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檔案，便從港口揚長而去。所謂的浮動海關，對該商船毫無辦法。sup16/sup
奧地利商船的揚長而去引發了連鎖反應。
先是法國領事宣佈：在清廷重建一個真正的海關之前，法國商船在上海港不會繳納任何關稅，否則法國商人將在與他國商人的競爭中處於劣勢。隨後，美國領事也宣佈，依據最惠國條款，既然法國商船進出港口已免繳關稅，那麼美國商船也將享有相同的權利。英國方面，阿禮國也在1854年初向吳健彰施壓稱：「我不能無限期地為中國海關繼續徵稅，條約上我也找不到這樣的責任。"文翰也訓令阿禮國發布通告，給予英國商船與法國、美國商船同等的不納關稅的待遇。sup17/sup
作為應對，吳健彰先是在租界外的虹口重設了海關，但前往申報納稅者寥寥無幾。然後他又在白鶴渚和閔行設立了兩個徵稅關卡，兩個關卡一南一北，目的是控制內陸與港口之間的貨物流動。若英、美、法等國全面拒絕繳納關稅，吳健彰就會利用這兩個關卡對進出貨物抽稅。稅卡設在租界之外的內地，且被徵稅物件是運出或運入貨物的清廷百姓，吳健彰覺得自己有能力將徵稅活動落到實處。很快，這兩個關卡的設立就引起了英、美、法三國領事的集體抗議，理由是不在通商口岸而在內地徵收關稅違背了條約的規定，而脫離了外國領事監督的內地稅卡必會帶來漫無限制的勒索。
為了打破僵局，阿禮國提出了一個新方案，建議由"誠實精幹的外國成員與清廷當局合作"來重建上海海關。英、美、法三國領事聯合向時任兩江總督怡良提出請求：為奠定上海海關永久性的行政基礎，上海道和三國領事有必要商談締結一個協定，如此海關才能重建，英國方面才能將之前代收的關稅交給怡良。
1854年6月底，吳健彰與三國領事在崑山舉行會談。會談的結果是清廷海關將僱傭外國人，外國領事將對海關事務擁有很大介入權。比如各領事可以提名一位外國人為海關委員，上海道須按領事的提名任用。這些委員為清廷辦事，但審判其是否瀆職的法庭是混合制度，上海道臺擁有兩票，三國領事各擁有一票。外國委員擁有核查檢閱海關檔案的權力。海關檔案須由一個或多個外國委員副署才能生效。一般認為，怡良之所以同意以這樣的方式重建上海海關，是因為他急於得到英國領事控制下的欠稅，否則就得接受可能損失全部上海關稅
的現實。「外籍稅務監督制度"就此成型。
在1858年的《天津條約》附《通商章程善後條約》中，這個"外籍稅務監督制度」又發生了一些變化。首先是各個通商口岸在任用洋人一事上採取了相同的政策，原因是外商抗議該制度只施行於上海，對其他口岸的商人不公平。其次是"幫辦稅務"的洋人改由清廷方面邀請，不再由英、美、法三國領事推薦，如此一來，洋員的行為就不再代表他的國家，英、美、法三國政府也就不必承擔其行為引發的責任。稍後，南洋大臣何桂清責成英國人李泰國(horationelsonlay)負責選拔招募所有通商口岸的海關洋員。sup18/sup
1861年，清廷設立總理衙門主管洋務，僱傭有洋員的海關被劃歸總理衙門管轄。是年1月份，李泰國被總理衙門正式任命為第一任「總稅務司」。此後直到1906年，總稅務司一直是總理衙門的下屬機構。1862年，李泰國因"阿思本艦隊」事件失去清廷的信任。1863年，羅伯特-赫德正式成為清廷的海關總稅務司，在這個職位上，他一直幹到了1908年。
清廷之所以願意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裡默許海關由洋人掌控，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洋人掌控下的新式海關能提供更多的稅收。清廷傳統的海關管理模式，只要求稅關每年上繳一筆固定數額的稅款，餘者由稅關自行支配。如廣州在1842年之前，作為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其關稅正額是90萬兩白銀。五口通商後，廣州的稅額跌至從前的三分之一。啟用洋人的新海關運作模式後，1861年的廣州海關已上升至可以給清廷上繳123萬兩白銀。同期的福州海關每年可以上繳150萬兩，上海海關約為250萬兩。sup19/sup
"如果我們有一百個赫德"
有流傳的說法稱，「英國人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國海關基本上杜絕了貪腐，是大清帝國唯一沒有貪汙腐敗的衙門"。為完全沒有貪汙腐敗，當然是誇張的說法。不過，自19世紀60年代起，晚清海關確實長期對外維持著廉潔的形象。,
聘用洋人管理海關的來龍去脈，已如前文所述。這當中其實也包括對清廉的期待。具體執行此事的總理衙門大臣文祥，曾對英國代表威妥瑪如此說道：
"中國人不行，因為顯然他們都不按照實徵數目呈報。"他還拿上海道臺薛煥舉例，指責他「近三年來根本沒有報過一篇（上海海關的）賬」。-
文祥的指責不是虛言。在聘用洋人管理海關之前，關稅是「承包」給地方的，地方只管繳足中央的定額，定額之外橫徵暴斂的數額，從來無人知曉。時人估計，中央拿到的定額，不到地方實際橫徵暴斂總額的十分之一。洋人入主海關之後，降低了稅率，砍掉了大量不合理稅目，關稅收入卻躍居中央財政收人的第二位。1910年的年稅收入總額高達3450餘萬兩海關銀，而在1861年，這個數字只有區區500萬兩。•收入的激增，與機構的廉潔機制有極大關係。
洋人執掌海關後，對華人員工多有歧視。比如以洋員壟斷管理層，同職級洋員薪資遠高於華員，洋員職級晉升速度也比華員快很多……1900年後，民族主義情緒高漲，這些歧視政策屢遭輿論批評，海關內部華員也多次發起有組織的抗爭。但在清廉這個問題上，當時內外輿論基本上都是認可的，比如1933年《申報月刊》刊文抨擊海關歧視華員，卻也承認：「海關為客卿管理之最大成績，即稅收確實奉公，人良廉潔自持，幾鮮營私舞弊之惡習。」段受歧視的華員，也留有多種口述回憶資料。這些資料顯示，他們"（雖然）經歷了自主前後的海關，卻對外人代管並無惡感，並一致認為海關優良制度的建立，系因吸收了各國精華……同時這些早一兩代的人士，常撇開行政權的歸屬不談，從效率和紀律著眼，認為洋人掌權的時代，優於國人（指國民政府時代）當家"。23
海關檔案也是一個佐證。據統計，1854年至1870年，內班職員181名，有81人因考核不合格而去職，其中涉及貪腐者，僅1人而已。到
簡言之，自晚清到民國，洋人管理下的中國海關，在廉潔方面確實有著很好的口碑。這種廉潔口碑，是由英國人赫德在擔任海關總稅務司的半個世紀（1863—1908）裡實現的。
其實，赫德維繫中國海關廉潔的辦法並不複雜。說白了不過兩條：一是獨立的監督機制；二是人性化的薪酬福利體系。
獨立的監督機制，包含了如下內容：
一，架構上，海關獨立於清廷其他部門，與腐敗的清廷官場隔離。總稅務司赫德向清帝國高層直接彙報，海關內部只聽赫德之命。各海關的主要管理職位不用華人，其中一個重要理由是洋人不怕清廷地方官的干預和施壓。
二，海關內部引入獨立的監察制度。赫德拋棄傳統的中式記賬法，引入英國當時最先進的會計、審計、統計制度。這套制度,當時在英國也才實行了十年左右。這個制度引進之後，在海關內部做假賬就變得很困難了。
三，海關外部存在獨立的"監督力量"。清廷的權力部門（包括中央朝廷與各省督撫）與列強在華使領館（按條約，海關部分收入需用來償還對列強的賠款），都對海關關稅的收人與去向密切關注。1900年之後，民族危機加重，民族主義日益高漲，民間輿論將洋人執掌中國海關視為恥辱，也時刻盯著海關有無醜聞。sup25/sup
人性化的薪酬福利體系，包含了如下內容：
一，引入細緻的考核制度。以年終考績為例，各欄目分類很細，如「品行」一欄分為"才能、誠信、機敏、勤勉、服從、指揮能力、智力、幹練、能否得人尊敬、性情、禮貌」等項。各海關主管調換頻繁，而考績表嚴禁主管留底。若有主管不如實填寫，總稅務司署只需參照其他主管歷年的考核情形，即可發現端倪。考績優異者何獲得1—6個月不等的額外薪金。
二，擬定了合理的職級晉升制度。海關職位級別很多，職級晉升以資歷為主要參照標準（另有兩成空缺供擇優提拔），與薪酬密切相關；服務到一定年限，還將獲得額外的年薪。如此，員工可以清晰地預估自己的收入和職業前景。對未來擁有正向預期，可以大幅削弱人違法貪腐的慾望。
三，高薪酬和豐厚的養老金。自晚清到民國，海關職員的薪俸水平，可以說是政府機關當中最高的，至少是同級別政府職員薪俸的兩倍以上。非但如此，赫德還引入中國最早的養老金制度。這是一筆非常豐厚的報酬，與職員的操守直接掛鉤，若被發現有瀆職、貪汙行為，將被開除，養老金一分也拿不到。這種高薪，使海關經費佔到海關稅收的10%左右（同期英美各國約為4%-5%）。對優厚福利待遇的珍惜，也可以大幅削弱人違法貪腐的慾望。26
赫德曾對總理衙門大臣文祥解釋，自己之所以設計這樣的廉潔機制，是因為他不相信中國人所說的"人性本善"。他覺得人性本惡，所以有必要提升職員貪腐的風險和成本。-
有些文章與著作在談到近代海關的廉潔時，也會提到赫德本人的操守，認為赫德起到了重要的表率作用。其實，海關的廉潔機制對赫德的約束力很有
限。他是海關的最高權力，內部監察不了他，外部(如清廷)也沒有監察他的專業能力。所以也存在另一種聲音，對赫德及其親信秘書金登幹(jamesduncancampbell)是否清廉提出質疑。比如有學者發現，1878年，赫德去巴黎出差和度假，委託金登幹找了一棟帶花園的洋房，半年租金高達5萬法郎，相當於清政府駐倫敦使館1年7個月的房租。金登幹有故意抬高房價，從中拿回扣的嫌疑；金登幹在中國海關任職期間，曾違規收取佣金，且致信赫德商議「如何用公事方式花費掉」。也有資料稱，赫德在中國工作期間積攢了100萬英鎊的資產，年收入10萬—17萬兩白銀，已遠超出他的工資收入，"這麼大的數字不貪汙是掙不來的」。妥
不過，上述質疑尚難成為定論。
其實，赫德個人是否貪腐不是關鍵。他治下的晚清海關之所以能長期維持廉潔的名聲，主要是制度的力量，而非赫德個人的道德感召。可惜的是，面對革新吏治的建議，恭親王當年的回應卻是：
如果我們有一百個赫德，我們就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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