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當普賴爾坦陳自己的個人創傷時——兒時遭受毆打以及他差點兒死於心臟病——他在那些期待發笑的觀眾中引起了什麼樣的厭惡反應？他的故事令人震驚，我一直笑到流淚。在《單口現場》中，普賴爾把自己的心臟擬人化。「不許呼吸！」他的心用一種嚴厲而霸道的聲音命令道，「你現在想著要死了……你吃那些豬肉的時候可沒想過！」他的心臟譏諷他，普賴爾跪倒在地，接著又仰面躺倒，在舞臺上扭來扭去。同時他的心——它扮演著他內心的警察——把他打倒在地，把他打倒，直到他快要死了。我們絕望地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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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賴爾開玩笑說，喜劇實際上是在奴隸船上發明的。一個奴隸轉身對另一個說：「你覺得你這一天過得不好嗎？昨天我還是個國王呢！」學者格倫達·卡皮奧（glendacarpio）說，普賴爾「揭示了黑人幽默……起初它是一種奮力爭取來的自由，用來嘲笑那些不公正和殘酷的東西」。
幽默是一種生存方式，因為它創造了和奴隸制之間必要的心理距離。它也是通往地下世界的密碼，在那裡，奴隸主不僅僅被排除在外，而且成為嘲笑的目標。拉爾夫·埃利森（ralphellison）在他的文章《笑的奢侈》（anextravaganceoflaughter）裡寫道，當白人聽到黑人的笑聲時，他們會「籠統而困惑地感到自己被嘲諷了，但不太知道是怎麼回事」。
在一個小鎮上，南方白人飽受黑人笑聲的威脅，他們在城鎮廣場擺上木桶。當黑人忍不住要笑的時候，他們必須把頭塞進木桶裡來抑制自己的笑聲。埃利森在文章裡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它可能聽上去很可疑，但在2015年，11位女性組成讀書會，其中10位黑人1位白人，她們坐著老式火車遊覽北加州的釀酒廠，玩得非常開心，直到火車停在一個車站，警察衝了進來，強迫她們下車，因為有人投訴她們笑得太大聲。
這件事導致社交媒體上出現了「#作為黑人發出笑聲」（#laughingwhileblack）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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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皮奧認為，普賴爾是第一位向白人觀眾展現隱秘黑人幽默的喜劇演員。很多非裔美國人都贊同她的這一觀察，說他們第一次聽普賴爾的節目時，感到「認知的衝擊」。他們很可能有這種感受，因為他不是任何人的代言人。在臺上，普賴爾是恐懼的、挑釁的、歇斯底里的，並且吹噓他的自我毀滅。不僅如此，普賴爾通過炫耀自己對白人女性的慾望，撬開了有關異族性行為和通婚的深層歷史禁忌。比如，在關於白人女性情人和黑人女性情人的對比中，普賴爾在促成和顛覆刻板印象之間搖擺。
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真的不一樣。兩種我都約過……當你舔著黑人女性的下體時，她們是這樣的：「等下，黑鬼，該死。往左邊點兒，你個狗孃養的。給老孃好好舔，你個混蛋，趴下。」你操一個白人女性的時候，如果她們沒有高潮，她們會說：「沒事，我就躺在這兒，用下振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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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普賴爾設定了黑／白的對立時，作為一個韓裔美國女性，我應該把自己放在什麼位置呢？前一分鐘我還在嘲笑白人，對黑人遭受壓迫的憤怒感同身受，下一刻我就意識到我和白人是同盟。普賴爾更深入地分析白人和黑人女性在性上的不同點，我感到更不舒服了。我發笑，是因為我既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所以避免了被嘲諷和物化的刺痛嗎？我應該站在白人或黑人女性的立場上而感到被冒犯嗎？
普賴爾的獨白延續著那些性別成見：黑人女性強勢、充滿男子氣，而白人女性則是被動的、極端女性化的。同時，他把自己塑造成那種被讚賞的、充滿男子氣概的黑人男性。然而，這個套路也掩飾了一種稍微更復雜的關係，即普賴爾對黑人女性保有隱秘的欽佩，因為她們不會忍受他那套屁話，於是他也就預設了，白人女性的被動並不是因為她們的過度女性化，而是像希爾頓·阿爾斯寫的那樣，是出於白人的內疚感。到最後，普賴爾讓自己成了嘲諷的物件，承認他難以滿足任何女人，無論是白人還是黑人。就在我突然收起笑容開始思考「這是……」的時候，普賴爾解開他那黑人大男子主義的肌肉套裝，暴露了自己的羞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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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很奇怪，我第一次看到普賴爾時，也感到認知的衝擊。但是，看普賴爾的節目，讓我想起一種韓國人特有的情感狀態：han，它是怨恨、感傷、羞恥、憂鬱和報復心的結合，積累於多年來從未在政治上得到糾正的殘酷的殖民主義、戰爭和美國支援的獨裁統治。han持續存在，甚至可以被遺傳：只要身為韓國人，就會感受到han。
普賴爾的憤怒和絕望在他一連串的滑稽模仿中時隱時現。「我很高興我是黑人，而不是白人，因為你們得去月球。」普賴爾這麼說的時候，他的憂鬱在我笑完後久久不散，這種憂鬱讓他得以如此清晰地觀看這個世界。亨利·伯格森（henribergson）寫道，幽默不屬於神，完全是人類的，因為幽默和崇高背道而馳：它不是讓你超越，而是讓你敏銳地意識到你存在於其中的皮囊。換句話說，普賴爾也在「不停地填充其他的身體」，但和濟慈筆下沒有身份的詩人不同，普賴爾永遠在「作為黑人」的同時模仿著其他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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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賴爾身上，我看到他在疏導我稱之為「少數派的感受」的一系列種族化的感受：它們是消極的、煩躁的，因此不適合被呈現；它們來自日常種族經驗的沉積，以及對現實的感知不斷遭到質疑或摒棄的刺激。比如，聽到一句輕視的話，知道它是種族性的，卻被告知：噢，那不過是你想象出來的。這時少數派的感受就會湧現出來。克勞迪婭·蘭金的《公民》（icitizen/i）現已成為探討少數派的感受的經典之作。在聽到一句種族歧視的評論後，說話人問她自己：「你說了什麼？」她看到她所看到的，聽到她所聽到的，但在她的現實遭到如此多次的貶低後，她開始懷疑自己的感官。這種對感官的損毀引起了偏執、羞恥、惱怒和憂鬱等少數派的感受。
在當代美國文學裡，少數派的感受不常出現，因為它們不符合強調生存和自主的原型敘事。和成長小說的組織原則不同，少數派的感受不是產生於重大的改變，而是來自改變的匱乏，尤其是種族結構性和經濟上的改變。表達少數派的感受的文學作品不是把種族創傷作為個人成長的戲劇舞臺，而是探討了種族資本主義制度使個人滯留在原處造成的創傷。它是「作為黑人」打網球，「作為黑人」去吃飯。它是一場又一場聽證會後依然聽到同樣的判決。在每一次書籍加印時，蘭金都會在書末那已經很長的名單上再加上一個被警察殺害的黑人公民的名字。這個舉動既是在紀念逝者，也是認識到了改變還發生得不夠快這一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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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派的感受」這個概念深深得益於理論家倪茜安（siannengai），她寫過很多關於「醜陋感受」的感受特質的文章，這些負面情緒，比如嫉妒、惱怒和厭倦，是當今晚期資本主義零工經濟的症狀。就像醜陋感受一樣，少數派的感受是「非宣洩性的感受」，具有「強大的持續能力」。
當美國式的樂觀主義被強加於你，和你自身經歷的種族化現實相沖突，你進入一種認知失調的狀態，少數派的感受就會產生。別人告訴你，「情況已經好很多了」，而你覺得，什麼都還是一樣。別人告訴你，「亞裔美國人是如此成功」，而你覺得自己很失敗。這種樂觀主義建立起錯誤的期待，增加了焦慮的情緒。2017年的一項研究發現，美國作為一個精英管理社會，其意識形態會在低收入的黑人和棕色人種的六年級學生中催生更多的自我懷疑和行為問題，就像一位老師所說：「他們在自己無法控制的問題上指責自己。」
當我們決定做一個難應付的人，換句話說，當我們決定對自己誠實，我們就會被指責為懷著少數派的感受。當少數派的感受終於表露出來，它們就被解讀為敵意、忘恩負義、嫉妒、抑鬱和好鬥，這些感受被歸因於種族化行為，而白人認為它們是過分的。我們的感受成了過度反應，因為我們關於結構性不平等的生活經驗和他們誤解的現實不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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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關少數派的感受的文學作品裡，沒有即刻的情感釋放。它是累積的。變化是用內在「心靈的搖擺」或者變形的角色來衡量的。由於少數派的感受是持續存在的，它們更容易出現在那些以連續形式存在的文學形式和體裁中，比如影像小說［埃爾南德斯兄弟（hernandezbrothers）、阿德里安·託明（adriantomine）］、組詩［萬達·科爾曼（wandacoleman）、索爾馬茲·謝里夫（solmazsharif）、湯米·比科（tommypico）］和片段式詩歌散文［巴努·卡皮爾（bhanukapil）、克勞迪婭·蘭金］，同時它們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小說裡［保羅·貝蒂（paulbeatty）、馬凌雲（lingma）］。書寫毫不掩飾自身缺點的人物的白人男性作家，比如菲利普·羅斯（philiproth）和卡爾·奧韋·克瑙斯高（karloveknausgaard），歷來被人們所推崇。就好像讀者喜歡看到這些白人男性作家表現糟糕，卻要求少數族裔作家永遠是好人。正因為如此，我們把自己的少數派的感受放在一邊，以保護白人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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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於洛杉磯的韓國城，在我家搬到西區前，我在那裡度過了童年早期。即使在搬家後，我家的社交和生意往來也都發生在韓國城。我的父親曾在那裡工作，我們去那裡的教堂，在那裡看醫生、採購、理髮、做針灸。西區不是我的家，而韓國城是，因為我把它視作理所當然的存在。它太熟悉了。當我試圖描述那個社群的顯著特徵時，我想到的是韓國城那平坦的地形，上面沒有一棵樹，只有無人問津的商業街和電線杆。
雖然現在韓國城正在變得中產化，但過去白人會因為犯罪事件而躲開這個區，因為它沒什麼可看的，只有韓國人和拉美人；因為它沒有任何吸引遊客的異域特色，連韓文標誌都橫平豎直，像樂高積木一樣僵硬。車流淹沒了一排排低矮的烤肉店、桑拿室和教堂，那些無襯線體的十字架就像衛星天線一樣，讓城市天際線黯然失色。如果讓我把少數派的感受描述成一種聲音，那就是韓國城嗖嗖車流中的白噪音，生活從我身邊疾馳而過，因此我感到更加失落。現在，我會維護韓國城的樸素，因為我從那裡來。其實我們也很早就搬走了，這讓我對自己擁有這個地方的感受產生了懷疑。1992年洛杉磯暴亂髮生的時候，我們家沒有住在這片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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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的父親最終獲得了成功，但我們是個例外。我成長過程中遇到的每一個家庭都經歷過掙扎。小生意失敗了，家裡破產了。離婚、精神疾病和酗酒幾乎折磨著我認識的每個人。2015年，紀思道（nicholaskristof）在一篇專欄文章裡歡快地寫道，亞洲人健康的家庭觀給了我們經濟上的「亞洲優勢」。我讀到這篇文章時感到非常沮喪，因為他又是一個通過心理操縱否認我的現實的白人「權威人士」。
父親最好的朋友，我們在韓國城的家庭牙醫，是個瘦小的窄臉男人，說話帶有濃重的釜山鼻音。他從來都不給夠鎮痛藥就用牙科電鑽往我的牙齦裡鑽，以至於我一想到他就猛地一戰。當我半邊臉痙攣的時候，這個牙醫說他可以治好。他翻開一本醫學書，問我是否曾經出過車禍，導致背部脫臼。
「不，沒有過。」
「我確定你有過！」
這個牙醫死的時候是個痛苦的酒鬼。他的第一任妻子和他離了婚，拿走了他所有的錢，因此他不得不賣掉診所。他的第二任妻子在結婚後一週就和他離婚了。最後，他的護士和他結婚，成了他第三任妻子，而她成年的女兒們不得踏入他們家門，因為他小氣而善妒。即便在確診得了肝癌後，他也從沒停止喝酒，他的妻子一直照顧他到最後一刻。對於她的奉獻，除了一屁股債，他什麼也沒留下。
父親的另一個朋友開了家男子桑拿店，把裡面的樓梯間租給一個韓國擦鞋工。2008年次貸危機時，桑拿店主失去了所有存款。他拒絕了付不起租金的擦鞋工的懇求，堅持給他漲租。有一天，擦鞋工去了一趟桑拿店主的辦公室，開槍殺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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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認識那些韓國家庭，他們像邊疆開拓者一樣駐紮在洛杉磯中南部，開起了酒類商店和洗衣房。當1992年洛杉磯暴亂的火勢從中南部向北蔓延到韓國城時，我家所在的西區這邊連一縷煙都看不到，警方直升機的聲響也一點兒聽不到。雖然我記得後來韓國城裡焦黑的廢墟，但我對這次暴亂的主要記憶是一系列新聞片段，比如在超市頂上拿槍守衛的韓國男人，或是在法庭上等待審判的鬥順子（soonjadu），她在自己的商店裡開槍殺死了15歲的非裔少女拉塔莎·哈林斯（latashaharlins）。儘管她的死發生在警察毆打羅德尼·金（rodneyking）而被宣判無罪的幾個月之前，這件事還是點燃了黑人的怒火，導致了暴亂的發生。
我為鬥順子僅僅被輕判了社群服務感到羞愧。我為那些跟在黑人顧客後面、猜想他們會偷東西的店員感到羞愧，因為他們沒有更努力地和定居的社群打交道。我為韓國社群內的反黑人情緒感到羞愧，這就是為什麼我必須一直強調，亞洲人既是種族主義的受害者，也是加害者。但即使是這種對於受害和歸罪的描述也過於簡單了。
我所在的族群曾得到過比黑色和棕色人種族群更多的好處。比如，亞裔美國人沒有遭受過黑人那樣的經濟歧視，這就是為什麼從一開始韓國人能拿到銀行貸款在洛杉磯南部做小生意。我無法假裝覺得這些韓國移民只是無辜的旁觀者，被捲入黑人和白人的交火。他們想要從非裔美國人身上攫取利益，從而最終往上爬，離開這裡，生活在白人中間——就像我的家人一樣。但為了理解這些暴亂，我們必須平衡多方面的事實。導向洛杉磯暴亂的漫長引線是居住隔離的歷史、製造業工作的外包和聯邦政府對公共專案的剝奪。因此，看到媒體簡單地把韓國商人當作替罪羊，說他們是黑人怒火的根源，而不顧他們自己也在赤貧線上徘徊的事實，我非常生氣。更何況，韓國人和黑人之間還建立了友誼，彌合了文化差異：韓國店員在搞社群燒烤，忠實的黑人顧客來幫忙，警告他們搶劫者正在趕來，他們需要趕緊跑，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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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短暫地嘗試單口喜劇之後，我試圖寫一本關於我的家鄉在1992年春天那一週的小說。但寫了前面幾章後，我在成長的故事線上困住了。如果有足夠多的時間和研究，我也許能寫出這本小說。同時，我覺得用一個青春期小女孩的口吻寫是受限制的，她懂得不夠多，因為我懂得不夠多。那時我太年輕了。那是一場環繞著我，而不是刺穿我的危機，同時，這個國家在這場有關種族關係的嚴峻考驗中失敗了，它重重地壓在我的良心上。儘管我並沒有真正參與其中，在看待那段時間時，我仍然感到羞愧和憤怒。然而到最後，我還是無法通過敘事來理解它。我就是沒辦法去虛構因為警察被無罪釋放而感到絕望的黑人社群，甚至沒辦法去虛構那個站在木板箱上，試圖阻擋闖入自家商店的搶劫者，絕望尖叫著「這裡是美國」的韓國婦女。
就像我是個受虐狂一樣，我也是個施虐狂，這是單口喜劇吸引我的原因。如果我打算讓自己難堪，我就想要觀眾替我感到難堪，難堪到他們會嚇一大跳。當我在找尋一種誠實的方式來描寫種族問題時，我想安慰受折磨的人，但不僅如此，我還想折磨感到舒服的人；我想讓他們在羞恥中扭動，這也許是因為我把自己也歸為舒服的這類人。但是，除了一連串失敗的形式外，我的找尋沒有任何值得展示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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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一位母親18歲的兒子離開她去幫助守衛韓國城，因為警察什麼都不做。她告訴兒子不要跑到滿是大火和搶劫的現場。她兒子說：「媽媽，正是因為像您這樣的人，我們韓國人才會被打倒。」那天晚上，他沒有回家。第二天早上，他的母親看到小女兒在哭。她說：「我覺得哥哥死了。」她給母親看《韓國時報》早間版，上面有張模糊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有個男人死在地上。報道說，一名商人錯把他當作搶劫者，朝他開了槍。這個男人看著像她的兒子，但這位母親認定，不，那不可能是他。她兒子昨晚穿著白襯衫，而這個男人的襯衫是黑色的。她還是去了停屍房，但沒找到符合兒子特徵的屍體。後來，她又看到了同一張照片，但這一次，《洛杉磯時報》全綵重印了這張照片。她震驚地意識到，那個男人就是她的兒子。他的襯衫不是黑色的，而是沾滿了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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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暴亂中死去的63人裡只有一個韓國人。我無情地覺得，考慮到它總體上的破壞性，這沒什麼大不了的，況且這次死亡是個意外，還是出自同族人之手。後來，在紀錄片《4月29日》［sa-i-gu，戴·西爾·金-吉布森（daisilkim-gibson）執導］中，那些商店被燒掉的女人接受了採訪，我聽到死者的母親說起她的故事。「殺死我兒子的不是某一個人，」李貞惠（junghuilee）說，「有些事情錯得離譜。」在一個接一個的採訪中，影片裡的女人講述著她們被拋棄的故事。觀看的過程中，我又一次經歷了認知的衝擊。她們就像我的姨媽們。她們的痛苦有幾個世紀之久。在自己的家鄉，她們曾經是權力這股黑暗勢力下的犧牲品，到了這裡，她們幾乎又立刻認識到了這一點。她們非常生氣，同時也感到警惕和無奈，沒人能聽到她們的憤怒。就像一位年長的祖母所說：「我將在示威中死去。」她們並不像媒體當時報道的那樣，責怪黑色和棕色人種的搶劫者，而是把自己的損失視為更大問題的一部分：「這個國家爛了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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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亂之後，三萬韓國移民上街遊行，要求對他們失去的生計進行賠償，但商人們再也沒能恢復過來。美國政府拋棄了他們，不提供任何國家救濟，因此他們就在貧困和創傷後應激障礙中掙扎，一些人離開了這個國家。由企業贊助、旨在修復內城的「重建洛杉磯」活動從未取得成效：南部依然無人理睬，承諾的工作、醫院和就業專案都沒有兌現。非裔美國人在高峰時期曾占城市人口的20%，而由於城市中產化被趕出城後，這一比例最終降至9%。暴亂中的死者有30%以上都是拉丁裔，被毀掉的商鋪超過40%屬於拉美人，然而他們是最少被提及的群體，因為他們不適合這個整潔的對立關係：「好的」韓國商人對比「壞的」黑人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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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種族的寫作是一場論戰，因為我們必須面對抹殺我們的白人資本主義基礎結構；但它也是一首抒情詩，因為我們的內在意識充滿矛盾。儘管我抗議對「戰勝」進行簡單的敘事，我又必須相信我們終將戰勝種族的不平等；儘管我對關於苦難的傷感移民故事感到氣憤，我又確實覺得韓國人是我知道的最飽受創傷的民族之一。當我努力超越刻板印象去表達我的內在意識時，很明顯，我如何被看待又受制於我是誰。為了真實地書寫種族，我幾乎必須去寫反敘事的東西，因為正如弗朗茨·法農所說，種族化的思想是個「地獄般的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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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被教唆著對打，被分別激怒，各自感到悲痛和受挫，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4月29日》如此關鍵，以及為什麼詩人萬達·科爾曼和小說家保羅·貝蒂的書如此重要，他們書寫了在那個年代感受到的少數派的感受，是平衡的砝碼。否則，我的記憶就會停留在媒體炮製的鏡頭上，比如對金遭到毆打的無情回放，以及新聞直升機冷漠鳥瞰著點綴在洛杉磯電路板上的小小火團。
飛近點吧，靠近那些冒煙的建築，近到能看到旁邊汽車焦黑的外殼，看到從店面扯下的捲簾鋼門像手風琴搬被擠壓；近到能聽見所有的警報同時響起。一個弱小的身影從她著火的商店裡走出來，對著鏡頭在揮手。她想要什麼？她在說什麼？她在說：「停下！」她在喊：「救命！我打了911但沒人理我。消防員在哪裡？醫療隊在哪裡？——警察在哪裡？」告訴她。警察在西區，很多很多警察，在保衛著那邊的寧靜街道。
paperlesspost，一家通過電子郵件寄發公告和邀請函的網站。
richardpryor(1940-2005)，美國非裔男演員、脫口秀喜劇演員、編劇、製片人和導演，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脫口秀喜劇演員之一
bilcosby(1937-)，美國喜劇演員、作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
edsulivan，紐約娛樂專欄作家埃德·沙利文主持的一檔電視綜藝節目。
robertgraves(1895-1985)，英國詩人、學者。
wiiamsburg，紐約布魯克林的新潮街區，是獨立搖滾、皮文化和文學藝術社群的交流中心，有很多時髦店鋪、咖啡館、餐廳酒吧和音樂場所。
jhumpalahiri(1967-)，印度裔美國作家，曾獲普利策文學獎。
claudiarankine(1963-)，非裔美國詩人、作家。
1992年美國洛杉磯市爆發了一系列暴亂，導火索是當地陪審團宣佈四名被控「使用武力過當」的警察被無罪釋放，其後上千名非裔及拉丁裔人士上街抗議，暴亂中，韓國城遭到劫掠和破壞。
frantzfanon(1925-1961)，法國作家、革命家，他的作品啟發了不少反帝國主義解放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