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主題，是晚清的改革與轉型。具體而言，是咸豐十一年（1861）到宣統三年（1911）的改革歷程。
之所以不從道光二十年（1840）談起，是因為該年的英軍叩關雖一向被視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但這場戰爭並未將清帝國從舊夢中喚醒。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沿海地區計程車紳大多僅將英軍視為明代的倭寇之流，甚至覺得他們連倭寇還不如。"廣東義民」們張貼的宣傳資料痛斥英軍「不過能言之禽獸而已」，說他們只是一群不懂忠孝節義與禮義廉恥的未開化的畜生，說他們穿的"大呢羽毛」缺了清帝國的湖絲就無法織造，說他們用的"花邊鬼銀"缺了清帝國的紋銀白鉛就無法鑄成，說他們離不了天朝的茶葉、大黃與各類藥材，這些"皆爾狗邦養命之物，我天朝若不發給，爾等性命何在？」1
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沿海地區最瞭解「夷情"的知識分子，也鮮有人覺得清帝國需要參照外部環境實施改革。梁廷相是廣東順德人，一向留心「夷務」，做過林則徐的幕僚，是1840年英軍叩關的親歷者。可即便是梁廷相這樣
的人物，在戰後總結教訓時，仍堅持認為道光時代乃「天朝全盛之日」，斷無向洋人學習之理，否則太失體統。梁深信洋人的火炮源自明朝時中國的"地雷
飛炮"之術；洋人的艦船"亦鄭和所圖而予之者"，來自鄭和下西洋贈給他們的圖紙；連洋人的數學造詣「亦得諸中國」。只要實事求是將祖宗們留下來的技術與學問參透，「夷將如我何？"sup2/sup--洋人是奈何不了我們的。沿海地區計程車紳和知識分子尚且如此，其他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真正的驚雷出現在咸豐十年，也就是西元i860年。
這年的舊曆八月二十九日，清帝國的大小京官們痛苦地目睹了北京城落入英法聯軍之手。一位自號"贅漫野叟"的京官說，洋兵是從安定門入城的，他們登上城牆後便將清軍盡數驅離，升起五顏六色的旗幟，還將清軍配置在城頭的大炮全部掀翻扔進溝裡？安上他們自己帶來的炮。炮口一致向南，破天荒地對著紫禁城。3時任禮部精膳司郎中的劉毓楠，也記載下了相同的一幕。他在日記中說，洋兵進城是在二十九日的中午時分，大概有五六百人，進城時「我兵跪迎，觀者如市"--或許是覺得保留這段史實不妥，他寫下這八個字後又將之劃掉了。洋兵在安定門城頭五虎杆4下安置了一尊大炮，在東邊城牆上安置了四尊小炮，在城樓下方居中之處安置了兩尊大炮，炮口全部朝南指向紫禁城。5
數天後，九月五日，留在京城負責與洋人交涉的恭親王奕祈驚見「西北一帶煙焰忽熾」，探聽後得知是洋兵正在焚燒圓明園與三山等處宮殿。他後來告訴已遠遁至承德的咸豐皇帝，說自己登高瞭望之時火光猶未熄滅，"痛心慘目所不忍言"，「目睹情形，痛哭無以自容"。6同一天，三十歲的江西士子、會試落榜者陳寶箴也見到了圓明園的沖天火焰，他「登酒樓望之，撫膺大痛」j
咸豐十年（i860）,按干支紀年是庚申年。故以上種種，皇帝出逃、京城淪陷、圓明園宮殿被焚，在清代人的歷史記憶裡被稱作「庚申之變"--不但士大夫們在私人著述裡這樣說，《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收錄的官方檔案也普遍使用「庚申之變」這個詞。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無人將道光二十年（1840）的英軍叩關稱作「庚子之變」。比如魏源有一本記載英軍叩關始末的著作，初名《夷艘寇海記》，後更名為《道光洋艘徵撫記》。「徵撫"二字是清帝國傳統華夷秩序下的常見詞語，意味著事情仍在清帝國的控制範圍之內，至少清廷自己是這樣認為的。
"庚申之變」則不然。京城淪陷，宮殿被焚，是清軍人關實行統治200餘年來前所未有之事，不獨咸豐皇帝心膽俱裂倉皇逃亡，朝野士大夫也普遍心痛欲碎。
朝野普遍使用「庚申之變」這個詞，意味著廟堂與江湖皆不得不承認維持傳統秩序的努力已經失敗，不得不容忍一種不受歡迎而又無力抗拒的新秩序出現在清帝國。
晚清的近代化改革，便是在這種心膽俱裂與心痛欲碎中啟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