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昏時分，街燈亮起了白光，我正照看著女兒，看到一架飛機閃爍著劃過天空。我想要進入那架飛機，進入昏暗機艙的白色寂靜中，把白色的耳塞塞進我的耳朵，讓紐約的天際線從視野裡消失，直到它變成一小撮亮光。
在我第一次成為母親的時候，我為自己被困在周遭的環境裡而感到怨恨。不能再獨自旅行。不能再說走就走。困在陸地上的我儘可能偷偷地溜到雷德胡克的公共泳池，自己游上幾圈，因為在水下是自由的。我嘗試寫一篇關於這個泳池的文章，從雷德胡克公共泳池是一個真正的公共場所開始，它像足球場一樣大，為各類孩子提供空間，免費開放，令人讚不絕口，從自動售貨機裡可以拿到免費的防曬霜。
然而歷史上，公共泳池是廢除種族隔離之爭最為激烈的空間之一。在東海岸，城市規劃師羅伯特·摩西（robertmoses）把公共事業振興署的泳池主要建在了紐約的白人一側，防止黑人進入。南部城鎮用混凝土灌滿泳池，因為他們寧願毀掉泳池，也不願意和黑人共享。我看過一張混凝土填充的泳池照片，現在那裡是公交停車場的一部分。照片上有一個廢棄的4½英尺的深度標記，劃定了游泳者曾經在水裡拍打的範圍，這是它曾是個泳池的唯一證據，現在它看起來則像個墓穴。在匹茲堡，當黑人游泳者進到一個新建的泳池時，一群白人游泳者朝他們扔石頭並試圖淹死他們。當廢除種族隔離已在所難免時，美國白人則逃到城郊建造自己的私人泳池。
公共泳池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說明這個國家竭盡全力把黑人和白人的身體分開，這讓我變得不確定是否要重述我的歷史。我對泳池的興趣是兒時的一次機緣巧合所激發的，但把我的經歷和歷史聯絡起來，緊挨著已刻入美國根基的黑白種族隔離，我的經歷感覺就像是逸事，這讓我感到不安。那時我13歲。在水池深處，我像一個海底捕食者一樣游泳，直到無法再屏住呼吸。當我浮出水面時，我聽到一個成年人怒吼「滾出去！」，我踩著水，眯著眼睛看向聲音的來源，那個背光的男人嚴厲地說，泳池僅供居民使用。那是我姑姑在橙郡的公寓大樓泳池。我告訴那個男人我姑姑和我的小表妹住在這裡，她們和我妹妹在淺水區，而我是在這兒照看孩子的。他不由我說完就命令我們離開。當我開啟身後的大門時，我聽到他說：「他們現在無處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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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無處不在。我們已經接管了橘子郡。我們中的一些人甚至是橘子郡富有的家庭主婦。小說和電影《摘金奇緣》那令眾人愉悅的開場要義如下：如果你歧視我們，我們會比你賺更多的錢，買下
你不讓我們進的豪華酒店。把資本主義作為對種族主義的報復。可這不正是白人招納我們的方式嗎？無論是通過報復還是負債，當我們在一個摧毀我們的體系裡變得比他們更好時，我們又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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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寫這本書是對自己的挑戰。我仍然堅持著一種偏見，即書寫關於自己種族身份的文章是次要且不急迫的。而我不得不撬開這層防禦，看一看是什麼在它背後跳動。這比我想象的要難，像是把我的大腦分成兩半平放到解剖臺上，用鑷子拔出抑制我的神經。而且，我不得不應對我們。我希望我有信心同我們一起，像一千個喇叭對抗他們一樣來抨擊大眾，但我擔心自身經歷的分量——作為東亞人、順性別女性、無神論者、唱反調的，還有我的職業階層——會影響到一個仍然不那麼具體的種族群體。這麼一個不明確的群體，我都懷疑我們之間是否有任何的共同語言。於是，就像受到觸動的蝸牛觸角一樣，我收回了第一人稱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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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未寫完父親關於戰爭的故事。譯員認出我叔叔是學校的老朋友之後，他轉向美國士兵，用他們陌生的語言和他們交談。就像魔術一樣，大兵們鬆開了槍。父親對英語的力量感到震驚。這些巨人先是試圖在祖父家中射殺他，然後從背包裡挖出一個裝著魔力酸糖球的藍色圓罐，把它給了父親。父親往嘴裡塞了顆裹著糖衣的小球，櫻桃、檸檬、酸橙，味道像煙火一樣炸開，父親驚呆了。
地球上的可憐人知道這種糖果。好時巧克力在交火後發放，瑪氏巧克力豆在突襲前分發。美國人從一架戰鬥直升機上撒下達姆達姆棒棒糖，阿富汗的孩子舉起雙臂追趕直升機。有時候糖果可以騙人。在越南，無聊的警衛把糖果埋在帶刺的鐵絲網下，這樣他們就可以看到街邊的孩子們在試圖抓起糖果時割傷自己。最近，兩名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在向四名伊拉克兒童分發糖果時，全部遭遇自殺式炸彈襲擊身亡。2003年入侵伊拉克期間，美國海軍陸戰隊扔掉了他們野戰口糧中附帶的魔力糖，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是詛咒：檸檬魔力糖意味著車輛故障，覆盆子魔力糖意味著死亡。丟棄的魔力糖包散落在伊拉克南部的道路上。沒有人會觸碰它們。
但是它們贏得了韓國人的心。
用糖果在坑坑窪窪的土地上播種，糖紙上將升起資本主義和基督教。詩人埃米莉·貞敏·尹（emilyjungminyoon）在關於家鄉的詩中寫道，「我們今天的城市就像墓地一樣閃耀著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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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一生中，我都感受到負債的沉重。我生來就是虧空，因為我是女兒，而不是兒子，不能代替父母那個死去的兒子。我所做的每一個人生決定都沒有遵從父母的期望，從而讓我繼續貶值。負債就要謹慎、剋制，絕不亂說話。它意味著過一種被永遠不屬於你自己的選擇所束縛的生活。在晚宴上自在地引起眾人注意的男女會說長句，並伴有特別戲劇性的停頓，確保沒人在他們思考的時候插嘴，而我，非常感激受到邀請，在密集急促的爆發中飛快地說話，這樣我就可以在被打斷前說完一句。
如果說負債累累的亞裔移民認為他們的生活多虧了美國，孩子們則認為，他們的生計多虧了父母所受的苦難。因此，負債的亞裔美國人是理想的新自由主義的主體。我承認歷史的重擔只在我的肩上；我有責任為父母遭受的損失賺回我的補償，為此，我必須毫無怨言地在工作中證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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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不等於感恩。羅斯·蓋伊（rossgay）在詩歌中感謝生命中的細微時光：品嚐無花果「天鵝絨般的心臟」，喝著生鏽的紅色水泵搖出的冷水，他甚至感謝他醜陋的雙腳，儘管光腳的時候，它們讓他非常難為情，以至於「他的腳趾像二十隻小鴕鳥一樣扎進沙子裡」。真正的心存感激是在當下的光芒中舒展開來。我認為，這就是幸福。
負債就是緊盯未來。當好運像一袋小巧而興奮的哈巴狗一樣落在我的腿上，我感到緊張。這些是誰的？肯定不是我的！好運不是禮物，而是一筆貸款，我必須通過每週的壞運氣來分期償還。我敢打賭，我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我成長的方式不對——被嚇到不得不表現出感激。謝謝你為我付出生命！作為回報，我會為你獻出生命！
我已經反叛了這一切。到頭來我發展出了人類最糟糕的特質：忘恩負義。這本書也是忘恩負義的。不過我認為，一個有負債之感的作家經常會寫一些討人喜歡的故事。負債，也就是有負於這個國家，而同時，我對這個國家永遠不會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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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看到著名的河內山百合（yurikochiyama）的照片是幾年前的事了。這張黑白照片是在馬爾科姆·x於1965年2月21日在曼哈頓奧杜邦舞廳被槍殺後立刻照下的。他癱倒在地，周圍人試圖幫他恢復意識。她是唯一在照料他而沒有被裁掉臉的人。她穿著黑色外套跪在地上，把馬爾科姆·x的頭支在腿上。仔細看，我注意到她用兩隻手撐著他的頭，而另一個女人正解開他的領帶，以便更好地看清子彈造成的傷口。她看起來40多歲，貓眼眼鏡襯托出她瘦削而稜角分明的五官。這個亞洲女人是誰？在這張照片裡看到一個亞洲女性為什麼會讓我感到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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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河內山出生於加利福尼亞州聖佩德羅一箇中產階級的日裔美國人家庭。她是個快樂而虔誠的基督徒少女，在城鎮的白人區長大，她的生活平淡無奇——直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轟炸珍珠港。之後不久，她虛弱的父親受到從事間諜活動的錯誤指控並被關進監獄，在那裡被拘留、審問了五個星期。他剛出獄就死在了醫院，死前的幻覺裡，他以為河內山那在戰爭中入伍的兄弟是他的審訊者，穿著美軍制服出現在他的床邊。生病的父親把目光投向河內山，驚恐地問道：「誰打了你？」但是沒人碰過她。
其餘的家人撤離到了傑羅姆集中營，這個集中營在阿肯色州的沼澤地裡關了8500名日本被拘留者。日本家庭被迫放棄了所有的財產和生活積蓄，現在估計總計有60億美元。他們擠在漏風的、建得就像戰俘營生活區的營房裡。每個人都只分到一張草墊和一條軍毯。嚴冬裡沒有暖氣，也沒有室內管道，如果有人不得不在夜晚上廁所，他必須在泥濘中費盡力氣來到茅坑，而守衛塔的探照燈會一路照著他。然而，即便在拘留期間，河內山幾乎也是妄想一般地樂觀，她組織活動給應徵入伍的日本二代移民士兵寫信，證明他們是美國的愛國者，直到信中開始湧現出「去世」這個詞。根據她的傳記作者黛安娜·藤野（dianefujino）的說法，日裔美國士兵幫助釋放了達豪集中營的三萬倖存者，考慮到他們自己的家人仍然困在美國的鐵絲網後面，這真是相當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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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釋後，河內山返回聖佩德羅。在任何地方，她連服務員這樣的工作都找不到，因為沒有人想僱用日本人。直到她和丈夫搬到哈萊姆區，她才開始明白髮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在那之前，沒有什麼能阻止她的愛國主義，聯邦調查局無緣無故把她父親突然送進監獄不能，她父親的死不能，甚至她家人被拘禁也不能。她仍然堅信在白人教堂和學校裡學到的神話：美國是一片自由的土地。在她信仰體系斷層線之上的只有恐懼。河內山在紐約找到了一份服務員工作，她的黑人同事是第一個向她介紹美國種族主義歷史的人。終於，河內山有了一套詞彙，一個歷史背景。發生在她身上的不是噩夢般的失常，而是常態。
河內山的樂觀也讓她成了一位了不起的活動家。她自小就有一種把群眾聚在一起的超自然天賦。和她的黑人鄰居、同事成為朋友之後，她成了一名熱心的民權活動家。她後來在一次抗議建築公司歧視性招聘的示威活動中遇到了馬爾科姆·x。他被粉絲團團包圍，但當他看到這個孤獨的亞裔女人站在後面時，他伸出手臂同她握手。令他驚訝的是，河內山向他發起挑戰，問他為什麼不主張取消種族隔離。x被她的勇氣打動，邀請她到非裔美國人聯合組織參加每週一次的會議，在那裡她變得更加激進，不僅成了反種族主義者，而且成了反資本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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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內山樂於助人，也堅持避免讓自己成為關注的焦點，這點令人欽佩，同時也讓我停下來仔細思考；讓我懷疑她的無私是否具有亞洲和女性的某種內在特質，這也許暴露了我自己內在的沙文主義，以及我對憂鬱的詩人或救世主般的英雄意料之中的偏好，而不是像河內山這樣不知疲倦地在幕後工作的組織者。事實上，在身份可以被隔離的年代，提升對河內山一生的認識至關重要，她對「我們」的認知是包容且寬廣的，她的使命是放大他人的聲音，同時也放大自己的聲音。她不知疲倦地為監獄權利改革而奮鬥，她的家被黑人民權活動家稱為「大中央車站」，她是1977年通過佔領自由女神像來支援波多黎各獨立的七名活動家之一。1988年，她協助領導了日裔美國活動家參與的運動，這項運動要求對拘留營人員進行正式道歉和賠償，最終獲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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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學生髮明瞭「亞裔美國人」這個詞，開創了一種新的政治身份。學生受到黑人權利運動和反殖民運動的鼓舞而變得激進，發明這個詞是為了表明，他們拒絕為自己的身份道歉。難以想象「亞裔美國人」起源於這麼一個激進的地方，因為這個名字現在已經變得扁平，沒有任何激烈的政治意涵。但在這之前什麼都沒有。亞洲人要麼被以他們的祖籍國來識別身份，要麼被稱為東方人。活動家克里斯·飯島（chrisiijima）說：「它不是一個人是什麼的標誌，而是一個人信仰的標誌。」一些活動家深受黑豹黨的激勵，紐約市的「義和拳」和舊金山的「紅衛兵」等團體完全複製了黑豹黨的標誌性風格——他們的臂章和貝雷帽——同時發起了自己的十點計劃，給當地貧窮的華裔美國兒童提供免費早餐。
他們來自菲律賓、日本和中國，工人階級背景，從移民農民到餐廳服務員，不僅為國內反種族主義而奮鬥，也在海外反對美帝國主義。許多人對主流的白人反戰運動不再抱有幻想，因為他們不僅關心「把軍隊帶回家」，也關心每天在海外被殺害的數以萬計的東南亞人。歷史學家卡倫·石冢（karenishizuka）寫道，那段時期出現「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邪惡聯盟，史無前例、絕無僅有——不論我們的族群是什麼，這場奮戰把美國的亞洲人團結起來，我們看起來更像是美國的敵人，而非美國人」。根據學者達里爾·j.前田（darylj.maeda）的說法，亞裔美國退伍軍人報告說，他們的大兵同胞羞辱他們，不把他們當人看，稱他們是「越南鬼子」，而他們原本的敵人越南人則經常把他們視為自己人。在梅爾文·埃斯庫塔（melvynescueta）1977年的戲劇《糞桶》（ihoneybucket/i）中，一個越南老婦摸著一個名叫安迪（andy）的美國士兵的黑髮，問道：「你也是越南人？」
「菲律賓人。呃，菲律賓。」安迪說。
「一樣一樣，越南人。」這個農民自信地反覆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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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期間，比起激進主義，我對藝術更感興趣，所以我很晚才發現我們激進的歷史。我在學校裡唯一接觸的機會是掃檢視書館裡那排關於亞裔美國人社會運動的褪色書籍，我們的社會運動已經死亡，埋在這些從未被借閱過的枯燥乏味的教科書裡。但我也記得六七十年代的反種族主義運動是如何被認為是失敗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為奇卡諾人、亞裔美國人和美洲原住民爭取權利的鬥爭是失敗的，過分的細分讓左派無法思考階級的核心問題，而主流中心認為它過度激進，不僅白人，連少數族裔自己也同樣這麼認為。
在1996年《紐約時報》的採訪中，河內山百合宣稱：「人民有權使用暴力、反抗、反擊。考慮到美國和西方大國對第三世界的所作所為……這些國家應該反擊。」緊接著，採訪者大西哲光（norimitsuonishi）貶低了她的話，說河內山「堅持如今被置於政治邊緣的觀點」。
我沒有做功課就接受了所有這些不成熟的評論。不論他們的政治立場是什麼，我想，它們現在都過時了。當我聽到了足夠多的「專家」對身份政治無價值的、不負責任的評論之後，我這麼快就貶低了我的激進主義前輩的辛勤工作，這點讓我感到擔憂，河內山在國際和種族政治事務上的作為絕非沒有價值。這也讓我擔心未來，擔心這個國家與生俱來的遺忘能力，擔心那些贏得勝利而接管敘事的權力。「醒來」在當下已然是被嘲笑的標籤，因為清醒不再是一種單一的啟示，而是需要不斷重新評估的長期投入。行文至本書的末尾，在眾多警告末日的擁擠的專家陣營裡，我在想我可以提供什麼樣的預測。我能說的是，回看那遺失的歷史利刃，像河內山這樣的活動家提供了互助和聯盟的另一種範例。他們提供了我們的另一種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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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思想實驗：如果每次白人對著非白人嚷嚷讓他們返回（某個國家或大陸），他們的願望會立刻得到滿足，那會怎麼樣？混亂會比比皆是。厄瓜多人會發現自己在墨西哥，或者我發現自己在中國。但如果他們弄對了，我發現自己突然被帶到了首爾又怎麼辦？
自從2008年去探望祖母以後，我就再也沒有回去過。她100歲了，在一家糟透了的療養院裡慢慢等著死去。說起療養院，我依然無法不對我的家人感到不滿。那個療養院的日常護理簡直就像來自地獄，粉色的牆壁，每時每刻都在播放孩子們吟唱令人毛骨悚然的教堂曲目的錄音。老年人，十個打包進一個房間，嗚咽著讓他們的孩子來看他們。我妹妹在那裡待了一年，照顧我們的祖母，因為其他親戚都太老了，沒有辦法應付她嚴重的痴呆症。「我想在家人拋棄我之前死去。」祖母經常說。
我不能住在首爾。這裡對女性來說不是個好地方。許多女性通過整容手術把她們天生寬闊的方臉縮小成白皙的、宛如倒置淚珠形狀的瓜子臉。教育系統是無情的。1997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拿出580億美元貸款幫助韓國應對嚴重的金融危機，條件是韓國同意對外國投資者開放市場，進行放寬勞動力市場的改革，讓僱用和解僱工人更加容易，並降低碳排放標準，從而讓美國汽車得以進入韓國市場。現在，實際的工資停滯不前，失業狀況非常嚴峻。大學畢業生以實施階級壓迫制度的封建王朝「地獄李朝」來稱呼他們的國家。首爾上空籠罩著一層渾濁的霧霾，看不見塵埃，但可以在喉嚨後部感受到，它們會導致長期的健康問題，比如癌症。在某些月份，如果韓國人不得不外出，他們會戴上外科口罩，但即使這樣也不足以保護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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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你要感激你住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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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莎·車學敬寫道：「阻止宣稱要採用民主卻導致民主不停地改變方向的機器。」西方最具破壞性的傳統是它擁有決定誰是我們敵人的權力，不僅讓我們敵視我們自己的人民，比如朝鮮和韓國人，而且讓我敵視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