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8歲的時候和外婆一起遛彎兒。她已經搬來和我們一起住了。加州的人行道又空曠又幹淨。我們的社群很安靜，只有街上給草坪澆水的噴頭有點聲音。外婆剛從別人家的前院折下一枝檸檬準備帶回家，我們就遇到一群在死衚衕裡閒逛的白人小孩。外婆決定打個招呼，我嚇了一跳。她貿然闖進那堆孩子中間，開始和他們握手，因為在美國大家都會這麼做。孩子們很驚訝，但隨後開始一個接一個地和她握手。我能看出來，他們把她的手搖得太過用力。「你好。」她說。「膩好。」他們答道。其中一個孩子在她眼前胡亂比畫著手語。接著，一個瘦瘦的、有著柔軟棕色頭髮的高個子女孩偷偷走到外婆身後，用盡力氣踢了她的屁股。我的外婆摔倒在地上。所有孩子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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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把這件事告訴了我父親，然後我們一起坐車的時候，他特別留意那個女孩。有一次，我們在「停止」標誌處停下的時候看到了她。那就是她，我們告訴父親。父親搖下車窗，開始對她大吼大叫。我從沒見過他對一個白人如此生氣，更不用說對一個孩子。他堅持要她道歉，但那個女孩拒絕了。她否認見過我們。
「如果我踢你，你會怎麼樣？」父親大喊著，「你會怎麼樣？」他解開安全帶，躥出車門。那個女孩輕鬆地大步跑上山，消失了。他踉蹌著跟了幾步，然後意識到自己在白費力氣，停了下來。車子停在馬路中間。引擎還在運轉，駕駛座的車門開得很大。我目瞪口呆地看著父親。我害怕他，同時我也為他感到害怕。我看到父親試圖保衛他的家庭，而我們的鄰居可能看到他的方式——一種發洩，一種過度反應——而我非常害怕他會因為自己的憤怒被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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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次，妹妹9歲，我13歲，我們正要離開商場。我們要出去的時候，一對白人夫婦正好開啟玻璃門進來。我以為那個男人是給我們開門，所以在他不情願地把著門的時候，我們趕緊跑了出去。門在他身後關上前，他大吼道：「我不給中國佬開門！」
妹妹大哭起來。她不明白為什麼他這麼刻薄。「我從沒遇過這樣的事。」她哭著說道。
我想跑回商場，殺了他。我沒能保護我的妹妹，在我那想要殺人的憤怒中，我很無助，我憤怒的目標是一個成年男人，他是如此充滿仇恨，沒有能力認識到我們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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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起後面這件事只是為了拿它和我後來的一次經歷做比較。當時我20多歲，住在布魯克林。那是7月裡炎熱無比的一天，紐約的混蛋都出來了。我和我朋友還有她男朋友走進第二大道地鐵站。我正沿著樓梯往下走向地鐵站臺，一個男人經過我們身邊，他看著我，哼唱著「chingchongdingdong」。他是個沒脖子的白人，戴著一頂棒球帽，看起來像是個典型的斯塔頓島的體育迷。然後，我注意到，他和他的黑人妻子以及混血嬰兒在一起。
我的朋友們是白人，不知道該說什麼。我不想讓他們感到難堪，所以我就算了。我們上了f線地鐵，我意識到他和我們在同一個車廂。地鐵一站一站緩慢前進，我盯著他，越來越憤怒。我想著，曾經有多少次，我讓這樣的事情就這麼過去了。
「我要跟他說點什麼。」我告訴我的朋友們，他們也鼓勵我去對峙。在擁擠的車廂裡，我緩慢地繞過每個人，直到我站在他旁邊。我平靜地斥責了他。我不僅稱他為種族主義者，而且生氣地指出，他給他的孩子做了糟糕的榜樣。當我回到朋友身邊時，我的腦袋嗡嗡作響，我回頭看到他站起來，向我們走來。當他走近時，他指向我室友的男朋友，威脅道：「他很幸運，不是你的男朋友，因為如果他是你男朋友，我會把他暴打一頓。」然後他走回去，坐了下來。我很震驚，同時也鬆了一口氣，因為這件事沒有以暴力或更多的種族咒罵結束。我室友的男朋友不停地說：「真希望我說了些什麼。」然後我們到站了。我們下車時，那個男人透過擁擠的車廂衝我大叫：「他媽的中國佬！」
「混蛋白人垃圾！」我喊了回去。
我們站在站臺上，我那在地鐵上沒能說什麼的朋友大哭起來。
「我從沒遇到過這樣的事。」她哀號道。
就這樣，我又被晾在了一旁。我正要去安慰她，然後剋制住了這一荒謬的衝動。我所有的憤怒和傷害都轉移到了她身上，即使到現在，在我寫下這件事的時候，我都更生她的氣。她一邊哭著，我們一邊沉默地走回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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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充滿白人眼淚的一年。網上流傳著這樣的表情：一個黑人、棕皮膚人或亞裔女性從印有「白人的眼淚」字樣的馬克杯裡悠閒地啜了一口。這樣的表情暗示著有色人種對白人的眼淚完全冷漠。不僅如此，他們對白人的眼淚感到某種甜蜜的幸災樂禍。當然，「白人的眼淚」指的不是他們所有的痛苦，而是白人經歷的某種特殊的脆弱情感：當他們發現種族方面的壓力如此難以忍受時，他們會變得過度敏感和充滿戒心，把壓力重新聚集到他們那受傷的自我上。
2011年，學者塞繆爾·r.薩默斯（samuelr.sommers）和邁克爾·i.諾頓（michaeli.norton）做了項調查，發現每當白人報道中針對黑人的偏見在減少時，他們就會報道針對白人的偏見在增加，彷彿他們認為種族主義是一場零和遊戲，用美國前司法部長傑夫·塞申斯（jeffsessions）的評論概括起來就是：針對你少一點就意味著針對我多一點。在這項研究進行期間，美國白人實際上認為，針對白人的偏見比針對黑人的偏見是更大的社會問題。他們相信這一點，即便事實上，只有一任總統不是白人，歷史上90%的議員也是白人，而白人的平均淨資產比非白人要高10到13倍。事實上，種族間的收入差距只會越來越大。30年前，一個黑人家庭的資產中位數有6800美元，但現在，只有1700美元，而一個白人家庭的中位數從之前的10.2萬美元上升到了現在的11.68萬美元。學者琳達·馬丁·阿爾科夫（lindamartínalcoff）寫道，資源的囤積如此不平衡，以至於白人的種族課題實際上是一種寡頭政治。
然而，有關迫害的錯覺變得更嚴重了，就像阿比蓋爾·費希爾（abigailfisher）一案（她被稱為「成績不好的貝基」）。她在2016年把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告上了美國最高法院，聲稱她沒被錄取是因為她的種族，而事實上是因為她的分數。他們的錯覺還體現在我們常常聽到的對「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防禦性反駁中，即「所有人的命都重要」。「所有人」與其說是包容，不如說是一個隔離的代名詞，是「不讓它涉及種族」的防禦性措施，因為這樣一來，白人的無形霸權就可以不受挑戰地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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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看到了藝術家卡門·懷南特（carmenwinant）的一件裝置作品，她用2000張女人分娩過程的照片貼滿了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兩面牆。她把30年來從書和雜誌上剪下來的照片貼上起來，裡面的女人都處在分娩的極度陣痛中，她們或蹲著，或四肢著地，或在分娩浴盆裡，或在腳踏上撇開雙腿。有些照片裡新生兒露出了頭，深色的腦殼撕開了母親的陰道。其中一張裡，一個四肢著地的母親背對著鏡頭，她的長袍撩到腋下，新生兒扭曲的臉在她的肛門附近探出來。種種情感暴露在它們原始的榮耀中：喜悅、痛苦、崇拜和解脫。
這些照片裡幾乎都是白人女性。當我一張一張單獨看的時候，我被母親們的疲憊和喜悅所感動，但當我退後時，我沒法忽視滿牆的白色。懷南特把她在舊書店裡能找到的每一張真實的分娩照片都貼上了起來，這個詳盡的過程不過是強調了這些影像的同一性。評論家們把這個裝置作品描述為「具有普遍性」，「讓人印象深刻」。然而，相比對分娩過程中肉體的「激進暴露」，我看到的全是它的白人性。在懷南特想要喚起「所有人」的執著努力下，我感到被隔離了。
我可以辯解說，我和那些白人評論家相反，他們無法察覺到作為種族類別的白色，而我卻可以。但最近，我在懷疑，我那總注意到白色空間的習慣是否妨礙了我享受其他的事物。顯然，我成了一個不停指出現狀是怎樣而它應該是怎樣的潑婦。在若澤·薩拉馬戈（josésaramago）的小說《失明症漫記》（iblindness/i）中，當角色失明，人們的視線並不是變暗，而是變白，彷彿他們「睜著眼睛墜入了乳白色的海洋」。無論走到哪裡，我都看到白色。我感覺到它的陰謀。我知道我的大腦都被白色沾染，彷彿它被醫用x射線墨水染過。這個汙漬讓我不停地用自己的生活和其他生活做對比。我不再覺得我的生活有什麼不足，但即使如此，我還是把我的生活和白人聯絡在一起。
最近，我讀到詩人納塔莉·迪亞斯（nataliediaz）的一條推文，她問道，為什麼有色人種作家總是要談論白人性？白人性在哪裡都是中心，為什麼在我們的作品中還要以它為中心？從博物館回家的火車上，我想到我的外婆，她的三個孩子都在18歲前去世。如果我講述她的故事，它會不會改變性質，成為一個悲傷的故事，一個被貼在牆上以強調其白人性的故事？
我不得不應對白人性，因為亞裔美國人還沒有真正考慮過我們在這個國家白人至上的資本主義等級制度裡的位置。我們離考慮這件事如此遙遠，以至於有些亞裔認為種族和他們的生活無關，它不會「出現」，這就像白人對他們自己說同樣的話一樣具有誤導性，不僅是因為我們面臨的歧視，也因為我們由於自身的種族身份而被准予的權利。這些亞洲人是我的表親、我的前男友，是我自己，窩在布魯克林，在一個美好溫暖的日子裡，出其不意地想道，我不需要被種族影響；我只選擇去想這件事。我可以只為自己、為我的近親而活，按照父母的期待而活。他們生存的本能和這個國家新自由主義的精神是一致的，就是犧牲別人，出人頭地，把束縛我們的羞恥感深埋起來。在不同程度上，所有在美國長大的亞裔都清楚地知道我所描述的這種羞恥感，都曾感受過它油上的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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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白人性顯現的一年，因為這麼幾個因素：近在眼前的人口結構變化，美國白人即將成為少數族群；固定就業崗位的萎縮讓一些白人感到無能為力，於是他們把不滿發洩在移民身上；自弗格森（ferguson）案以來，黑人和棕色人種活動家抗議著司法、教育和文化系統內的種族不平等，媒體對他們給予了關注。如果說美國白人以前從沒感受到這一點的話，現在他們感受到了自己因為膚色被標記，而他們對如此被曝光的反應是，感受到了——羞恥。
羞恥感是一種向內的、難以忍受的感覺，但由於羞恥感需要自我審視，它可能指向富有成效的結果。白人進步主義者就是這樣，他們在評估特權是如何統治著他們的生活。多年前，他們中的很多人急切地聆聽並消化種族關係的複雜性以及他們在其中的角色，這曾經給我希望。阿爾科夫把這種自我審視稱為「白人雙重意識」，這涉及「通過主導和非主導的視角看自己，並意識到後者是關鍵的糾正性真理」。
然而，雖然羞恥感可以導向富有成效的自我審視，它也可能導向蔑視。在《影響影像意識》（iaffectimageryconsciousness/i）一書中，精神分析學家西爾萬·湯姆金斯（silvantomkins）澄清了在一個社會里蔑視和羞恥的區別：
在一個民主社會，輕蔑很少被用到，以免它破壞團結，而在一個等級社會里，它會被頻繁使用，且得到讚許，以保持個人、階級和國家間的距離。在民主社會里，蔑視通常被同理心導致的羞恥感取代，評論者因為對方的所作所為而羞恥地低下了頭；或者被痛苦取代，評論者表達因為對方的行為而遭受的折磨；或者被憤怒取代，評論者為對方犯下的罪行尋求補救措施。
通過懲罰羞恥感的源頭和拒絕與之持續交纏來驅逐羞恥感也是人性使然。大多數美國白人生活在隔離的環境裡，就像阿爾科夫寫的，這「讓他們得到保護和隔絕，免受基於種族的壓力」。於是，任何靠近少數族裔的行為——看到拉丁裔家庭搬進他們的城鎮，看到黑人抗議者在中央車站喊著「我無法呼吸」的新聞片段——都會引起難以忍受的不適。突然間，美國人為他們的白人身份感到不自在，而這種不自在讓他們誤以為自己的身份遭到了威脅。在感到不對勁時，他們覺得自己受了委屈。
在他們被要求去了解種族壓迫時，他們感覺自己遭到了壓迫。當我們嘲笑白人的眼淚時，白人的眼淚可能變得危險。就像戴蒙·揚（damonyoung）在《根》（itheroot/i）中解釋的那樣，白人的眼淚是戰敗的南方人拒絕接受黑奴的自由而成立三k黨的原因。白人的眼淚也解釋了為什麼63%的白人男性和53%的白人女性選出了一個邪惡的男嬰做他們的領導人。這一切都是因為，一旦瞭解歷史，他們就會被迫擔責，相比直面羞恥，他們寧願不擇手段地保持他們的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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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日，一名5歲的伊朗兒童被銬住，在華盛頓的杜勒斯機場被拘留了5個小時，雖然他是未成年人，但依然被「認定為可能的威脅」。這件事發生的直接原因是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禁止來自七個穆斯林佔多數的國家的旅行者入境。這個男孩是來自馬里蘭的美國公民，但這不要緊。新聞秘書說：「僅僅因為某人的年齡和性別就斷定他們不構成威脅，這具有誤導性，是錯誤的。」現在看來，那天民眾對政府的憤怒依舊新鮮而明亮。數以千計的紐約人衝進肯尼迪機場，抗議這一政令。當男孩終於和他的母親團聚時，一群抗議者歡呼著和他們擁抱。看著新聞片段，我為他們的團聚感到欣慰。然而，在小男孩的成長過程中，這一天將會如何塑造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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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我們的家族來自瓜地馬拉、阿富汗還是韓國，1965年以來的移民有著共同的歷史，它超越了這個國家，延伸到我們出身的國度，在那裡，我們的血統被西方帝國主義、戰爭和美國策劃或支援的獨裁統治所殘害。在美國，我們為了歸屬感做出努力，表現出感激之情，在我們努力融入美國的過程中，我們彷彿被給予了獲得第二次生命的機會。但我們共同的根不是這個國家給我們的機會，而是白人至上主義的資本主義積累是如何從我們國家的血液中攫取營養的。我們無法忘記這點。
作為一名作家，我決心幫助推翻白人天真的唯我論，這樣我們的國家意識才能更接近孩子們的想法，就像那個伊朗裔美國男孩那樣。他的想法是不受保護的意識，甚至在識字之前，他就已經知道這個國家能夠犯下的暴行，正是這種意識必將讓白人的想象力黯然失色，因為在歷史的陰影下，他的意識有一天必將成為大多數人的意識。
etsy，美國一家大型電商平臺，主要為設計師、手工製品工匠和古董收藏家等和顧客搭建橋樑。
malcolmx(1925-1965)，非裔美籍民權運動家。
giorgiodechirico(1888-1978)，希臘超現實主義畫派大師。
種族主義用語，通常是英語使用者故意模仿漢語發音來嘲弄漢語使用者或外貌類似華裔的東亞人。
紐約市下轄的行政區之一，是位置較遙遠、開發程度較低的地區。
費希爾是白人，她在此案中認為自己受到了種族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