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過去常常定期觀看老舊的約會節目《愛情連線》。她根本不懂英語，但看著兩人在沙發上互相交談，她依然覺得極其有趣。她跟著電視裡的笑聲一起笑，還會轉向我，看我是否也在笑，然後轉向電視再笑一會兒。那些預先錄製好的聲效是一個空洞的聲音洞穴，附和著外婆的笑聲，加劇了我們家平淡無奇的緊張氛圍。當她看電視時，我保持警惕地坐著，豎起耳朵，對於笑聲音效煩擾地要求我一起加入而愈發感到焦躁。我的家是一個臨時空間，當下總是浪費在對未來恐懼的期盼中。我總是知道母親什麼時候心情不好，雖然我從來不知道她什麼時候會突然爆發，所以我等啊等，直到我聽到她用最大聲尖叫出我的名字，這是暗示我跳起來關上所有窗戶，這樣家裡的聲音就不會洩露到外面。
作為詩人，我一直把英語當作權力鬥爭的武器，用它來對付比我更強大的那些人。但是當我用英語表達愛時，我猶豫了。我一直非常保護家人，確保家裡內部的聲音不會洩露到外面，但我不知道如何讓外面的進來。我在一種與痛苦密不可分的愛中長大，我害怕一旦我宣揚那種愛，它就會氧化成背叛，就好像我用英語來反對我的家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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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被稱為冒犯者之前，我能走多遠去採集糟糕的英語？雖然我以前借用夏威夷英語和西班牙英語，但現在在使用這些語言前我會再思考一番。當電影《摘金奇緣》（icrazyrichasians/i）首映時，推特圈稱演員奧卡菲娜（awkwafina）的口音為「塗黑臉」，這種口音和我在洛杉磯長大時聽到的韓國城口音相差不遠。我從未想過那些韓國城女孩是在「塗黑臉」。我以為她們只是像周圍其他青少年那樣說話。
在我寫下這些文字時，這個國家無論左右翼的所有政治派別都在固化種族身份。白人民族主義的興起導致許多非白人通過憤怒和自豪感來捍衛自己的身份，以及要求針對幾個世紀來白人從非西方文化中的掠奪行為採取補救行動。但這種正當憤怒的副作用是出現了「留在你的車道上」的政治，在這種政治中，藝術家和作家被要求僅依靠他們個人的種族經歷來發聲。這樣的政治不僅假設種族身份是純淨的，忽略了種族群體互相重疊的混亂現實，而且把種族身份歸為一種智慧財產權。
當我們受到一首詩或一篇小說的啟發時，我們作為人類的衝動是去分享它，正如劉易斯·海德（lewishyde）所寫的那樣，它會「在其後留下一串相互聯絡的痕跡」。但在市場經濟中，藝術是一種從流通中移出並儲存下來的商品。如果藝術品在流通，它流通就是為了利潤，而白人作者已經從中大肆獲利。說起這個話題，阿米里·巴拉卡提供了一句無價名言：「所有文化都互相學習。問題是，如果‘披頭士’樂隊告訴我，他們從盲人威利那裡學到了他們所知道的一切，我想知道為什麼盲人威利還在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市開電梯。」
我們必須糾正這種不平等的分配，但我們必須在這樣做的同時不忘海德所說的禮物經濟中文化交流不可估量的價值。在應對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我們內化了市場邏輯，文化被囤積儲藏起來，好像文化是一旦和他人分享就會貶值的產品；我們不是在去殖民化英語，而是把英語分割成敵對的民族國家。創新的靈魂源於跨文化的靈感。如果我們被限制在自己的車道上，文化就會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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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製作人鄭明河（trinht.minh-ha）建議我們「在附近談論」，而不是「談論關於」一個你經驗之外的文化。在接受《藝術論壇》採訪時，鄭說：
當你決定在附近談論，而不是談論關於什麼時，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承認你和電影中的人之間可能存在的差距，換句話說，保持所要展現的空間的開放，這樣，儘管你非常接近你的主題，你也承諾不代表他們、代替他們或者在他們之上發言。你只能在附近談論，在鄰近區域（無論對方是否在場），這需要你故意不表明意義，防止它只是把空間關上，從而在言論形成的過程中留下空隙。這允許其他人進入並按照他們的意願填充這個空間。這種方法給雙方提供了自由，這可能是電影製作人接受它並認可其中強烈的道德立場的原因。通過不試圖佔有有關他人的權威地位，你實際上把自己從這種無所不知的主張和知識等級所產生的無止境的標準中解脫了出來。
我轉向片段化散文，因為我只能「在附近談論」亞裔美國人的狀況，這種情況過於錯綜複雜，讓我無法跨過它。我越是想把它釘住，它就越逃脫我的掌控。我試圖把它寫成一首抒情詩，但抒情詩是一個舞臺、一個基座，我從那裡發聲來指出我不是什麼（對於任何非白人的詛咒是：你太忙於爭論你不是什麼，而永遠達不到你是什麼）。我承認，有時我依然覺得亞裔美國人這個主題如此可恥地不溫不火，讓我渴望改變它——這就是我為什麼選擇了這種片段化的形式，它的出口通道允許我偏離原路。但我總是會從不同的角度迴歸，這是我自己接近它的方式。
然而，如果我要在附近寫下我的亞裔美國人經驗，我覺得有必要寫下附近其他種族的經歷。學生問我：「我如何在不總是對白人做出反應的情況下書寫種族身份？」機械的回答是「講述你的故事」。但這也可以是給白人的回答，因為白人出版商想要「穆斯林體驗」或者「黑人體驗」。他們希望種族被孤立，因為這樣更易理解、更易品牌化。自從我開始寫作以來，我不僅對講述我的故事感興趣，而且也有興趣去找到一種形式——一種言語的方式——來對白人進行去中心化。我選擇糟糕的英語，就像藝術家格雷格·波多韋茨（greggbordowitz）在論及激進藝術時所說的那樣，它繞過社交媒體的演算法和消費者人口統計資料，把通常不在同一個房間裡的群體聚在一起。
你不能用糟糕的英語發推特。如果我在推特上發一行我的詩歌，那會是一場災難。糟糕的英語最好是線下分享，在書中或現場表演。這是一個互動式的用語，必須大聲朗讀出來才能被理解，但不管文化來源如何，即使我不十分理解，那些難嚼的音節對我來說也像是家常便飯，這就是為什麼它能將白人以外的種族群體聚在一起。但糟糕的英語是一門正在消亡的藝術，因為網路要求我們寫出清晰、簡潔的詩歌，讓我們在翻頁的過程中停下。如果你想要真正理解某人有口音的英語，你必須放慢速度，用身體傾聽。你必須訓練你的耳朵並讓它們全神貫注。網路不會給出這樣的時間。
所以只要它還尚存，我想寫下附近的羅德里戈·托斯卡諾（rodrigotoscano），他把他的西班牙英語的語音音節像太妃糖一樣拉開（「tha'vahnahnahgo-eentokeeljoo」）或者拉塔莎·n.內華達·迪格斯（latashavadadiggs），她重組了黑人俚語、日語、西語、查莫羅語和他加祿語，改編制作了一首非洲未來主義歌曲（「……泡泡糖打結／部落首領的闖入者。/自1979年來的激進分子。/魔法師。湯米衝鋒槍。狼人。」）。我不能代表拉丁裔的經歷，但我可以在托斯卡諾糟糕的英語附近寫下我糟糕的英語，同時在段落之間留出空隙，讓讀者在我們之間縫合出一條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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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吳（wutsang）是一位有一半華裔血統的跨性別藝術家，長著一張女性化的長臉和棕色的、溫暖的、善解人意的眼睛。她像現代舞者一樣把頭髮盤成一個頂髻，穿著寬鬆超大號背心，露出結實有力的肩膀。她看起來既超凡脫俗又很接地氣，就像她既可以是林地中的精靈，也可以是真誠地談論安全空間重要性的研究員。
2012年，吳拍攝了一部紀錄片《野性》（iwildness/i），影片開頭是一組追蹤洛杉磯黃昏時分這最為神奇的時刻的鏡頭。陰影被解放出來，增加了這座城市的深度，不然城市會被壓迫性的太陽變得單調無味。在天空粉色磷光的光輝下，街燈醒來，一開始很柔和，但隨著夜幕降臨，它們白色的光束變得異常明亮，空蕩蕩的街道看起來像是飛碟著陸的簡易機場。商業街逐漸消失於黑夜，從赫爾維提卡體到酒店頂層裝飾藝術風格的象形文字，霓虹燈訊號甦醒過來。我看到就在韓國城外，標誌性的布洛克威爾希爾百貨公司樓頂銅綠色階梯狀的皇冠被點亮。我母親有個朋友在裡面的珠寶櫃檯工作，所以她經常光顧，有時還拉著我去。我記得母親在一個開放式的更衣室試穿褲子時，我被零零落落褪下衣衫的白人女性包圍著。之後在1992年，搶劫者闖入大樓，在石灰華地板上留下了一地五彩的碎玻璃，百貨公司永久關閉。
吳最近搬到洛杉磯，就讀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藝術學校。她幾乎立刻在一家名為「銀盤」的酒吧裡找到了一個團體，這個酒吧在西湖村第七街街角閃爍著冰藍色的霓虹燈。幾十年來，當地的拉丁裔跨性別團體聚在銀盤酒吧，舉辦才藝表演，和戴著牛仔帽的墨西哥順性別男子共舞，喝4美元的香檳。酒吧本身非常普通，有著磨損的格子地板和塑膠椅子。但到了晚上，當女士們穿著最好的塔夫綢唱歌時，酒吧就發生了變化。她們中的一些人面孔上顯露出悲傷的童年，卻用睫毛膏和枝形吊燈耳環掩蓋著神情。接受採訪的埃麗卡說，她在墨西哥的父親因為她過於女性化而用靴子毆打她，但真正的傷害，她說，是在公共場合被毆打的恥辱。最終，她逃跑了，坐在一輛綽號為「野獸」的貨運火車頂上往北逃去，之所以這麼稱呼，是因為無數偷渡者曾經從這輛火車上掉下來，要麼傷殘，要麼死亡。然後她越過邊境，到了洛杉磯和銀盤酒吧，在這裡她找到了避難所，遠離暴力家庭、邊境警察和仇恨。
吳和埃麗卡尤其親密，雖然埃麗卡不會說英語而吳也不說西語。吳聲稱，她們仍然相互理解。「我爸爸沒有教我怎麼說中文，但那種缺失是我和人親近的方式。」吳說。她的意思是她從小就知道愛無需語言，而是可以通過觸控、食物或共享的夜生活來表達，就像《天鵝湖》裡的奧傑塔一樣，她和埃麗卡可以向彼此真正地展示自己。
銀盤酒吧太特別了，讓吳想要與人分享。她問酒吧老闆，是否可以在每週二晚上舉辦派對。她們同意並歡迎吳的其他朋友，其中大多數是黑人和棕色人種，儘管對當地跨性別女性來說，她們受過教育、被同化，也因此是「各種膚色的外國佬」。週二的派對被稱為「野性」，吸引了來自洛杉磯各處的酷兒和藝術家。吳和她的朋友阿什蘭主持著荒誕的現場變裝秀，就像一位女高音一邊唱著詠歎調，一邊從別人的屁股裡撥出肛珠一樣。當地女性起初覺得格格不入，這些酷酷的酷兒的想法是前衛的，而非老派的魅力，她們覺得難以承受，可後來她們愛上了「野性」。正如吳所希望的那樣，新的家庭已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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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6年選舉以來，我已經忘了玩耍也可以成為一種抵抗的形式。我必須揭露跨性別生活的不穩定性，但也必須曝光它顛覆性的狂歡。在《巡航遊覽烏托邦：酷兒未來的此時和彼時》（icruisingutopia:thethenandthereofqueerfuturity/i）一書中，若澤·埃斯特班·穆尼奧斯（joséestebanmuñoz）寫道：「我們必須實踐新的、更棒的樂事，在這個世界上通過其他的方式生存。酷兒是一種推動我們前進的渴望，超越了當前的消極和辛勞的浪漫關係。」藝術就是去夢想，不論多麼短暫，去夢想尚未存在的夢。但是我們現在對藝術和詩歌的分享正處於科技公司演算法之眼的監控之下，當社交媒體幾乎瞬間把這些秘密的烏托邦連根拔起，拋到外面時，我們該如何去創造這些隱藏的世界呢？
「野性」變得過於擁擠，被愚蠢的時髦人士入侵。《洛杉磯週報》對酒吧進行了充滿跨性別恐懼和居高臨下的報道。吳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讓酒吧變得貴族化而感到內疚，這一情感凌駕於電影的基調之上，也汙染了她所有的善意。最終，吳為了保護酒吧脆弱的生態系統，停止了聚會。最後一個鏡頭是當地的跨性別女性和吳在野餐，來證明她們的友誼仍在繼續，儘管吳的派對幾乎摧毀了酒吧這個避難所。但我一旦嗅到藝術家的內疚，就會變得非常挑剔。我承認我的過分挑剔源於一個自私的點，因為藝術家的內疚是一種我想要用力擊打的傳染病，這樣它就不會感染我。埃麗卡和吳的友誼在拍攝這部電影后是否還在繼續？吳是否給拉丁裔跨性別團體建立了一個免費的法律診所，真正帶來改變或消除自己的內疚？由於電影《野性》的成功，吳的事業一飛沖天，並獲得了麥克阿瑟天才獎。她應該和這些女性分享這筆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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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成長的過程中，黑人和棕色人種的孩子偶爾會是種族主義者。韓國孩子偶爾會是種族主義者。當一個非白人孩子稱我是斜眼時，並不會令我太受傷，因為我有種族外號可以回擊他們。我想不出我們中間有一個無可指摘的受害者。但是如果我說我們都是平等的，那就錯了，這就是我為什麼不能在你糟糕的英語旁書寫我糟糕的英語。當我努力在附近談論時，我也不得不面對我們之間的距離，這具有挑戰性，因為一旦我把自己牽扯進去，我就要永遠牽扯下去。我們之間的距離是階層。在韓國城，韓國人在前端工作，墨西哥人在後端工作。我交了一個朋友，而我母親說我不能和她玩，我問為什麼，她說因為她是墨西哥人。駭人的是我把這個告訴了我朋友。我說：「我不能和你玩，因為你是墨西哥人。」而她說：「但我是波多黎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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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傑斯·羅（jessrow）在他的《白人遷徙》（iwhiteflights/i）一書中說道：「美國最大的甚至可能是災難性的失敗，是它無法想象共同生活意味著什麼。」羅通過反思戰後白人小說家，把這一洞見在語境中呈現出來，這些白人小說家消除了「令人不快的不同面孔」的設定，讓他們的白人角色可以輕易地實現自己「想象的自我」。在思考自己的亞洲身份時，我不認為我可以封鎖我想象的世界，確保只有和我相似的人，因為這樣會延續而不是打破這種種族隔離的想象。
話雖如此，在沒有太多先例的情況下，我怎樣才能寫下我們生活在一起的故事呢？我能否在不訴諸多元文化的統一性這一未經深思熟慮的願景的情況下，或者不使用會釋放美德訊號的無菌語言去書寫呢？我能誠實地書寫嗎？不僅關於我受到了多少傷害，而且關於我如何傷害了別人？我能在不自己陷入內疚的情況下做到這些嗎？因為內疚需要寬恕，所以內疚也是自私的嗎？換句話說，我能否表示道歉而不要求你的原諒？我該從哪裡開始？
sanrio，一家日本公司，設計及生產凱蒂貓等卡通形象。
sylviaplath(1932-1963)，美國詩人、小說家，她長期患憂鬱症，後自殺身亡，代表作有《鐘形罩》等。
juicycouture，美國加州的時尚品牌。
原文為chola，一般指墨西哥黑幫分子的女友或姐妹，，她們穿露臍裝、寬鬆牛仔褲或卡其褲，化粗眼線，戴金鍊子，是典型的「不良少女"扮相。
原文為lesbo，有蔑視的含義。
對陰道的粗俗稱呼。
對應的英語單詞是「liposuction」(抽脂)
seamless,一家外賣平臺，成立於1999年，總部位於紐約，業務覆蓋全美600多個城市。
特指白人為了讓自己看上去像黑人，而將自己塗黑的化妝術。
wiliejohnson(1897-1945)，美國布魯斯歌手、吉他手和傳教士。他影響了幾代音樂家，但一生始終過著清貧的生活。
「魔法師」原文為西語。
一種無襯線字型，廣泛使用於拉丁字母。由瑞士設計師馬克斯·米丁格(maxmiedinger)和愛德華·霍夫曼(eduardhoffmann)於1957年設計。
westlakeviage，洛杉磯下屬的一座城市。
「外國佬"原文為gringo，拉丁美洲國家的人對只會說英語的人的稱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