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採用了半編年半專題的寫作形式。
所謂半編年半專題，指的是書中內容雖以時間先後順序來排布，但並未將所有事件羅列其中，而是自每一年中選出一項與改革關係最為密切的事件，圍繞該事件做集中論述。自1861年算起，至1911年清廷滅亡，滿打滿算晚清改革持續了51年，書中共論述了51樁與改革有關的事件。這樣做的好處是，從縱向上看，可以提供一個較為清晰的改革演化脈絡；從橫向上看，方便觀察每一樁具體改革事件的緣起與成敗；整體上有助於回應這樣一個問題：這場綿延了半個世紀的改革，其終點為什麼會是辛亥革命？
按筆者的理解，晚清改革的終點之所以是辛亥革命，是因為這50年的改革並不是一條不斷上升的曲線，而是一條倒u形曲線。其分水嶺，也就是倒u形曲線的頂點，是1884年的甲申易樞，慈禧將以恭親王奕訴為首的軍機大臣全班罷免。曲線的前半段，改革的基本趨勢是艱難突破種種阻礙堅持向前；曲線的後半段，改革的基本趨勢是減速放緩，最後走向了反改革。改革趨勢的這種變化，具體體現為改革主持者與參與者、改革阻力、改革目的與改革物件的變化。
在甲申易樞之前，改革的主持者是慈禧太后與恭親王奕祈，具體的推動者是曾國藩、李鴻章、沈葆楨等地方督撫，以及部分"正眼看世界"的知識分子。改革的主要阻力來自統治階級內部根深蒂固的愚昧，這也是改革推進速度緩慢的主因。
改革的短期目的，是扭轉咸豐皇帝的施政路線，重新團結官僚集團以重塑
政權向心力，並緩和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以便騰出手來徹底鎮壓太平天國--"庚申之變"前，咸豐皇帝自命雄才，大量起用酷吏與主戰派人士，對內部環境與外部環境皆持高壓與強硬立場。咸豐皇帝死後，清帝國進入由慈禧太后與恭親王奕訴"同治"的新時代，隨即對內取消高壓做法，對外變主戰立場為主和立場。改革的長期目的，則是引進列強的先進技術，包括徵稅技術和軍事技術，來提升清帝國的實力，尤其是提升軍隊的戰鬥力，以達成抗衡列強乃至制服列強的目的。當時流行的"師夷長技以制夷」8之說，本身便清晰點明瞭這場改革的終極目的是制服囂張的夷人、重塑天朝的榮光。
為達成該目的，外交系統、軍事系統、稅賦系統和教育系統，皆是主要的改革物件。外交系統由理藩院轉型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正式與近代條約外交制度對接，並向外派駐使節。軍事系統大量換用洋槍洋炮，致力於建設自己的近代化兵工廠，並採購洋船組建了近代海軍。稅賦系統主要是引進近代關稅制度，並開徵釐稅，大搞鴉片財政，讓清帝國的稅收有了大規模增長。教育系統的主要培養物件是外語翻庫人才、能夠操作近代機器的人才、能駕駛近代軍艦的人才。在甲申易樞之前，大部分改革派人士，上至慈禧太后與恭親王，中至洋務派地方督撫，下至民間開明知識分子，都支援上述改革目標和改革手段。
1883年爆發的中法戰爭，被清帝國朝野上下視為檢驗洋務自強改革成效的一場「大考」。上至慈禧太后，中至內外群臣，下至民間士紳，皆認為清帝國在經歷20餘年洋務自強改革之後，當有足夠的能力與法國軍隊一戰，保住越南這個藩屬國，當有足夠的能力讓"庚申之變」的恥辱不再重演。於是，在這場"大考」中，地方督撫中對戰事持保守立場的李鴻章遭到慈禧太后的嚴責，朝廷中對戰事持保守立場的恭親王奕訴和總理衙門眾大臣更是被集體逐出決策中樞。此戰最後以戰場上互有勝負，和約裡沒有賠款，甚至還以"中越往來，言明必不致有礙中國威望體面"9這種文字遊戲宣佈保藩成功的方式結束。這種結束方式，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清帝國朝野對20年洋務自強改革的期望，讓他們覺得清帝國確實再也不是一個可以任憑數千洋兵縱橫馳騁的弱者—-至少慈禧太后本人是這樣認為的。、
甲申易樞之後，王與後「同治"的時代徹底結束。瞭解改革真實含金量的恭親王奕訴被逐出中樞，不瞭解改革真實含金量的慈禧太后成了雎一的強力決
策者。太后安坐深宮，既無法像前線將領那般直觀感受到清軍與法軍在海、陸兩線上的巨大差距，也無從體察法國在不賠款、不割地的前提下願意簽訂和約的真實邏輯。朝野內外的多數人也是如此。於是，中法戰爭後的清帝國上下普遍籠罩在一種虛驕的氛圍之下，之前的洋務自強改革不但沒有繼續深化至體制層面，反而開始減速。能直觀體現這種虛驕心態與改革減速的一項史實就是：在中法戰爭結束的同一年，洋務改革的主持者慈禧太后便不惜耗費巨資，開啟了三海重修工程%太后覺得中興已大體完成，享樂的時刻已經到來。
改革減速的結果是災難性的。外交方面，總理衙門從改革的重心所在，淪為疲於奔命的中外衝突救火員，"知己知彼、融入國際社會"成了空談。軍事方面，陸軍的近代化改革在接下來的十年裡幾乎停止，北洋水師也受限於經費，只能以殘陣宣佈成軍。軍事體制層面的變革（比如成立獨立的海軍部）更是無從談起。經濟領域的改革則止步於官督商辦，曾經的明星企業輪船招商局由興盛迅速轉向衰落，中樞全力扶持創辦的漢陽鐵廠長期煉不出一根合格的鋼軌。科舉改革更是毫無動靜。當改革已然減速，虛驕卻日甚一日時，悲劇很快就發生了。1894年的甲午戰爭不過是悲劇的開幕，1900年的"庚子之變」才是悲劇的高潮-—晚清改革始於「庚申之變"中京城失陷、皇帝外逃的奇恥大辱，最後又回到"庚子之變"的京城失陷、太后攜皇帝外逃。歷史轉了一個40年的大圈，又回到了起點。
在這個改革減速的過程中，改革的主持者和參與者不斷分化重組。許多以前反對過"師夷長技」的朝野士紳，在經歷各種現實教訓後，變成了呼籲引進先進技術和先進器械的積極分子。許多以前只主張"師夷長技"的朝野士紳，也在經歷各種現實教訓後，變成了呼籲實施制度改革、變君權時代為民權時代的積極分子。
這場分化重組，扼要說來就是：
一、19世紀90年代以前，改革派全部集中在朝廷，支援朝廷搞洋務自強，不存在立憲派，也沒有革命黨，幾乎無人主張變君權時代為民權時代。
二、甲午戰爭之後，革命黨人與立憲派零星出現，但均未成型，能將自強改革與民權轉型結合起來討論的知識分子雖有卻不多，影響力有限。此一時期，大多數改革派支援朝廷。
三、1900年，慈禧太后的荒唐決策給國民帶來了深重災難，促成了革命黨人的迅速發展壯大，立憲派也聲勢大增，開始在朝野不斷髮出向民權時代轉型的呼籲。日俄戰爭後，這種趨勢變得更加明顯。以各種"議會不得干預"為主要內容的《欽定憲法大綱》出臺後，許多立憲派也與朝廷離心離德了。
這當中最巨大的變化是，原本身為改革主持者的慈禧太后，逐漸成了改革的阻力，成了亟須被改革的物件。
19世紀80年代之後的各種現實教訓，讓改革者們漸漸意識到，"船堅炮利」固然是重要的改革目標，合理的中樞決策機制同樣必不可少。技術與裝備再先進,置身於僵化乃至異化的體制中也是無法發揮效用的。中法戰爭期間,中樞的朝令夕改與不負責任已讓身在前線的兩廣總督張樹聲頗為不滿，促使他於臨終之際上遺折呼籲朝廷開設"議會""作為新的中樞決策機構，以避免中樞決策淪為權斗的工具。甲午年的慘劇同樣在很大程度上被歸因中樞決策機制的問題，受慈禧與光緒、翁同嘛與李鴻章等人的權鬥影響太深。而最讓體制內改革派痛心的，莫過於1900年慈禧太后獨斷專行對各國列強宣戰，再次吞下京城淪陷的苦果，《辛丑條約》中還出現了天文數字般的賠款額度。這一慘痛結局讓許多體制內官員和體制外知識分子再次痛感中樞決策機制存在嚴重問題。兩廣總督陶模在"庚子之變」後上奏，明確請求開設議院，提出「議院議政，而行政之權仍在政府」的構想，便是希望以「議院"這個新機構為新的決策中樞，來取代慈禧太后的獨斷。sup12/sup
再往後，慈禧太后啟動所謂的"新政"，追求以《欽定憲法大綱》來收回地方督撫手中的財權、兵權和人事權，以重塑皇權的無遠弗屆和至高無上；地方改革派督撫和民間改革派知識分子則希望通過預備立憲、成立資政院和t諮議局等措施，讓國家轉型進入民權時代，讓自己的權利獲得制度上的保障。拒絕讓清帝國進入民權時代的慈禧太后和她的繼承人，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改革的反對者，成了被改革的物件。
這條倒u形改革曲線，正是晚清50年改革最後以辛亥革命收場的主因。半編年半專題的寫作形式，當有助於更清晰地理解這條悲劇性的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