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5日，在秋天第一個真正寒冷的日子裡，31歲的藝術家、詩人特雷莎·車學敬辭去了大都會博物館紡織品部的工作。她身著白色安哥拉毛衣、紅色皮大衣，頭戴栗紅色貝雷帽。她還戴著皮手套，穿著雙層短襪。她坐上通往下城的地鐵，到哈德遜街一家名為「藝術家空間」的非營利畫廊，給策展人瓦萊麗·史密斯（valeriesmith）送去一個大馬尼拉信封，裡面裝著她即將參加群展的照片作品。車的照片是各種姿勢的手，是從古代中國版畫到現代法國繪畫等多個來源剪裁複製而來的。史密斯在紐約州最高法院作證時回憶說，車看起來疲憊而緊張。她待了15分鐘，在展出的宣傳材料上簽字。她說車大約4點左右離開了藝術家空間，從畫廊向東北方向走去。
從這裡，我在腦海裡看到她，就像在看一部16毫米的老電影。她匆匆經過廢棄的、用木板封起來的鑄鐵建築和在鋼製路板上拖行的老雪佛蘭隨想曲型計程車，肩膀被風吹得弓起來。她紅色的皮大衣在電影暗淡的顆粒狀光線裡褪色。我想象她經過她位於懷特街的塔納姆出版社的辦公室，在那裡她花了數小時修訂她的書《口授者》（idictee/i）。然後她在百老匯街左轉，那裡有一棟白色鑄鐵建築，曾給船帆製造紡織品。25年後，我會和丈夫住在那棟樓租金穩定的轉租屋裡。在那裡，我會拖著兩大袋我負責為一個比賽篩選的詩歌，把它們拿出去回收，一夜之間，袋子就會裂開。詩歌像紙帶遊行一樣在我的街區隨處可見，詩歌將貼在汽車擋風玻璃和牛仔褲商店的店面上，詩歌在腳踏車架上皺成一團，在樹上搭帳篷，散落到在我大樓對面公寓前練太極的中國老太太腳邊。但是那一天，沒有詩歌——只有垃圾聚集在空空如也的裝卸碼頭下。
車已經厭倦了紐約。兩年前，也就是1980年，她和丈夫理查德搬到了這座城市，成為概念藝術圈的一分子。但是地下藝術世界已死，取而代之的是畫家朱利安·施納貝爾（julianschnabel）、弗朗切斯科·克萊門特（francescoclemente）和大衛·薩爾（davidsalle）這樣鍍金時代的藝術明星。在1982年6月25日寫給她大哥約翰的一封信裡，車寫道，要成功，就必須接受「道德、金錢、寄生般存在的殘渣」，她覺得「說實話，這非常噁心」。
那晚，車打算和她的摯友蘇珊·沃爾夫（susanwolf）和桑迪·弗利特曼-劉易斯（sandyflitterman-lewis）見面，在公共劇院觀看斯特勞布-於耶（straub-huillet）的電影。儘管她對這座城市不滿意，但她的職業正朝著某個方向發展。她參加了將於12月開幕的群展，而她近些年一直在努力寫的書《口授者》剛剛出版。在給約翰的同一封信中，她寫道：「很難說清我感受到了什麼，我感覺怎樣，除了感到自由，我也感到赤身裸體；即使沒有時間寫作，手稿也從未離開過我的身體。我去哪裡都帶著它，幾乎睡在上面，現在，它完成了……看到我已經做成的完整作品時我總是感到驚訝，在工作和休息之間，在睡覺的時候，在和理查德吵架的間隙，在所有這些工作、失業、貧困的瘋狂挫折中，所有一切都在一點一滴地完成。」
但在和朋友看電影之前，車必須在5點和丈夫在拉斐特街的帕克大廈碰面，他在那裡擔任攝影師，負責記錄大樓的翻新工作。帕克大廈是一個巨大的標誌性紅磚建築，覆蓋了蘇豪區的整個街區。這棟樓有九層之高，有拱形窗戶和明亮的藍綠色裝飾。在大樓正門入口，有一座金色帕克小精靈雕像，它頭戴禮帽，身著男式禮服，解開釦子露出他的大肚腩。帕克一手握住鋼筆作為他的手杖，一手拿著面鏡子，懶洋洋地凝視著自己的映象。就在日落之後，車走進位於摩比利街上的帕克大廈後門，並看到了保安約瑟夫·桑扎（josephsan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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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發現車的《口授者》是1996年在歐柏林讀大二的時候。我在上我的第一個詩歌工作坊，授課者是客座教授、詩人金明美，我欣賞她的智慧，也試圖模仿她的詩歌。金佈置了《口授者》，我對這本書的形式比對它的內容更感興趣。雖然它被歸為自傳，但《口授者》更像是回憶錄、詩歌、散文、圖表和攝影的拼裝。
1982年,《口授者》由現已不復存在的塔納姆出版社出版，講述母親、烈士、革命和起義。《口授者》分為九章，以希臘女神的名字命名，通過車的母親和17歲烈士柳寬順（yuguansoon）的個人故事，記錄了那段暴力的歷史。柳寬順領導了反對日本佔領朝鮮半島的鬥爭，然後飽受日軍折磨，死於監獄。在其他章節裡，車寫到了聖女貞德，但這是一個由其他女性重塑的人物，比如法國修女利雪的德蘭（saintthereseoflisieux）。
車避免了傳統的講故事手法，轉而採用了我只能稱之為「結構主義電影劇本」的結構。她將場景描述為舞臺指示。詩歌散佈其間，宛如插入的字幕。電影劇照中穿插著想要看起來像一個閃閃發光的白色電影螢幕的空白頁。車從來不會指導你閱讀《口授者》。她拒絕翻譯書中使用的法語，不會給韓國前總統李承晚寫給富蘭克林·羅斯福的信補充背景資訊，也拒絕給卡爾·德萊耶（carldreyer）導演的《聖女貞德蒙難記》（ithepassionofjoanofarc/i）中法國女演員勒妮·讓娜·法爾科內蒂（renéejeannefalconetti）的照片新增說明。讀者是一名偵探，需要從她自己搭建的聯絡中苦苦思索，解開謎團。
當時，我沒法理解我讀到的一些亞裔美國小說和詩歌。它們看上去——我沒有更好的詞了——不真實，好像是由白人演員表演的。我以為也許英語是問題所在。對我來說這肯定是個問題。英語把應該是小調的體驗調成了大調；當我用英語寫作時，韓語中的親密和憂鬱就消失了。英語這種語言，我自小就把它和海關官員、嚇唬人的老師和霍爾馬克卡片聯絡在一起。就算我學了這麼多年英語，我仍然無法擺脫寫東西就是填空或者背誦原文的感覺。車用我的語言表明英語不
是她的語言，英語永遠不可能是她意識的真實反映，它既是一種表達形式，也是一種強加於她意識的東西。正因如此，《口授者》很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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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聽說車在紐約市被一名保安強姦並謀殺是在金的課上。我不記得金是如何述說的。我只是模糊地記得事實。從那時起，這些年我重讀《口授者》、講授它、在演講時介紹它的時候，我從來沒有想去弄明白髮生了什麼。然而，車的死亡滲透了我對《口授者》的閱讀，給這本書帶來了一種被幽靈困擾般的預言光環——《口授者》畢竟是關於死於非命的年輕女性——儘管我永遠不會在課堂上或演講中承認這種解讀。
幾年前，當我在評論中寫到車的時候，我決定查一查她被強姦和謀殺的日期。深入瞭解關於車的參考書目之後，我很驚訝沒有任何人寫過關於這項罪行的文章。如果有學者提到她的兇殺案，也是把它看作一個令人不快的事實，用一個簡潔的句子承認這一點，然後馬上寫下關於《口授者》敘事的「不確定性」。更令人不安的是，沒有人承認車也被強姦了，這種遺漏是如此頑固，讓我不得不查閱法庭記錄來確認她也遭到了性侵。他們不知道嗎？他們是膽怯嗎？謀殺已經成為一個犯罪統計資料而不那麼敏感了，但把它和強姦這個詞結合起來，就會逼著你去面對她的身體。
很難找到關於亞裔美國女性遭受性侵犯的可靠統計資料。亞太性別暴力研究所發現，21%到55%的亞洲女性遭受過身體虐待和性暴力，範圍相當廣泛。另一項調查發現，在所有種族背景中，亞裔美國女性報告的性侵比例最低，還有一項調查完全排除了亞洲女性，因為「樣本數量太小」。我很難相信任何一個調查。當我約會時，我母親經常問：「你沒有做壞事，對嗎？」那是她對於性的委婉說法——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除此以外性從未被提及。
在成長過程中，我無意中聽到了一些女性失蹤或發瘋的故事。發生了什麼？我會問。沒事，母親會說，然後就讓我閉嘴。在每一種亞洲文化中，女性失蹤或發瘋的故事比比皆是，沒有任何解釋。最多可以透露的是，發生了「不好」的事情。精神分析學認為，當你在談論觸動你神經的痛苦時，它就會從你的身體裡分離出來。命名痛苦可以把刺痛從事件中消除，讓它變得有限、可控，甚至消失。但在我長大的文化裡，談論痛苦不僅會重新給我創傷，也給我愛的每一個人創傷，好像言語不是解藥，而是會感染他人的毒藥。多少亞洲女性會膽大妄為到在她們隱秘和羞恥的文化中舉報性侵？否認總是令人寬慰的藥膏，儘管它只是區域性的，因為事件會在夢境和其他更致命的慢性形式中迅速蔓延。我問一個亞裔美國學者朋友，他覺得為什麼沒有人寫過車的死亡。「他們可能不想讓這個家庭再次受到創傷。」他說。聽他這麼說了以後，我不禁把車的評論家，包括我自己，也視為她故事的一部分。
我想起了西爾維婭·普拉斯，最引人注目的悲劇女詩人。圍繞她的傳記層出不窮。從普通讀者到最忠實的學者，為了發現關於她生活的一塊尚未翻開的石頭，每個人都是偵探，交換八卦，仔細研究信件和日記條目。她的遺產和學者之間的法律爭鬥曠日持久。泛泛之交在他們各自的回憶錄中提供中傷的視角。但是車的大部分個人生活仍然是密封著的。學者們用大量篇幅爭辯車是如何恢復因歷史暴行而沉默的韓國女性的生活，卻對奪去車自己生命的暴行保持沉默，這一點匪夷所思。關於《口授者》的重要學術成果，有比如批評集《書寫自我，書寫國家》（iwritingself,writingnation/i），以及程安琳（anneanlincheng）和蒂莫西·於（timothyyu）等學者的散文。但更多情況下，《口授者》是被用作對學者正好所處的學術研究領域的冗長驗證。我對她瞭解得越多，我知道得就越少。而我知道得越少，我越是忍不住把車也當作一個沒有緣由就消失了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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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的朋友和家人表示，她的聲音是她最顯著的特點：就如同呼吸，空靈而寧靜，彷彿要告訴他們秘密一樣吸引著他們。車在她的詩歌和影像藝術中將她的聲音作為主題和樂器。在她1976年的影片作品《影片》（ividéoème/i）中，她的畫外音翻譯了螢幕上出現的法語文本。「看。」她用一種脆弱而令人恐懼、寧靜而詭異的高亢長笛般的女性聲音說——就像弄溼水杯的邊緣，摩擦，直到你聽到玻璃在唱歌。
我設法在網上找到了另一個車的影片《排列》（ipermutations/i），這是她1976年製作的一系列關於她妹妹貝爾納黛特（bernadette）的閃爍的黑白頭像照。她妹妹的每一幀畫面持續幾秒。她妹妹不化妝，長而密的頭髮從中間分開，鬆散地垂在臉上。她莊重的表情始終不變。她的五官是典型的韓國人：濃眉細眼，漂亮的鼻子，噘起的嘴巴豐滿而性感。
看了六分鐘貝爾納黛特不變的表情，我有點無聊。時間在影片上讓人難以忍受，比它在繪畫或攝影上更快地過時。隨著技術變得陳舊，媒介變得厚重，繼而接管了主題。我注意到環繞的白噪聲，光學紋理的顆粒感。藝術家希託·史德耶爾（hitosteyerl）把「糟糕的影像」描述為「運動中的複製品。質量差，解析度不合格。是影像的幽靈……糟糕的影像趨於抽象：它的形成本身就是一種視覺概念……它經常藐視遺產、民族文化，甚至版權」。
貝爾納黛特「趨於抽象」，因為她的頭像照有些不明確的地方。她的表情難以辨認；沒有任何飾品能讓她變得現代；她可以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時期，在首爾作為戰爭難民，或者在美國作為灣區的嬉皮士。我讀到一則報道，講一個男人在博物館看了《排列》後，誤認為她妹妹就是藝術家本人而墜入愛河。他買了《口授者》，但是之後愛意又全然消失，因為他覺得這本書沒法讀。我自己在蓬皮杜中心和洛杉磯當代藝術博物館看了《排列》，它是女性主義展覽的一部分。在其他藝術家的陪伴下看到車的影片總是令人吃驚，彷彿我在明亮的公共場所看到了多年未見的親戚。但你在這裡做什麼？我想問，你去哪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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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於1951年3月4日出生於韓國釜山，那時正值朝鮮戰爭最激烈的時期。她是五個孩子裡排行中間的女兒。她的家人同其他數千民眾為了躲避戰亂，從首爾往南逃到釜山。她的大哥約翰說，他們一家「一直在逃亡」。他們的父母先是為了躲避日本的佔領去了中國東北，然後為了逃避蘇聯軍隊去了首爾，接著為了躲避朝鮮人去了釜山，最後為了逃避韓國獨裁來了美國。她的父母希望最終能在美國找到安寧。
有段時間，一家人在釜山以西一個叫松島的小漁村過得很平靜，朝鮮戰爭期間，他們住在海邊的一間小屋裡。不像在首爾，遠處沒有炸彈落下，沒有尖叫聲，也沒有士兵命令他們舉起沙袋。約翰深情地憶起那段時光，想著海浪的拍打、彎曲的松樹以及父母在木製陽臺上剝著黃色香瓜時的輕聲交談。他對車最初的記憶是在松島。3歲時，車是一個內向的孩子，總是緊鎖眉頭，比起玩耍更喜歡觀察。她過去常坐在柵欄上，看著赤裸的男孩們潛入灰色的海浪，抑或是在沙灘上打鬧。她哼著一首兔子童謠的調調，改成了關於他們的歌詞：「嘿，赤裸男孩，你要去哪裡，跳啊跳——然後跑走了。」
約翰說車和她母親非常親。她母親也想成為一名作家，給車和她的兄弟姐妹講述了在《口授者》裡重述的故事。她用牛皮紙包書，教他們愛書、珍惜書，《口授者》主要是一本關於她母親的書。在《卡利奧佩》一章中，車寫了她母親的經歷，把她描寫成一個身在中國東北、想家的18歲老師。其餘部分，車重述了她母親講的巫術故事，比如公主因為自己不是兒子而被父親斷絕關係，公主到陰間為父親取藥治病而挽回了他的感情。但在車的版本里，生病的是母親，公主是為母親取藥。
1963年車12歲時，她的家人離開首爾，移民舊金山，車在那裡發現了她對藝術和詩歌的渴望。剛學英語兩年，車14歲時便在學校的詩歌比賽中獲勝。車不再是內向的老三，她敞開心扉。她關心他人，慷慨大方，很容易與人交往。她就讀於聖心修道院，那是一所位於灣區的天主教法國女子學校，她後來把它作為了《口授者》和研究生期間系列攝影的主題。
車和父親的關係更為緊張，父親曾有過成為畫家的抱負，因為知道其中的艱辛而反對車追求藝術的願望。讀研的時候，車經常和父親吵架，他不明白為什麼她要在學校待這麼久。在她的詩《我有時間》裡，有一句未標明出處的引用，約翰猜測可能來自她的父親：「你在這裡度過的所有時光你學習的所有文學課都是他們教給你的我什麼都不懂我的字典沒有它的翻譯。」
在伯克利，她相繼獲得比較文學和視覺藝術的雙學士和雙碩士學位，師從貝特朗·奧格斯特（bertrandaugst），一位精力充沛、話說個不停的學者，他向她介紹了法語和電影理論。同時，在藝術家吉姆·梅爾徹特（jimmelchert）的指導下，車潛心於表演和多媒體藝術。那時它們都是新興領域，車全身心投入其中。她喜歡瑪格麗特·杜拉斯（margueriteduras）、斯特凡納·馬拉美（stéphanemallarmé）、克里斯·馬克、讓-呂克·戈達爾（jean-lucgodard）和卡爾·德萊耶，德萊耶的《聖女貞德蒙難記》對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薩繆爾·貝克特（samuelbeckett）和他對「白嗓」的使用啟發了她在影片表演和《口授者》中的平淡敘事。她不知疲倦地工作，在當時的影片和表演藝術、先鋒詩歌和戲劇、電影、文學理論的形式前沿不斷實踐。奧格斯特說：「特雷莎吸收了許多想法，創造出了截然不同的、原創且嶄新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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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死後，《口授者》很快就絕版了。沉寂了十年之後，批評界開始逐漸關注這本書，首先是先鋒電影評論家，然後是最初忽視《口授者》的亞裔美國學者，因為它在形式上太難以接近。現在，加州大學出版社再版的《口授者》被認為是亞裔美國文學的開創性著作，在大學裡廣泛教授，而她的影像藝術、雕塑和攝影作品均被儲存在伯克利藝術博物館和太平洋電影檔案館，已在世界各地大型博物館裡展出過。
在教《口授者》時，我告訴學生要像學習一門新語言那樣讀這本書，所以那種語言不是他們直接的表達，而是任由他們在口中擺佈來形成母音。我這樣說是因為車寫得好像她仍然是天主教高中的女生，用蹩腳的英語口述她的故事：
第一個星期五。彌撒前一小時。每個第一個星期五的彌撒。先聽寫。彌撒前。聽寫之前。每週五。彌撒前。聽寫之前。回到自習室。是時候了。厲聲說一次。就在辦公桌前一步。單個檔案。
車對句號的使用是如此激進，以至於她的聲音變得平淡，變成了一個堅硬的機器人鑽頭。這些點刻的圓形句點讓我們無法真正沉浸在故事中。如果車是司機，她在剎車，然後接著剎車，行文向前一抽又停下，向前一抽再停下。我發現她的風格雖然不是很討人喜歡，卻是一種解放，因為車——她實際上精通法、英、韓語——把移民對英語的不適變成了一種可能的表達形式。
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韓國人被禁止使用自己的語言，甚至不得不為了日本的姓氏放棄他們的名字。獨立後不久，半島被一分為二，由美軍和蘇軍分別佔領。因為國家的殖民史，車把語言視作傷口和產生傷害的工具；她的語言是隱藏而不是揭示身份。在她的藝術專案裡，不論是英語、法語還是韓語，她都把文字視為有質感的物體，像橡皮圖章那樣僵硬，像石刻一樣神秘，不是她的一部分，而是在她之外。
後結構主義虔誠地認為文本和作者應該分開，受此教育的評論家一直小心翼翼地強調，《口授者》是對自傳的拒絕，是被衝到岸邊、讓人對她進行解剖的信函手稿。她的家人則有著截然不同的解讀。車在去世前幾天給她的父母寄了一本全新的《口授者》，並在她葬禮的那天寄到了。約翰開啟包裹，翻開書看到第一張照片，是被困在日本煤礦工地的韓國礦工的塗鴉照，重印的質量十分粗劣。塗鴉是孩子氣的手寫體「媽媽，我想你了。我餓了。我想回家」。約翰在腦海中聽到車的聲音，非常不安，他把書藏起來不讓母親看到。兩個月後，她的母親讀了《口授者》，中途不得不停下好幾次，因為她覺得車是在直接同她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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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發郵件給伯克利藝術博物館的策展人康斯坦絲·m.勒瓦倫（constancem.lewallen），詢問她可否談論車的強姦和兇殺案時，她用簡短的回答拒絕道：「我們一直試圖專注於車驚人的作品，而不去炒作她的故事。」另一位學者回應了我的詢問，說她沒有提及她的死是「出於對她家人的尊重，不給作品蒙上陰影，而且我試圖用不同於傳統傳記解讀的方式看待她作品中的個人部分」。
這些都是正當的意圖。必須儘早突出《口授者》的重要性，捍衛她的創新，同時轉移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以免公眾因為她駭人聽聞的死亡而轉移注意力。就好像她的保鏢必須保護她的藝術遺產免受強姦和兇殺骯髒力量的影響。但我想知道他們的保護是不是太過有效了。就在她被殺害之後，除了《鄉村之聲》（ithevillagevoice/i）中的簡短訃告外，沒有任何新聞報道。我懷疑缺乏報道是因為她——正如警方所描述的——「是一個東方的無名氏」。從那時起，儘管法庭記錄向公眾公開，卻沒有任何關於她被強姦和殺害的故事，這讓她籠罩在神秘而異常安靜的傳聞裡。
我應該指出，車從沉默中發展出一種美學，通過她的省略來表明英語太過貧乏，並且通過一種媒介來捕捉她的人民所忍受的歷史暴行。恐怖的事只說一部分會更真實，就像薩福的詩歌碎片那樣，讓讀者想象那些無法形容的東西。某種程度上，那位學者反映了車自己的沉默的修辭。通過以最節制的方式披露她的死因（「1982年11月5日，車被殺害」），學者表明她被謀殺太過可怕，無法通過傳記摘要來傳達，只能讓讀者去想象發生了什麼。但是忽視她的沉默從哪裡結束？尊重她的沉默又從哪裡開始？沉默的問題在於它不能發聲並說出它為什麼沉默。因此，沉默聚集起來，被放大，背離了我們本來的意圖，因為沉默可能被誤讀為冷漠、迴避，甚至是羞恥，最終沉默變成了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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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夫·桑扎，29歲，義大利裔，是一名連環強姦犯，在佛羅里達州已因九項性侵罪被通緝。他逃到紐約市，和他姐姐住在一起，同時擔任保安人員。派克大廈管理部門僱傭他的原因僅僅是「他懂英語」。
車是桑扎眾多強姦受害者之一，但也是他唯一已知的兇殺案受害者。和普遍看法相反，桑扎對車並不陌生。因為她丈夫在派克大廈工作，而桑紮在那裡擔任保安，所以他非常瞭解這對夫婦，知道他們住在哪裡，甚至還有一張和他們友好的合影。不像桑扎其他那些陌生的強姦受害者，車可以認出他，這無疑是他謀殺她並將她的屍體從犯罪現場移走的動機。
車的屍體在距離派克大廈幾個街區遠的伊麗莎白街的一個停車場被發現，就在她家旁邊。約瑟夫·桑扎用從另一名保安那裡借來的麵包車把她的屍體扔在那裡。桑紮在派克大廈的地下二層強姦她，用警棍毆打她，然後把她勒死。她脖子上斷掉的舌骨周圍有一條勒緊的腰帶，頭上有非常深的傷口，足以暴露頭骨。她的褲子和內衣垂到膝蓋周圍。她的帽子、手套和一隻靴子不見了。7點多，當警察在停車場找到她時，她的身體還是溫的。
具體性是優秀作品的標誌，除非當太多細節變得聳人聽聞、毫無必要，然後經過她的評論家和策展人多年的辛勤努力，又把車變回了「東方的無名氏」。當我寫下這些文字時，懷疑悄悄浮起。我要增添什麼？我要省略什麼？我要不要提把她的身體捲起來的地毯，她頭髮上的稻草和麵包車上的相匹配？她身上的擦傷和電梯地板上的擦傷圖案相匹配？在這個案件中，細節也是證據。沒有餘地留給不確定性。
所有的法醫證據——血跡、頭髮——都沒有提供定論，因此檢察官不得不依靠間接證據。例如，她的婚戒不見了。桑扎的一個朋友作證說，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他注意到桑紮在他的小指上戴了一枚女性戒指，「看起來有點像同性戀」。第二天，桑扎從他姐姐那裡偷走1000美元，坐灰狗巴士回到了佛羅里達，三個月的時間裡，他在那裡強姦了另外兩名女性，還試圖偷走其中一個的婚戒。正是桑扎偷走受害者婚戒這一可怕的標誌幫助偵探把車的案件同佛羅里達的案子聯絡起來。當偵探追上桑扎的時候，他已經因為在佛羅里達的性侵案被捕並拘留。
派克大廈以前主要是紙媒的辦公地，車去世時大廈正在斥資800萬美元進行翻修工作，希望將內部更新為商用公寓。大樓翻修期間，警察花了數週時間搜查大樓，尋找案發現場。他們甚至在現場動用了一條名為曼德拉的警犬。但令警方震驚和尷尬的是，實際上是車的兩個兄弟，約翰和詹姆斯，以及她的丈夫理查德，在他們決定自己進行搜尋後，在大樓未使用的地下二層發現了犯罪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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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70多歲的約翰寫了一本關於車被殺害的回憶錄，名為《真理的儀式：講述及重述》（itheriteoftruth:telling/retelling/i），最初以韓文出版，他現在正把它翻成英文。這本書我讀過的大部分記錄了謀殺的審判，他、他的兄弟姐妹、他母親和車的朋友都在場。約翰現在住在灣區，從事寫作和翻譯。
車在《口授者》中寫到約翰。在《墨爾波墨涅／悲劇》一章中，車戲劇性地描述了1960年4月的大規模示威活動，當時韓國人起義反對獨裁領導人李承晚，他是在日本失去對韓國控制後由美國任命的官員。每個人，包括中學生都在街上，直到民兵開始公然向群眾開槍。車寫道，當時還是高中生的約翰渴望參加遊行，但是他們的母親拒絕讓他出門：「你不想失去他，我的哥哥，像現在其他已經遇害的人一樣被殺，你說你明白了，你依然主張不論怎樣他們都在殺害所有人。」
我通過谷歌聊天採訪了約翰兩次，並和他互通郵件。現在很難想象穿著t恤和戴著雙光眼鏡的他是那個固執的年輕男孩。他有一張善良、圓潤的臉，以及在加州度過大部分時光的人那樣輕鬆、隨和的態度。在和他交談之前，我對聯絡車的在世親戚感到不安。不少學者給人的印象是，他們沒有提及她的謀殺案是因為他們不想給她的家人帶來麻煩。但是約翰非常樂意和我交談，我也因此鬆了一口氣，儘管他關於如何找到犯罪現場的故事使我想弄清車遇害事實的意圖變得更為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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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的第一次審判中，檢察官從佛羅里達帶來了三名桑扎的受害者。一名婦女作證說，桑扎闖進她的屋子並用槍指著她的頭對她進行性侵。之後，他試圖偷走她的婚戒。桑紮在第一次審判中被定罪，但這個決定在1985年被推翻，因為上訴法院認為車的案件和其他三名作證的強姦受害者之間沒有足夠的相似之處。其中一個駭人的原因是：同他對車惡毒的攻擊相比，他在佛羅里達強姦其他女性時非常「禮貌」。1987年秋天的第二次審判以失敗告終，當時檢察官傑夫·施蘭格（jeffschlanger）依據了紐約法院系統不接受的測謊儀測試。最後，1987年12月的第三次審判中，偵探找到了關鍵證人，桑扎的前女友洛烏（lou）。她作證說，在桑扎逃往佛羅里達之前，他在兇案發生後的第二天用公用電話和她聯絡，承認他「搞砸了」並「殺了人」。陪審團一個小時不到就做出了決定，桑扎被判一級強姦罪和二級謀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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