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分享一下本書寫作過程中生出的幾點感想。
第一點感想是，愚民統治雖然有助於維持清政府的利益，但在變革時代，終究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康熙皇帝曾親自下場論證「西學源於中學」，且要求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也集體參與論證，導致後世許多清代知識分子信以為真並視為真理。當恭親王奕訴決定向洋人學習數學和天文知識時，這些被漫長的愚民教育桎梏了見識與邏輯思維能力的知識分子便紛紛跳了出來，有人抬棺死諫，有人正面激辯，讓親眼見識過洋人堅船利炮的恭親王不勝其煩又無可奈何。廟堂之上這類人很多，導致許多改革無法由總理衙門這個中樞機構直接推行，只能仰仗曾國藩與李鴻章這些地方督撫先將生米（改革）煮成熟飯。江湖之中這類人也很多，導致張之洞身為湖廣總督卻拿他們毫無辦法，只能對領頭者施以"被精神病」的處置。
第二點感想是，不但要「開眼看世界」，還要「正眼看世界"。
開眼看世界很容易，面對千年未有之變局，面對世界的互相連線，想要關上大門閉上眼睛，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晚清改革之所以進展緩慢，一個重要原因正在於「開眼看世界」的人雖然很多，「正眼看世界」的人卻太少，而且但凡有人正眼看世界，便會遭到知識圈與文化圈的集體排斥和攻擊。徐繼畲的命運如此，郭嵩煮的命運也如此。正因為整個社會敢於「正眼看世界"的人太少，敢於將"正眼看世界」的感受誠實說出來的人太少，才會發生馮桂芬將改革主張深埋起來的事情，才會出現劉錫鴻這種內心認知與公開發言完全相悖的兩面人，才會有報紙媒體為了取媚使用者不惜扭曲甲午戰爭的勝負真相，將清軍描述成戰無不勝之師。
第三點感想是，晚清的50年改革中，與列強對抗的心態太重，與近代文明擁抱的心態太少。"
誠然，這場改革本身就是外部環境刺激的結果，危機感是晚清改革最核心的驅動力。沒有「庚申之變"，就沒有洋務自強改革；沒有天津教案和馬嘉理
案，清廷也未必會在1876年對外派駐公使；沒有《里瓦幾亞條約》事件，清廷也未必會允許李鴻章架設天津至上海的電報線路。外部環境的刺激，必然引起清廷對列強的不滿，必然讓清廷中樞生出"雪恥"之心，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就一場改革而言，其終極目的絕不應該只是為了"雪恥」，絕不應該只是國與國之間的合作與對抗，還應該有文明與文明之間的交流與融合。擁抱那些先進的技術文明，擁抱那些合理的制度文明，將之納為己用以實現國家與社會的轉型，才是更值得追求的目標。遺憾的是，在晚清漫長的50年改革中，在清廷中樞裡幾乎見不到這種意識。1884年之前，每一次關於改革問題的高層集體討論，無論是恭親王的奏摺，還是慈禧太后的懿旨，抑或是地方督撫的呈文，總是以洗雪"庚申之變"的恥辱為改革的終極目標，擁抱先進的技術文明（如槍炮輪船）與制度文明（如近代化公司），反而退化成實現雪恥這一目標的手段。這種本末倒置，最終發展成了1900年的「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
晚清的50年改革史中能生髮感想的細節很多，遠不止此。如"滿洲本位意識」在改革過程中一直陰魂不散；如轉型時代對掌舵者見識的要求其實遠遠大過權術；如坐而論道的批評者一旦直接參與改革事務很快便會轉變立場，等等。限於篇幅，這裡不再贅言。
對過去展開反思，往往源於對未來有所期許；追問「我們從何處來」，其實是為了回答"我們向何處去」。希望本書在這方面，能夠為讀者稍稍提供一點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