起床去做ct。我躺在電動輪床上，輪床滑入機器。機器的內部是光滑的白色圓柱形。我感覺自己就像是在一個巨大的空心人造陽具裡。我想，我的肉體帶電，而我的大腦出了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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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我在紐約皇冠高地的一個小畫廊朗讀了這本書裡的部分內容。結束後，我和本次活動的策劃人在外面抽菸。畫廊經理，一個留著鬍子、刺著文身的白人男性，閒逛到我面前，主動說起他正在參加一場種族意識研討會，這是他另一份工作的任務。
「我的種族意識調解員很聰明，」他說，「我學到很多。」
「挺好。」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