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見到埃琳是在緬因州的一個高中藝術營。因為那是我第一次離開洛杉磯的家，我以為可以擺脫自己古怪的形象，成為我一直想成為的壞女孩。在我的武器庫裡，有我的軍靴、「弗格齊」樂隊、路面膠帶，還有一包萬寶路淡香菸。但一到那裡，我立刻就知道我比不了，因為紐約的孩子們有種虛無的時尚感，就像20世紀90年代拉里·克拉克（larryclark）的電影《半熟少年》（ikids/i）裡的那樣。埃琳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高挑的臺灣哥特風女孩，留著不對稱的波波頭，穿著一件炭灰色的長款古著睡衣，一雙和雪地靴一樣寬大的及膝軍靴。我被她嚇到了，於是躲著她。
但在繪畫課上，我們產生了一種遲疑的友情，因為她喜歡我的藝術。我們把畫板支在一起。我們誇獎彼此的作品。她會借我的畫筆，我會借她的遮蔽膠帶。但是一下課，她就會和她更酷的朋友一起走，而我則回到我那陰暗的地下宿舍，和南方白人室友一起玩，室友在房間裡掛了一面巨大的美國國旗，來對抗她周圍所有來自東海岸的裝腔作勢。
有一次，一個週六晚上，埃琳問我想不想去畫畫。她解釋道，助教說她可以用這個空房間，她希望我能陪她。我立刻答應了，儘管我從沒和誰在課堂外一起畫畫。藝術創作是一件完全私人的事情。週末晚上我獨自在家畫畫，以此來逃避我的生活。在一個空房間裡，只有夾燈發出點點光亮，和一個朋友在牆上並排釘起卷著的畫布，磁帶錄音機裡播放著「新秩序」樂隊，這感覺太親密了，尤其是因為我們並不是畫什麼實物，而是靠想象力作畫。私下裡很自然的事情，比如打草稿和退後凝視我的畫，現在都感覺像是我專門為埃琳表演出來的充滿自我意識的行為。我乾脆再戴個貝雷帽，穿件罩衫得了。但是，正因為我如此強烈地意識到我正在扮演藝術家的角色，我作為藝術家的身份第一次變得真實了。
我們說著話，埃琳那令人畏懼的光環就消失了。她不是來自紐約市，而是來自長島郊區，她上了當地的公立學校。她父母是計算機程式設計師。我很驚訝地得知她父母和我父母一樣都是嚴格意義上的移民，因為埃琳看上去就像從伊恩·柯蒂斯的額頭跳出來的仙女。並不是說埃琳不食人間煙火。她一度還放了個屁。當看到我震驚的表情時，她笑了：「為什麼我們要夾緊屁股走路呢？憋著屁可不健康。」大多數時候我們安靜地工作。埃琳受到馬克斯·恩斯特的影響，畫了個人形鳥狀物，嚇到了我。我照著她的作品，開始畫我自己的人形圖案。幾個小時過去了，我瘋狂地畫著，沒了平時的小心翼翼。隨著宿舍樓的每個人都睡去，背景裡低沉的聊天聲和笑聲逐漸消失。當磁帶放完後，我們只能聽到蟋蟀的叫聲和著牛蛙的低鳴，牛蛙的歌聲越來越響亮，直到我們的房間彷彿脫離了宿舍樓，漂浮起來——就像玩具屋裡沒有第四面牆的房間一樣——漂進一片枝繁葉茂的森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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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埃琳和我參加了藝術家吉姆·肖（jimshaw）在切爾西的開展儀式，他是洛杉磯的一位概念藝術家，從二手店收集了數百幅業餘畫作，把它們放在一流畫廊裡，以沙龍的形式展出。他把這些畫按主題整理：小丑，貓，飛碟以及其他在業餘畫家筆下很流行的俗氣題材。和其他觀眾一樣，我們目瞪口呆地看著這些畫像，它們像小報一樣淫穢。這個展覽獲得了熱烈的評論。一位評論家寫道，肖「通過肯定後現代社會去中心化的主體性和碎片化的日常，打亂了傳記或簽名風格的概念」。
然後我們看到一幅眼熟的帶著超現實風格的作品，上面是用丙烯厚塗的鳥形圖案。那正是數年前埃琳在我們參加的藝術營裡未完成的那幅畫。在這個充滿媚俗的野生動物園裡，埃琳的畫看著天真而不刻意，透出的怪異是未被教化的心靈產生的意外，而不是為了特意的效果而發展出的風格。肖一定是在長島的二手店發現了這幅畫，埃琳的母親把她高中的作品集扔去了那裡。如今，被他發現後，這幅被拋棄的畫成了有價值的收藏品。
埃琳為自己的畫感到難為情。她說，這幅畫很不成熟，完全不重要，就是垃圾。我想到所有著名藝術家，他們最差勁的早期畫作現在都價值連城。每一幅塗鴉都被供奉起來存檔，因為它解鎖了藝術家早期階段的風格。我催促埃琳告訴吉姆·肖這是她的畫，但她反對這個想法。2013年的那個時候，埃琳已經在歐洲辦過展覽，但還沒有在紐約露面。當我喋喋不休的時候，埃琳讓我閉嘴。她說：「我可不打算以這種方式在切爾西首次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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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20多歲時，我認識一個叫喬的人。他是個藝術家，也在一個叫「芝士漢堡」的樂隊裡唱歌。他矮墩墩的，像莫里斯·森達克畫筆下的人物，但是在臺上，他像羅伯特·普蘭特一樣抽搐和號叫，牛仔褲鬆鬆垮垮，露出巴掌長的臀溝。他適合聚光燈。2008年，我在「加拿大」看了他的個人展覽，那是一個位於紐約下東城的畫廊，就在以前中國城大巴以15美元一位的價格開往波士頓的地方。當我走進冷颼颼的展廳時，我以為展覽還沒有佈置好。牆上基本是空的，只有幾幅髒兮兮的、沒上油的畫布。一張畫布上淡淡地塗鴉了一張快樂的臉。另一張畫布上有個代表超人的幼稚的「s」標誌。即使是他的樂隊成員也對這個展覽感到惱火。「喬完全是在最後一刻搞出來的。」
他的個展大獲成功。喬後來被稱為這一代的「壞男孩先鋒藝術家，有著額外的男子氣概，反抗著審美傳統、社會規範，或兩者都有」。他的畫被稱為「原始主義」，但不知道為什麼，依然抓住了「我們這個數字時代的超時空性」。評論家驚歎於他做了這麼少，卻「逃脫了」那麼多。最近，我問埃琳的伴侶，一個畫家和布展人，那天他做了什麼，他說：「我搬了一幅喬·布拉德利（joebradley）。」「你什麼時候起把喬稱作一件物品了？」我問。他答道：「自從我搬了一幅喬·布拉德利到伊萬卡·特朗普（ivankatrump）的頂層公寓。」
我們可以通過壞男孩白人藝術家「逃脫」的故事來追溯先鋒派藝術的譜系，從杜尚在一個小便池上簽名並稱之為藝術開始。它關乎蔑視標準和開創先例，最終把藝術從自身中解放出來。藝術家把藝術作品從掌握的規則中解放出來，接著從內容中解放出來，然後從海德格爾所說的它自身的物性中解放出來，直到它被包裹在生活本身之中。在藝術作品被剝奪之後，我們就只剩下藝術家的活動。問題在於，歷史必須承認藝術家的越界是「藝術」，而這又取決於藝術家對權力的獲取。一個女性藝術家很少能「逃脫」。一個黑人藝術家很少能「逃脫」。就像有錢的寄宿學校的孩子肇事逃逸一樣，逃脫並不意味著你不受法律控制，而是意味著你凌駕於法律之上。壞男孩藝術家可以為所欲為是因為他的身份。越界的壞男孩藝術實際上是最規避風險的，是為銀行家、收藏家這種觀眾迴圈表演的陳腐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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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運動一直建立在白人壞男孩的兄弟情誼之上。他們的英勇行為被詳盡地記錄下來：「熱衷於合作」的男孩，「十年間不停狂歡」的男孩，那些酒吧現在都已經變成神聖的地標。從年輕時起，這些男孩就在他們的遺產上搞投機，評論家在他們成熟前就急切地購買他們的股票。但女性的重要性很晚才能得到認可。女性藝術家只能得到回顧性的「驗屍」。考古學家必須開啟墓穴，宣佈他們發現了另一個未獲認可的天才。
當我讀到凱利、肖和麥卡錫之間的友誼，或德庫寧和波洛克，或魏爾倫和蘭波，或布勒東和艾呂雅，我渴望讀到女性間——並且更緊急的是，有色人種女性間——作為藝術家和作家成長過程中的友誼。在過去幾十年裡，女權主義作家和藝術家的隊伍不斷壯大，但基於她們美學標準的女性友誼依然比較少能讀到。我在文學史和藝術史年鑑裡挖得越深，就越感到孤獨。但在生活中，我並不孤獨。我意識到，通過我和埃琳、和海倫的友誼，我已經體驗到了這種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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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地，埃琳和我一起進了歐柏林學院，但我們直到第二年才親近起來，因為在開學典禮上，埃琳和她那個從長島來的文身師男朋友在一起，這讓我很失望。當我在校園第一次見到她時，她的巴洛克哥特風更濃了，下巴和鼻子有了新的穿刺，手臂上多了一大片帶刺的文身。她男朋友也有同樣的穿刺和文身。他也一樣白，編著白色的辮子。
她這個男朋友成天待在他們只有衣櫃大小的宿舍裡。我覺得，因為他，埃琳變得反社會了，她不和我們其他人一起在食堂吃飯，而是和他在狹小的宿舍廚房裡用微波爐熱素咖哩。當她不進行藝術創作或學習的時候，她就一直睡覺，蓋著她那條看起來和防塵罩一樣舒服的黑絲絨毯子。回想起來，我很難把那個昏昏欲睡、輕聲細語的埃琳和現在我認識的這個大嗓門、有主見的埃琳想到一起。
我以為她的被動和她男朋友有關，我懷疑她男朋友控制慾很強，可能有精神疾病。也許我對她有點佔有慾。埃琳會在她的朋友們那裡，尤其是後來在海倫那裡，引起這種忌妒、這種所有權意識。然而，雖然她男朋友可以說是個混蛋，但她如此嗜睡和被動並不是因為他。實際上，在她悲傷的時候，她男朋友是唯一陪在她身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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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倫說，她第一次注意到我是在大二，在一門叫作「化學與犯罪」的簡單課程上，教授沒完沒了地講著辛普森案件。她觀察到，「你是那個每天早上偷跑出去嗑藥的女生」。我在課上感到無聊時就會去廁所隔間坐上五分鐘，這真是對我這個習慣的奇怪解讀。雖然我知道她在那堂課上，但我對她說我不知道。她留著一頭染黃的長頭髮，戴著一條米色的巴寶莉圍巾，那是所有韓國留學生證明身份的必備飾品。她看上去很困惑。一個裝作很有藝術氣息的音樂學院預科學生。
我想不起來海倫是如何進入我和埃琳的生活的了，只記得我們一遇到她，就好像我們已經認識了一輩子。我們相處以來，她開始變得像埃琳，有了黑色的衣櫃、厚底鞋和帶有侵略性的黑色邊框眼鏡，直到大三，海倫找到了自己迷人的男性風形象。因為她父親出於職業要求一直在海外工作，在來到歐柏林音樂學院接受古典小提琴訓練前，她在六個不同的國家生活過。後來，因為演出的壓力筋疲力盡，她轉到歐柏林學院來學宗教學和美術。她滿懷熱情地投入每一門學科，然後再徹底拋棄它。她對朋友和戀人也是這樣，對生活過的國家也是如此。海倫會說五種語言，對口音也很敏感。在倫敦生活後，她們家搬到了巴爾的摩，而海倫在一週內就換成了美國口音。
什麼都不能在她那裡停留，只有上帝和藝術可以。還有她的身體，她試圖把它餓到什麼都不剩。她停止服用鋰鹽，因為它會讓體重增加。復活節的一週，在一個寒冷、明亮、閃閃發光的日子裡，她開著她父親的粉藍色林肯車在校園裡轉悠，把粉色的棉花糖兔子砸向她喜歡的朋友，把鋰鹽藥丸砸在她討厭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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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給予我的最大禮物就是讓我有可能選擇自己的教育和職業，我在韓國城認識的孩子們可不一定有這樣的可能，他們覺得必須幫父母擺脫債務和一週七天都工作的艱辛日子。較為富裕的韓國父母沒有這樣的藉口，他們無情地操控孩子的事業和婚姻，結果是毀了孩子的生活，這一切只是因為他們想要炫耀權力。我很幸運，因為我的父親也想成為一名詩人，他從未跟我說過，直到我開始在歐柏林上詩歌課。
父親的生意做得非常好，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我們就住在一片白人郊區裡帶游泳池的房子裡。我過去常常透過窗戶看麻雀俯衝下來，嘬一口氯水，再飛上去。我家的不快樂並沒有因為搬家而消失，反而因為我們的隔絕於世變得更加突出。要探究我青春期不快樂的根源，就要寫寫我的母親，而我一直在這本書中掙扎：在不談論母親的情況下，我能對自己進行多深刻的挖掘？一個亞裔美國人的故事是不是總
要回到母親身上？當我遇到越南裔詩人阮華（hoanguyen）時，她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跟我講講你的母親。」
「好吧，」我說，「那真是個活躍氣氛的好問題。」
「你有一位亞裔母親，」她說，「她肯定很有意思。」
我必須推遲談論我的母親，至少現在先不談。我寧願先寫寫我和亞裔女性的友誼。我的母親會佔據主導，衝破這些文章的圍牆，直到所有文章裡都只有她。我有些賬要先算算——和這個國家，和我們被書寫的方式。我只能說，母親當時已經崩潰了，儘管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崩潰的。當疾病沒有名字的時候，它就會被歸咎到孩子身上，就像我曾經覺得自己有錯一樣，就因為當時我坐在副駕駛座位上，而母親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讓車衝上了另一條車道，差點兒撞上另一輛車，同時她威脅說要殺了我們倆。
那時候，我的腦子裡是個撥號音。我躲著母親，也躲著高中裡那些可怕的富家子弟。我躲在藝術裡，如果我不在學校的藝術工作室，就希望自己能在校車上隱身，那個密閉空間裡有一個殘酷的霸凌者，他每天提醒我和我的朋友們，說我們像狗一樣醜陋。無論我們的收入有多少，我的家人都無法咳出胸口的那根刺。那種暴力的印痕如影隨行。我以為搬到俄亥俄州就能逃離它，但它也跟著我到了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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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琳、海倫和我常常去j.r.valentine’s，這是一家獨立餐廳，總在週二做炸鱸魚的特價廣告。這家餐廳有個森林綠的屋頂，停車場裡棕色的雪堆比汽車還多。我們總是那裡僅有的大學生，因為它離校園有幾英里。我們在那裡一待就是好幾個小時，不停地給難喝的咖啡續杯，或者從選單上點奇怪的菜。我希望能有個速記員跟著我，這樣我就能記錄下這些日常的時刻，作為一個整體，這些時刻比失去童貞或心碎更能改變我的生活。弗洛伊德在和約瑟夫·布羅伊爾（josefbreuer）的通訊中說：「創造力在激烈的男性談話中得到最強有力的釋放。」我們友誼的基礎就是激烈的談話，它被吸收到我們的藝術和詩歌中。當我獨自進行藝術創作時，藝術是一種幻想，而與埃琳和海倫分享時，藝術成了一種使命。
海倫讓你覺得，沒有你的藝術，世界就會毀滅。但她在讚美你的時候不僅僅是在恭維，她也在向你學習，直到超過你。海倫對詩歌很好奇，所以我借給了她我那電話簿一般大的20世紀詩歌選集，以為她會很無聊地翻一翻，然後我很氣惱地在她屋裡發現，這本書每隔一頁就折了角，畫了線。另一次，我帶她去健身房，教她怎麼用跑步機。在我慢跑了兩英里時，海倫都快把跑步機踩塌了，逃命似的衝刺著。「悠著點！你身上會酸的。」我跑完的時候說她，但是，大汗淋漓的海倫呼哧呼哧地又跑了十英里。
她從不睡覺。別人都在睡覺的時候，她整晚幹什麼呢？她沒法在自己床上睡覺，於是定期去朋友家擠。有天晚上，一個朋友在半夜醒來，發現海倫在她的房間，坐在椅子上，在黑暗中抽著她的薄荷煙，她嚇壞了。
海倫開心的時候既像個小孩子又像個媽媽。早上，她會和我一起跳到床上，用小孩子一樣的聲音說：「我們去吃早飯吧。」有時她會聞聞我的毯子，猛地把它掀起，捲起來扔進洗衣機。依然昏昏沉沉的我總會屈服，和她一起去吃早飯。後來，我注意到她更常和埃琳這樣做。叫醒她。和她一起出去，感受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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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大二，埃琳已經是藝術系的明星了。她的雕塑和裝置作品總是最有想象力、最有創意的。海倫是個藝術新手，開始的時候她模仿埃琳的一切。埃琳在裝置作品中用土壤，她就用土壤；埃琳製作了藝術家書籍，她就跟著製作——但埃琳從來不介意，她覺得這是對她的恭維。
最終，她倆都成了藝術系裡的中堅力量。在藝術評論期間，她們打閃電戰一般，以令人生畏的敏銳性拆除了同學們的醜陋雕塑。著名的客座藝術家也未能倖免。一位客座攝影師展示了他懷孕妻子裸體的溫馨照片，埃琳和海倫對他嚴厲批評，因為他把女性主體物化為由生理決定的物件。教授都喜歡她們。同學害怕她們，也憎恨她們。他們每個人都展開被動攻擊，把埃琳認作海倫，或把海倫認作埃琳，而不在乎這種做法在種族問題上的敏感性。她倆有了個綽號：雙胞胎。
我曾經教過一個詩歌工作坊，班上有三個波斯裔女學生。當我第一天考勤叫出其中一個的名字時，這個學生用一種既尷尬又挑釁的聲音說道：「沒錯，嗨，我是另一個波斯人。」班上有一半學生是白人，但沒有白人孩子意識到那裡有太多和他們一樣的人。但我懂得那個波斯學生的感受。當一個地方有太多像我一樣的人時，我總是知道的，因為那意味著餐廳不再酷了，學校不再全面了。當亞洲人太多時，一個空間就被佔滿了，而只有三個也可能意味著「太多」。與埃琳和海倫在一起時，我可以感覺到我的自我和她們連在一起，但埃琳和海倫並不在乎。她們的打扮就是為了咄咄逼人地存在。她們穿擲地有聲的鞋子。她們想要讓人感到畏懼。
埃琳和海倫是藝術系的入侵者，這個系以前是由白人男孩主導的，他們玩諷刺性死亡金屬樂隊，為校外聚會做絲網印刷海報，併為了接近音樂圈搬到芝加哥。藝術是一種姿態，是學業不佳者的生活方式。而埃琳和海倫則毫不避諱她們的野心。藝術必須得有利害關係。
埃琳受到羅伯特·史密森（robertsmithson）等大地藝術家的影響，但她的風格是自己憂鬱的極簡主義。她做了地景作品，做了完美的微型泥土立方體，用解剖針在每個立方體上做標記，並在畫廊的地板上把它們排列成圖案。還有一次，埃琳把一把舊椅子拖進植物園，坐在椅子上，用她的鞋在土裡挖了一晚上。當時，我取笑她那件作品（就這？一個洞？），但現在回想起來，我可以想象它的美麗，在沿著沼澤地散步的早晨，從白霧中看到金色的榆樹圍繞著一把被遺棄的孤獨椅子和一個幾乎無法察覺的凹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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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藝術營遇見埃琳的夏天和我在歐柏林再次看到她之間的這一年裡，她經歷了一場家庭悲劇，至今她依然不太願意提及。寫這本書時最初我提到了那件事，直到最後一次修訂時，我們在下東區吃飯，埃琳提出了異議。我告訴她，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海倫再次出現在我的生活中。我很高興看到海倫，直到我突然意識到，我必須告訴她我一直在寫她。
「順便問一句，你沒寫我家的事，對吧？」埃琳問道。
「我提到了發生的事情，」我說，「就一句話。」
「不行。我們討論過的。」
「你說過我可以提，但不能講細節！」
「那是種樂觀的解讀。」
「它是你大學藝術作品的核心部分。我不知道怎麼能完全不提它，因為我會寫到你的藝術作品。」
「聽我說。今年夏天我在上海的時候，那裡有很多規則。每次我要求用某個場地或裝置，負責人都會拒絕。他們甚至不知道規定是什麼，但他們不想找麻煩，所以對所有事情說‘不’更簡單。我不知道大家是怎麼做成事的，直到一位藝術家告訴我，中國文化是原諒的文化，而不是允許的文化。你打破規則，之後再尋求諒解。」
「你是說我可以寫，之後再求得原諒？」
「不是，我是說，我們不在中國。你不能求得原諒。我不會原諒你。這關乎我們的友誼。」
「好，我會刪掉這部分。」
「謝謝。」
「只是——」
「什麼？」
「我會刪掉——我發誓我不是在為了留下這部分內容而找理由——但我認為，亞洲人對自己的創傷諱莫如深是有問題的，你知道，這就是為什麼從來沒人認為我們遭受過任何不公。他們認為我們只是些——機器人。」
「我對隱私的需求不是亞洲人的事——而是藝術家的事。」
「這關藝術家什麼事呢？」
「所有藝術家都對自己的生活保密。這麼做是為了保護他們的職業生涯。」
「這是一個寬泛的概括。」
「那你對亞洲人的評論不是嗎？我說的是真的，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位有色女性藝術家。不論你透露了什麼東西，他們都會讓你的藝術和你的生活一起坍塌——我不希望我的自傳劫持我的藝術。也許那件事發生時，我失去的是我內心深處的一部分，但我真的非常努力把我的工作和我的身份與那個失去的部分割槽分開，我不會被擊倒。」
「你知道我沒有用你的真名。」
「這不重要。」埃琳說。
「我想不再和海倫做朋友是件好事。」
「這是要考慮的事情。如果是你呢？她會怎麼想？文章哪裡體現了關心？為什麼從他人生活中獲取素材是必要的？」
「埃琳，你還沒有讀過這些文章。裡面有很多的關心和體諒。作為一名作家，不從別人生活中汲取靈感對我來說是不現實的。我不是某個沒有朋友的孤兒。我的生活和別人的生活重疊在一起，所以我別無選擇，只能從別人那裡獲取，這就是為什麼作家都非常關心他人，但——如果它們是完全真實的——也有點殘忍。」
「正如我說過的，我們的友誼岌岌可危。」
「我現在就去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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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的時候，我認為入門繪畫課程對我來說太基礎了，所以我通過展示高中作品集的幻燈片，說服小巧的、長得像貓頭鷹、儒雅嚴肅的希臘教授雅典娜·塔哈（athenatacha），讓我進入了中級繪畫課。我為我在高中的大學預修藝術課上的作品集感到自豪。她把我的幻燈片放在燈光下。當我告訴她我得了5分時，她把片子放了回去。
「從技術上講，你是高階的。但在審美上你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雅典娜用高亢的希臘口音說。然後她撕下一張課程註冊號貼紙，讓我去交給註冊員，但她沒有把它遞給我，而是緊緊地貼在了我那張顏色柔和、高更風格的自畫像幻燈片上。
在相互點評時，我的同學都是粗魯的大三大四學生，他們用牛皮膠帶把自己糟糕的人物繪畫貼起來，因為沒人費心使用固定劑，紙上沾滿了指紋。一個大四的學生把她的鬥牛犬帶到課上，總是畫它。雖然我很害羞並且在批評時從不說話，但我很挑剔。我認為他們的畫作是懶惰且不熟練的。我不明白為什麼我的畫總是不被理會。我嘗試了，但沒辦法掌握這種有損技藝的醜陋美學，並繼續毫不在意地創作女性化的作品。有一次，雅典娜讓我們畫一個內臟。我畫了一個柔軟的卵巢，然後意識到它太漂亮了，我剪下影印好的卵子並粘在畫上。在相互點評時，所有人都沉默了。雅典娜看著我的畫說道：「顏色很漂亮。但是為什麼它被這些卵子擋住了？這很愚蠢，不是嗎？」一個之前是金髮而現在是舊硬幣髮色的大三學生哼了一聲。
這是我第一次面對藝術創作的主觀波折。我後來最喜歡的電影之一《拼字比賽》（ispellbound/i）是一部2002年製作的關於全美拼字比賽的紀錄片，其中許多參賽者是移民或工薪階層的孩子，他們憑藉勇氣和努力成為入圍決賽的選手。那多麼酸楚、多麼充滿希望！當一個南亞男孩被「大吉嶺」這個詞難住時，我眼裡噙著淚水笑了。這一切多麼諷刺！如果有一部紀錄片宣揚美國在實行精英制度，那一定就是這部電影。我相信才華和老派的汗水付出與藝術作品的成功成正比，並不知道不論我再怎麼努力也無法做出好的作品。他人必須認定它的好壞，而他們認定的依據和藝術品本身並沒有關係，而是綜合了展出、時機、運氣和我作為藝術家如何表現自我這些因素。最終，我學會了顯得冷漠和無聊。我的發繩越來越髒，我不再洗頭。出於冷漠而非真正的技術，我放飛了我的線條，讓它在廉價的新聞紙張上行進，而雅典娜終於肯定了我的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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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崇拜醜陋的校園裡，海倫認為美是最高的讚美。她堅定地站在了康德和濟慈的陣營。美不加掩飾，也不是某些更高的哲學真相的侍女。美不言而喻，是價值的最高標準，因為它能夠暫停思考、凍結時間，這是她所渴望的，讓時間在她的存在中暫停。
海倫的靈感來源於安·漢密爾頓（annhamilton），一位在20世紀90年代風靡一時的藝術家。漢密爾頓把數千個銅質標籤釘在地板上，或者把屠宰場捐贈的細流般的馬毛編織成8000平方英尺的地毯，讓畫廊的地板看起來像是一片狂野的大海。「暗指了童話裡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學者兼詩人蘇珊·斯圖爾特（susanstewart）談到漢密爾頓奢華到近乎駭人聽聞的裝置藝術時說。當然，漢密爾頓有一大群幫手，而海倫只有她自己。
在大二雕塑課的期終專案中，海倫焊接了銅管，在銅管中間編織了一碼又一碼的頂級白色絲線。她織了幾天幾夜，根本沒有睡覺。
她的雕塑總是白色、明亮而純淨的，你對美的感知取決於你站在哪裡、離作品有多近，她的作品玩弄著這一點。在互相點評時，每個人都喜歡她最後的裝置藝術。這些雕塑看起來像一排排白色的輪床，但近看，白色絲線的細節錯綜複雜，彷彿小蜘蛛們穿起了每一根細絲。完成以後，她筋疲力盡。現在快去睡吧，我們催促她。海倫說她會的。她回到宿舍，吞下了一整瓶藥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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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倫從醫院回來後，我們變得更加親近了，我們團結起來，為了一個讓她活著的契約，但這個責任尤其沉重地落在了埃琳身上。她成了海倫的知己、合作者和姐姐。但埃琳對海倫的態度也是最聽天由命的。在第一次事件之後，海倫多次威脅要自殺，以至於埃琳和我表現得就像她身患了絕症。有一次，當我告訴埃琳，海倫必須回到醫院時，埃琳沉默了，然後說道：「反正她總會死的。」
這種威脅在海倫和我之間插入了一個楔子。我怕惹她生氣，說錯話。我的個性弱化，直到我像《謀殺綠腳趾》（ithebiglebowski/i）中眼睛水汪汪的史蒂夫·布西密（stevebuscemi）一樣，成了一個軟弱的隨從。另一方面，海倫的喜怒無常也被放大了。她勃然大怒，而這憤怒不該存在於大學裡。醫生們不斷改變他們的診斷：躁鬱症、邊緣性人格障礙。不論是什麼，我都對學校讓她回來感到非常生氣，因為現在是我和埃琳來照看她。我怯懦而自私。當海倫變得偏執，像她經常做的那樣，指責我想要拋棄我們的友誼時，我想大喊：你是對的！你他媽是個瘋子，我要你從我生活中消失。但相反，我低聲說我是多麼愛她，她的友誼對我來說是怎樣一種幸事。
我確實愛她。我們第一次深夜談話中，有一段是關於我們的母親。在海倫少年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海倫的母親一直進出精神病院，海倫不僅在國家之間來回穿梭，也在親戚之間來回。海倫很可能是躁鬱症，但是這個詞並不能完全體現她的痛苦。她的性格對我來說很明顯是有家族共性的。如果我能張開我的皮膚並釋放我所有的憤怒，她可能就是我。如果說埃琳激發了我的才智（和我耐心的小嫉妒），海倫則激發了我的原始本性。但我不相信我對她的記憶。因為我記不起當時日常生活的細節，所以很容易把她變成反派或浪漫化。我很容易把她變成一個想法。她有一張自己5歲時的照片，坐在四個實物大小、跳著舞的機械動畫粉紅豹中間的長凳上。她失去了平衡，好像豹子是在她坐上長凳之後才開始猛然晃動的。她看上去既害怕又憤怒。這張照片捕捉到了她。我在這兒做什麼？這種生活是什麼？現在讓我下來。
在海倫試圖自殺後，她的室友和她疏遠了，這是個糟糕的做法，因為如果海倫感覺到你在疏遠她，那你就是她的死敵。一天晚上，當埃琳和我在樓下等她，我們聽到她們在爭論。她室友離開房間時嘟囔著說：「去你媽的，海倫。」然後我們聽到海倫在樓上怒吼：「不，去你媽的！」分貝震動了整座房子。海倫猛地衝出房間，把她室友推下了剩下的最後三級臺階。我的心臟在喉嚨裡跳動。我明白那種憤怒。我是如何在俄亥俄州發現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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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倫吞下那些藥片後的夏天，我在首爾一個地鐵站外見到了她。海倫比她周圍的韓國女星高出五英寸，這意味著她鶴立雞群，看起來就像她在歐柏林學院的樣子。她理了個男孩的髮型，戴著黑色眼鏡，背心露出文胸肩帶。儘管當時有一條不成文的法規規定，女性不得在公共場所吸菸，她仍抽著煙。我擁抱了她，然後試圖把她的肩帶塞到背心下面。我對自己感到羞恥，因為我對她的樣子感到羞恥。在親戚們的威嚇下，我努力讓自己看起來女性化。「看看你，韓國小姐。」海倫吹著口哨說道。
我們轉入一條小巷，裡面有卡拉ok酒吧、鎖匠攤和賣炸魷魚的路邊小推車，然後退回到一個地下咖啡館裡。我們點了茶和蛋糕，雖然只有我吃了鬆軟無味的蛋糕。海倫什麼都沒吃。她摘下眼鏡，我看到她眼底熟悉的黑眼圈。海倫大二後的夏天回到了首爾，在她父母家中休養。我碰巧因為探親也在那兒。
她告訴我，她的父母在首爾給她找了位心理學家，和她父親年紀相當。她說，父母選中他是因為他是西式的分析師。她每週去三次。就像諷刺畫中的弗洛伊德派分析師一樣，他一句話都沒說。她說話的時候，他沒有應答，也沒有提問，只是用筆在他的寫字夾板上畫幾下。這種情況持續了幾周，直到海倫要求他說些什麼。令她驚訝的是，分析師答應了。他給她足足講了40分鐘，彷彿他開啟了話匣子，道出了前幾次診療後的想法。根據分析師的說法，海倫是一個不思悔改的自戀者。這主要是她父母的錯，因為她是獨生女，他們又生活在許多不同的國家，因此忽略了給她定下紀律的邊界。結果就是海倫被寵壞了、變得自私，她嘗試自殺是她試圖博取關注的可悲噱頭，這份關注給她的母親帶來了巨大的痛苦。
「我的天吶，」我說，「難怪這裡每個人都想自殺。」
海倫聳聳肩。她看起來很脆弱，讓我想起了一頭受傷的母獅。在海倫脆弱的時候，我最喜歡她，因為她如此悶悶不樂，讓我有機會為她變得堅強。之後，我們走到她父母的公寓，那是個乾淨而現代的兩居室，有一面書牆。她的母親在家，聽著無線電裡的佈道。遇見她之前我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但我驚訝地發現，她看起來很年輕，有著修長的脖子以及襯托著她白皙優雅臉龐的鬈髮。她最明顯的特徵是濃密的黑色眉毛，文成一條永恆的充滿憂戚的線條。海倫在她房裡時，她母親把我拉到一邊，向我表達感謝。
「感謝什麼？」
「做海倫的朋友。」她媽媽說。
「噢，」我淡淡地說，「我很幸運能成為她的朋友。」
「我知道這很難，」她說，「怪我自己。她甚至在學會騎車前就在照顧我了。」
海倫回來了，手裡拿著一本她想給我看的書。我不記得那是什麼了。當我覺得時間合適的時候，我找了個藉口說我必須走了，即使我無處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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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的時候，埃琳和我花150美元月租，住在一個凹陷的木瓦屋頂的房子裡，牆板是鋁製的。塌陷的地板上鋪著亂糟糟的地毯。廚房的油氈地板也在塌陷。我的床架也塌陷了，所以每天早上我都在凹成玉米餅的床墊裡醒來。我們和保羅住在一起，他是個有才華的、輕聲細語的非裔藝術生，不喝酒也不抽菸，唯一的缺點是他必須不停地做東西。當他坐下聊他的一天時，他必須同時用細繩和廢棄板搭個雜誌架，或是用黃麻織個網。客廳成了他的工作室：木頭、紙板、波紋鋼，到處都是鋸末。埃琳的房間在樓上，我房間的對面。她會把舒適的護牆板拆下來，把房間弄得像1990年左右東柏林被擅自佔用的廢棄屋子。那是個修道院式的房間，有一個光禿禿的燈泡，地上有個鋪著黑色床單的床墊，暖氣片旁邊有成堆的書。我們遭受過一場巨型螞蟻的入侵，埃琳用她那本加亞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的《外在教學機上》砸死從她房間樓板裡爬出來的螞蟻。砰！砰！砰！我一天裡定期會聽到這種聲音。
此前一個學期，我在倫敦參加了歐柏林的一個海外學習專案。那個學期是我渴望的大學經歷，因為它很有趣，沒什麼戲劇性事件。我們有一個輕鬆的時間表。我們看了皇家莎士比亞公司的戲劇，並在課上討論。除此之外，我自由地在倫敦閒逛，享受英國人平庸的習俗，比如在酒吧裡喝苦酒，或在泰晤士河畔逛露天書市，在那裡我買了一本契訶夫的短篇小說集，抑或漫步在到處是飛燕草、鬱金香和菊花的哥倫比亞路花卉市場。每件物品都充滿文化氣息，甚至我午餐吃的罐頭扁豆都是如此。
我在大學裡第一次有了男朋友。他是個來自尤蒂卡的爵士鋼琴家，書呆子氣而且不幽默，但他是專案裡僅有的兩個直男之一，實際上我為能夠得到他而感到自豪。我住在馬裡波恩地鐵站附近的一個地下室公寓裡，離杜莎夫人蠟像館只有一個街區，有三個白人室友，她們狂野、有趣、公開做愛。她們非常大膽，想到什麼都會放縱去做。室友索尼婭是我們中最崇尚享樂主義的，但也是最守規矩的。索尼婭發誓不在倫敦做愛，就好像性是她吃了太多的濃郁的巧克力一樣，但這仍然不能阻止她把在地鐵上遇到的陌生人帶回來，除了做愛什麼都做。每當我們喝酒時，室友們都會脫掉上衣，漫不經心地和對方親熱，就像她們在演出。我是最拘謹的一個。「凱茜像平時一樣穿著上衣，」她們說，「來嘛，讓我們看看你的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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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回到歐柏林時，我縮在圖書館頂層的一間自習室裡寫論文或寫詩。有時候，我在校外骯髒的房子裡喝得爛醉。在有個房子裡，我的朋友懶得買廁紙，於是在廁所旁放了件毛衣和一把剪刀。
回來讓我很沮喪。
大三那年，海倫的狀態糟透了。她開始吸食海洛因，除了彩虹糖之外，什麼也不吃。她尤其嫉妒埃琳，因為埃琳又有了一個新男友。埃琳有陷入依賴關係的習慣，這就是為什麼她和海倫如此親密又緊張，但埃琳的生活中依舊要有男人。她的新男友傑克特別蒼白，散發著異味，除了收集唱片，什麼都不會做。海倫一有機會就提醒他，他配不上埃琳。她是對的。
在諷刺劇《龍飛天堂之歌》（isongsofthedragonsflyingtoheaven/i）中，劇作家揚·瓊·李（youngjeanlee）說：「很多白人男性和亞洲女性約會是因為，相比白人女性，他們能得到更好看的亞洲女性，因為我們自尊心較低，更容易約到。就好像你買一個差點兒的牌子，這樣你就能擁有更多的豪華功能。而且，亞洲女性會和那種沒有白人女性會碰的白人男性約會。」
埃琳迷人、有才、聰明，但她和一個完全沒救了的男人約會，這個男人連火雞三明治都需要埃琳幫他做。表面上看，埃琳在這段關係中佔了上風，但假裝無助的男人——歐柏林盛產這種男人——可以和大男子主義者一樣有控制慾，因為他們利用自己的無能擺脫瑣碎的事情，然後這些事情就只能落到女人肩上。一天到晚，傑克把自己埋在埃琳的被子裡，埃琳像照顧結核病人一樣照顧他。她耐心地聽他講了好幾個小時，關於他感受不到足夠多的情感。「寫下這些感受。」埃琳勸慰道。有一天，海倫闖進埃琳的房間，把一盒餅乾扔到傑克的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