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的時候，我和我的文具有著一種特別的，幾乎是色情的關係。我收集文具用品的方式就像其他孩子收集娃娃或手辦一樣。「真的，我必須買一支鉛筆。」弗吉尼亞·伍爾夫毫無徵兆地說道，然後衝出門，在寒冷的倫敦街道上開始她的遊歷。我應該能體會她的迫切感。我對鉛筆也同樣充滿熱情，只要它是一支纖細的淡紫色自動鉛筆，末端用一條精緻的銀鏈釦著凱蒂貓的小掛件。還有橡皮擦，散發著覆盆子或者香草的氣味，做成淺色胖乎乎的斜眼三麗鷗小動物。我非常喜歡我的橡皮擦，以至於我不得不剋制自己咬掉它們的頭的衝動。一開始我很小心，用它們圓圓的腳在我的筆記本上輕輕地擦。但一旦橡皮擦被石墨弄髒，我就無情地擦掉我的錯誤，直到只剩下一小塊灰濛濛的臉掛著一個悲傷眼睛的符號。
不知怎的，我在教會營成了被針對的目標，同齡的韓國女孩把我趕出她們的房間，佔了所有床位，即使空著也說有人，所以我被迫和更年幼的女孩一起睡在隔壁房間。一天清晨，我被心愛的文具出賣了。我開啟沒有鎖上的凱蒂貓日記本，看到有人在第一頁用整齊的連筆——一定是活動鉛筆——寫下了：凱茜，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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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的韓國女孩喜怒無常，相比之下，西爾維婭·普拉斯看起來也像公共事務電影片道一樣無聊。一些人來自洛杉磯的韓國城，穿著冒牌的橘滋，像墨西哥壞女孩一樣化妝，說著新移民、黑幫和山區女孩的地方性克里奧爾口音。「賤人，看什麼看？你是拉拉嗎？」一個叫格雷絲的女孩發現我盯著她用黑色唇筆勾勒出的白色幽靈般的雙唇時問道。後來，我試著在字典裡查「拉拉」而沒有找到，於是鬆了口氣。
我是在英語不好的環境里長大的，所以我的英語很差。我出生於洛杉磯，但是一直到令人尷尬的6歲甚至可能是7歲，我的英語才變得流利。在學校上學就像搬到了另一個國家。在那之前我的周圍都是韓國人。教堂裡、韓國城的朋友和家人間聽到的英語總是短促、帶刺、支離破碎：主語和賓語名詞在奇怪的結合中連在一起，動詞永遠和主語不一致，定冠詞無處可尋。青少年通過插入韓語和永恆的「操」來發洩：「操他！歐巴是混蛋。」
移民第一次學習在英語環境中生存是通過髒話。當我的表兄弟們來到美國時，我立刻把一大堆咒罵的話教給他們，為上學做準備。我舅舅說他以前每句話開頭和結尾都是「操他媽的」，因為他的英語是在紐約做服裝批發生意時從黑人顧客那裡學來的。我的舅舅，一個粗俗而吵鬧的人，後來回到首爾，通過和我對話來保持英語水平。
舅舅：什麼詞來著？當你那下面有蝨子時的那個詞。
外甥女：陰蝨？
舅舅：啊對！陰蝨。我學會了一個新英語單詞——陰蝨！這我以前得過一次。
外甥女：……
舅舅：不是你想的那樣。我不是從妓女那裡得的。
外甥女：那你是怎麼得的？
舅舅：服兵役。得陰蝨太容易了。沒有浴室，地上只有一個洞。我們必須剃毛，所以我們那裡沒有毛髮。那時候很可怕。有次我們把一個人綁在樹上，然後就把他留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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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總是借來的，從嘻哈到西班牙式英語再到《辛普森一家》（ithesimpsons/i）。很早以前，父親就知道，在美國想要成功，就必須把情感展現得淋漓盡致，所以他養成了對女兒、對員工、對空乘人員不加區別地說「我愛你」的習慣。他一定是看到過一個銷售親熱地拍著另一個銷售的後背說道：「愛你，夥計，很高興見到你！」但因為他沒有兄弟般的夥計，也沒有拍背，他的用法有種無禮的親密感，尤其是當他把表示愛意的詞作為一種炙熱的告白悄悄吐露出來的時候：「謝謝你把這些訂單送來。」他在結束通話電話前會說，「噢，還有，柯比，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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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際上並沒有怎麼使用我的自動鉛筆，而是把它們排成一排來欣賞。我的自動鉛筆，開心果色、李子色、棉花糖粉色，是具有崇高女性氣質的魔杖，必須留到以後使用。我儲存它們的時間越長，就越難以忍受去使用它們的需要。但我還是沒去滿足自己，因為美妙的愉悅感是對它們越來越強烈的渴望，而不是對那種渴望的滿足。倪茜安寫道，人們對於吃可愛的東西有著極為強烈的慾望，因此，可愛是大眾商品的理想選擇，因為它具有消費性。可愛的東西是女性化的、沒有防備的、小巧的，激發我們母性的渴望，就像我對於沒有嘴的三麗鷗橡皮擦那樣，攥在手裡，用鼻子愛撫它們。但它們也可以釋放我們掌控和侵犯它們的施虐狂的慾望，這可能就是為什麼我推遲使用我的文具，從而來抵禦我更黑暗的本能。
最終，我屈服了。我咔嗒一聲折斷了活動鉛筆的尖端，一小段筆芯露了出來。年輕的時候我對於寫作沒有興趣，所以我畫畫。我畫和我截然不同的女孩。起初我畫得不好，勾勒出臉的u形，用傾斜的露珠形狀填補眼睛，之後用像床架彈簧一樣粗糙的捲髮蓋住臉。但這些年來我的技術愈加精進，我可以把我喜歡的動漫女孩畫得有模有樣了。
我喜歡畫眼睛，因為我和其他人一樣迷戀動漫人物的眼睛，那些迷人的球體覆滿了雪花藍寶石般的虹膜，上面覆蓋著最為濃密的睫毛。那些動漫人物的眼睛多麼巨大且單純，而我自己的眯眯眼多麼細小。但是鼻子難倒了我。不論我怎樣練習畫它，我都沒法把那個塌鼻樑畫得挺直。我不幸繼承了我父親的大鼻子，側臉看起來像個6。當我抱怨它的時候，我母親抗議說這是王室的鼻子，但是教堂裡的孩子們用他們基本的英語道出了真相。
「你鼻子怎麼這麼大？」
「大鼻子。」
我在一張又一張紙上畫了一次又一次，浪費大量的紙，想捕捉到那個完美的鼻子。我曾經夢到過動漫女孩，她們在原地跳動，她們的辮子是一圈鬈髮，格子裙像旋渦一樣，巨大的眼睛閃爍著光芒。我及時抬起頭，看到一個女孩在空中劃出一道弧線，然後徑直朝我飛來——把我的鼻子摁成一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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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有收集糟糕英語的習慣。我瀏覽一個惡作劇網站，上面上傳了來自東亞國家誤譯英語的照片。這些圖片分為標誌［「請沒有交談，沒有流口水」（pleasenoconversation,nosaliva）］、t恤［「吃他的時候我感到一個幸福」（ifeelahappinesswhenieathim）］和選單［「烤老公」（roastedhusband）］。瀏覽次數最多的圖片是流行的珍珠奶茶的卡通廣告，標題是「我是珍珠奶茶！吸我的蛋！」（i’mbubbletea!suckmyballs!）。
我偷了這些句子並用在我的詩裡。舉例來說，「吃他的時候我感到一個幸福」，它具備令人驚訝的詩意。一種熟悉的觀點現在變得陌生，因為錯誤意外地變成了愛神。那個沒有必要的「一個」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把口吻調整為略帶邪惡的電子動畫的語調，同時表明愛人並沒有沉浸在幸福中，而是在清除時感到幸福。當她考慮她的幸福時，那個「一個」就像一顆額外的牙齒，強迫開啟了一種不確定性或冷漠的反思。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快樂，但是她愉悅，因為她吃了他。
有一天，我正在瀏覽t恤類別時，偶然看到一箇中國小男孩天真地穿著印有「poontang」字樣的襯衫的照片。這張照片引發了我自己穿花花公子兔女郎標誌t恤上小學的回憶。我已然完全忘了這事。想起那段記憶，我敏銳地意識到拍攝這些照片的人是在韓國、日本和中國旅行的背包客——白人和亞裔美國遊客。回到家鄉的外來人士對當地人就像後者是外來人士一樣。
英語是我們不斷擴大的新自由主義下的通用語，是品牌辨識度和外包勞動力的消費者語言。國家越發展，這個國家就越需要一個文案編輯。2005年我在首爾住了一年，我也拍下了像糟糕的牆紙一樣貼滿店面的錯誤英語的照片。但我也對全球化導致英語蠶食韓語的程度感到不安。看著一個韓文的牌子，我慢慢讀出了一個陌生的單詞，這才發現這個單詞是lipo-suk-shen。一個朋友和我說，青年夫婦更喜歡用英語說「我愛你」，而不是用韓語說，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對他們愛情更真實的表達。
顯然，亞洲孩子天真地穿著帶有髒話的t恤在某個時候成了網路梗。我發現了一個年輕女孩穿著豎中指的米老鼠毛衣，一個幼兒園學生穿著帶有「希望你是啤酒」字樣的無袖衫，一個孤獨的男孩坐在看臺上穿著「誰他媽是耶穌」的毛衣。
我想，我找到了我的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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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的英語曾經是一種恥辱的來源，但現在我自豪地說：它是我的傳統。我和那些以不熟練掌握英語為口號的作家有著共同的文學血統——他們把英語變得怪異，扭曲它、破解它、把它變得醜陋兇殘，並且通過劫持英語、把它扭曲為難民語言來將其他者化。他者化英語是為了讓人聽到編織在英語中的帝國主義權力，把英語切開，讓它黑暗的歷史滑落出來。
在《他者化：從名詞到動詞》（other:fromnountoverb）一文中，詩人納撒內爾·麥基（nathanielmackey）區分了名詞的他者和動詞的他者，前者具有社會性，而後者具有藝術性：
藝術性的他者化與創新、發明和變化有關，文化健康和多樣性依賴於此並因此茁壯成長。社會性的他者化和權力、排斥、特權有關，把名詞中心化，據此，他者性被衡量、不公正對待、邊緣化。我關注的是受制於後者的人們對前者的實踐。
麥基從阿米里·巴拉卡（amiribaraka）那裡借用了標題，後者恰如其分地把白人音樂家從黑人音樂中獲利的歷史定義為把「動詞變為名詞」。比如，swing這個動詞，意思是對音樂做出反應，是黑人的創新，直到白人音樂家竊取並把它包裝成商業品牌swing。麥基要求我們奪回白人的名詞，通過「闖入」殖民者的英語並從當地方言中煉出新詞的方式，把它恢復為動詞。我自己將英語他者化的方法是在它吃掉我之前先把它給吃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能會像樸贊鬱（parkchan-wook）的電影《老男孩》（ioldboy/i）中的場景一樣互相把對方吃了。電影裡，一個男人走進壽司店，點了一隻活章魚，整隻章魚在盤子裡滑行。他試圖把整隻章魚塞進嘴裡，但是它太大了。這隻頭足類動物蓋住了他整張臉，同時把觸鬚緊緊纏繞在他的頭上，讓他無法呼吸。最終，他暈倒了。
在那些美好的寫作的日子裡，我就是那隻章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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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親在美國生活了40多年，她的英語一直處於初級水平。說韓語時，母親在說她的想法，她敏銳、詼諧、有判斷力，雖然有些揚揚自得。但她的英語就是鋼琴鍵的碎音，每當她和白人說話時，我總是感到難堪。當母親說話時，我看著那個白人，通常對方是女性，戴上一張恐懼的面具，不安地忍受著：大眼睛因為不得不耐心而變得凝固，咧開的笑容居高臨下。當她開始用專給蹣跚學步的嬰孩講話的聲音回應母親時，我插手了。
從很小的時候起，我就學會了儘可能權威地為母親說話。我不僅想消除我在那個女人眼中看到的嘲笑，還想讓她知道我猜透了她的想法，用我令人警醒的流利程度讓她感到羞愧。我意識到，我喜歡寫作，部分是為了評判那些不公平地評判我家人的人；為了證明，這些我一直都看在眼裡。
可憐可憐亞洲口音吧。這是一種如此受到貶低的口音，是最後可以被嘲笑的口音之一。通過它來說話、讓自己被聆聽是多麼困難。我很尷尬地說，我有時表現得像那個白人女人。當我打電話給一家中餐館點餐時，收銀員聽不明白我的意思，我不耐煩地重複了一遍。當我打電話給時代華納並聯絡到一名印度口音的接線員時，我已經很惱怒了，因為我聽說印度呼叫中心幾乎不培訓他們的員工。我有一個猜想，無縫外賣的發明就是為了讓美國人不必為移民口音而煩惱。出於這個原因，自動化將取代印度呼叫中心。機器會摧毀已經被英語摧毀的各國口音。
我注意到電視上出現了一種新的亞洲口音，除了銀幕上的亞裔美國演員外，沒有亞洲人使用過這種口音：這種口音溫和、適合情景喜劇、容易聽懂。這部罕見的亞裔美國情景喜劇我很難看下去，因為他們是如此投其所好並充滿了可愛的玩笑。但是，我的極端觀點是，一部關於韓國家庭的真實節目——至少我長大的那種家庭——是不可能在電視上播出的。美國人會感到無聊且震驚。天吶，為什麼沒人打電話給兒童保護機構！他們會對著螢幕大喊大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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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我開始認真寫詩以來，我一直不恰當地使用英語。我像專業管絃樂隊的業餘音樂家一樣使用詞彙，在錯誤的時間敲響我的鈸或者過早地吹奏我的長笛。我在重要的場合用隨意的語言，在隨意的場合用正式的演說。我用推銷員的語調寫了一首詩回應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又用自己發明的混雜語言寫了一首史詩。我想把所有被排除在外的英語都拉到裡面，把裡面的英語拖到外面。我想削掉詩歌的支柱。不僅僅是削掉，我想撕咬它。但是當我兇猛地攻擊時，我期望找到什麼？這些舉動是否足以破壞英語，從而指出它有多不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