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發生了許多影響晚清歷史走向的事件。比如恭親王奕訴在這一年被慈禧太后摘掉了議政王頭銜，兩宮太后與奕訴聯合執政的雙頭體制開始崩塌。比如僧格林沁在這一年被擒軍擊斃於高樓寨，僧王的去世意味著慈禧必須更加倚仗曾國藩、李鴻章這些漢人軍事將領。
但就時代的轉型而言，這一年最重要的歷史事件當屬地方督撫們創辦了晚清第一家洋務軍工企業"江南機器製造局"。這意味著以引進西方先進器械和先進技術為核心內容的洋務自強改革正式啟動。
地方幹了中樞沒法乾的事
將西方的先進器械，尤其是軍事器械引進進來的嘗試，始於1862年。
該年，奕訴試圖通過海關總稅務司李泰國的人脈網路，自英國直接購回一支近代化艦隊。但李泰國另有盤算，他拿了清廷的錢，致力於組建的卻是一支完全由英國人掌控、只聽命於李泰國本人的私人艦隊。1863年1月，李泰國與他選定的艦隊司令阿思本（sheraidosborn,原英國海軍將領）在倫敦簽署了合同，內中第二款規定："凡中國所有外國樣式船隻，或內地船僱外國人管理者，或中國呼叫官民所置各輪船，議定嗣後均歸阿思本一律管轄排程"，意即阿思本不僅僅是該艦隊的司令官，也將是清廷所有官船（無論中央與地方）的司令官。
除此之外，合同中還有規定，「凡朝廷一切諭阿思本檔案，均由李泰國轉行諭知，阿思本無不遵辦；若由別人轉諭，則未能遵行"，「如有阿思本不能照辦之事，則李泰國未便轉諭"。這意味著，艦隊雖然是清廷出錢購買，名義上也屬於清廷，但艦隊司令阿思本只聽李泰國的指揮；李泰國名義上接受清廷
領導，但只要他不認可,就能以"這是阿思本不能照辦之事"為由，拒絕向阿思本傳達清廷的旨意，拒絕讓艦隊為清廷服務。sup3/sup
當時的東亞國家皆無近代化軍艦。如果李泰國的盤算得逞，他將會擁有一支無敵艦隊。這支艦隊可以將他送上"全東亞太上皇」的寶座。
奕近察覺到情況不對時，錢已經超支花了出去。總理衙門無法從李泰國那裡拿到有具體賬目的詳細報告，無法核查他將錢花在了哪裡。而李泰國已將合同簽署完畢，招募的600多名英國官兵也已經到位。1863年9月，阿思本率艦隊抵達天津，與李泰國聯手威脅清廷:要麼接受既成事實，要麼承受全部投入血本無歸的代價，聽任艦隊解散。這就是中英外交史上著名的"阿思本艦隊事件"。
在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burlingame)的提點與斡旋下，事件最終以軍艦送回英國由英方變價出售、李泰國海關總稅務司職務被解除告終。有統計稱，在這場鬧劇中，清廷支出白銀172萬兩，收回102.1萬兩，不算中間種種人事成本，已白白虧損了白銀69.9萬餘兩。sup2/sup
「阿思本艦隊事件"這個沉痛的教訓，讓奕訴急切地感受到清帝國有必要建設自己的軍工企業。所以，當丁日昌在李鴻章的支援下向朝廷提建議，希望引進外國船堅炮利的先進技術來建立自己的"夾板火輪船廠"時，總理衙門的回覆是極力稱讚丁日昌，說他的建議"洞見癥結，實能宣本衙門未宣之隱"二說出了總理衙門不方便說出來的心裡話。不久後，總理衙門便支援李鴻章與曾國藩，於1865年在上海成立了江南機器製造局。
這是晚清第一家以引進西方先進技術為主旨的軍工企業。
李鴻章與曾國藩是在與太平軍作戰期間，見識到西方堅船利炮之威力的。1862年，李鴻章在上海目睹洋人槍炮的精良後，給曾國藩寫信說洋人的落地開花彈"真神技也」*在另一封信裡，他還告訴曾國藩，說自己懷著"虛心忍唇，學得西人一二秘法"5的心思，已開始創設製造局。大略同期，曾國藩也在嘗試利用留美歸來的容閡的能量，請他前往美國購買一批「制器之器"。到了1865年，李鴻章設立的三所製造局，與曾國藩派容閔自美國購回的機器，全部併入新成立的江南機器製造局。
江南機器製造局誕生於地方督撫之手，而非由改革中樞總理衙門直接創
設，是有原因的。
第一個原因：改革在地方遭遇的阻力，要遠小於中央。
本書前文提到，為了培養合格的技術人才，奕訴於1866年上奏，請求在京師同文館內添設天文算學館，理由是"洋人制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6。為了堵住反對者的嘴，他還在奏摺裡宣稱西學的源頭是中學，只不過洋人心思縝密善於運思，所以現在水準高於中國。奕訴希望翰林院裡的那些編修、檢討與庶吉士們，能夠放下成見加入天文算學館，將自己培養成合格的技術人才。可惜的是，成見關乎利益，並不容易放下。朝廷要培養重用技術官僚，政治官僚不可能高興。於是，大學士兼帝師倭仁親自披掛上陣，大呼立國之道「在人心不在技藝」，痛罵奕訴的做法是「以夷變夏"，將會招致亡國滅種的危機。倭仁的身後，還有李鴻藻、翁同穌、徐桐等政治官僚結成攻守同盟，其聲勢遠非奕訴一人所能抵禦。
相對而言，由曾國藩與李鴻章這些地方督撫選派人員去學習西方技術、建設近代兵工廠，阻力就要小多了。總理衙門稱讚地方官丁日昌，說他建議搞夾板火輪船廠「實能宣本衙門未宣之隱「，緣故便在這裡。
第二個原因：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中，地方督撫的兵權、財權與人事權有了前所未有的擴張。
兵權擴張，意味著地方督撫有動力去引進堅船利炮和製造堅船利炮的技術。人事權擴張，意味著地方督撫有辦法將優秀的人才聚集到自己的幕府之中。財權擴張，意味著地方督撫在落實改革專案時有經費支援——1865年開辦的江南製造局，共耗費15萬兩白銀，但未動用中央財政分毫。其中，收購虹口美國鐵廠耗費的6萬兩白銀裡，有4萬兩來自海關通事唐國華等三人的贖罪銀，有2萬兩由上海道臺籌措。李鴻章之前設立三所製造局的資金，以及曾國藩委派容閡赴美購買機器的資金，也都來自地方，沒有向朝廷伸手要錢。7
地方自己有錢，就省去許多與中央的交涉，自然也就避免了爭論，減輕了阻力。而且，待地方督撫拿錢把攤子支起來，中央財政再給予支援，就容易多了。•
江南機器製造局的情況便是如此。該局在19世紀80年代的運作經費常年維持在70萬兩白銀以上，最多時能達到100萬兩白銀。這些經費小部分由地方督撫
籌措，大部分須由中央支援，尤其依賴海關收入的按比例撥付，早期是撥付一成，後增至二成。如果沒有來自總理衙門和決策中樞的支援，這種經費保障是做不到的。有學者如此總結道："可以認為清政府內部無論是地方大員還是中樞王公大臣，對於江南製造局這個最重要的軍工企業還是非常重視的，在核心的撥款問題上一直予以支援，即使在經費最為困難的情況下也沒有大規模削減其經費--至少截至1904年是如此。」8
除了引進西方的器械和技術，清廷在1865年還嘗試引入國際法--該年初，300部由總理衙門大臣作序的《萬國公法》被分發給各省督撫，供他們在處理外交問題時參考。這一舉動,意味著清廷雖仍固守"華夷秩序」，但也已開始意識到條約與國際法在外交中的重要性。
以奕訴為首的總理衙門高層，之所以會對《萬國公法》感興趣，既與傳教士丁魅良的大力推薦有關，也是因為1864年發生了"李福斯事件」。
該年春，普魯士首任駐華公使李福斯（guidovonrehfues）乘軍艦由天津人北京，計劃赴總理衙門面見奕近呈遞國書。當時，普魯士與丹麥正處在戰爭狀態。李福斯在大沽口見到了三艘丹麥商船，遂直接將其扣押。剛剛接觸到《萬國公法》的奕訴，以書中所載國際法為依據譴責李福斯，說他在中國洋麵扣留他國船隻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揚言此事若不能得到合理解決，總理衙門將拒絕接待李福斯一行。李福斯無奈，只好派人到總理衙門道歉，承認此事「咎在我國」。9
「李福斯事件"讓奕訴見識到國際法確實有助於外交。於是，在1864年8月，他正式奏請朝廷批准印刷《萬國公法》。奏摺中特意舉了「李福斯事件"為例：
臣等查該外國律例一書，衡以中國製度原不盡合，但其中亦間有可採之處。即如本年布國（普魯士）在天津海口扣留丹國（丹麥）船隻一事，臣等暗採該律例之言與之辯論，布國公使即行認錯，俯首無詞，似亦一證。sup10/sup
遺憾的是，或許是為了減輕朝野輿論阻力，奕訴在奏摺中僅將《萬國公法》定性為一種與洋人對抗的工具，其價值僅在於內中"頗有制伏領事官之
法」，有助於「借彼國事例以破其說」。換言之，清廷只有在與外部世界發生糾紛時才會參考《萬國公法》中的條款，以便用洋人的盾來抵禦洋人的矛；至於平常時日，仍是「中國自有體制，未便參閱外國之書"。"
勸化英夷讓他們改邪歸正
身在中樞的奕訴小心翼翼力求站穩「中國自有體制"的立場，身在地方的李鴻章卻正越走越遠。
1864年，李鴻章致信總理衙門稱"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此時，李鴻章的立場與奕圻的"中國自有體制」之說尚無分別。但在之後不斷的"買買買」中一一在長約30年的漫長時間裡，李鴻章一直是近代軍事器械和軍事技術的忠實採購商--他對近代器械與技術的認知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比如他漸漸明白，僅靠購入先進武器是不夠的，還需要培養與之相適應的具備近代軍事技術與軍事理念的人才："西洋水陸兵法及學堂造就人才之道，條理精嚴，迥非中土所及。」i3北洋海軍留洋管帶群體、天津水師學堂等，都是這種認知進化後的產物。
軍事之外，李鴻章也在思考一些政治與經濟問題。比如歐洲列強普遍疆土狹小，卻"歲入財賦，動以數萬萬計"；清帝國疆域遼闊，卻是「積弱患貧」，財政收入捉襟見肘。李鴻章對此深感困惑，希望找出原因。他早年認為答案在於列強有"煤鐵二端"，後來他的看法有了變化，認為"欲自強，必先裕餉；欲浚餉源，莫如振興商務」\也就是意識到了以工商業立國的重要性。基於這種認知，李鴻章開始扶植紳商，支援他們購置機器創辦織布局之類的民用企業。在給朝廷的奏摺裡，他成了"民富方能國強」理念的支援者：
古今國勢，必先富而後能強，尤必富在民生，而國本乃可益固。sup15/sup
至晚到19世紀70年代末，李鴻章已經拋棄了"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的舊觀念。當郭嵩煮於1877年致函李，向他詳細介紹歐洲的議政體制時，李鴻章已可頗為自信地回覆稱自己對這些東西也有一些瞭解："西洋政教
規模，弟雖未至其地，留心諮訪考究幾二十年，亦略聞其詳。」16同時還在信中感嘆自己提倡的種種改革措施，包括開煤礦、修鐵路、設電線、添洋學等，均難得到朝野的支援，故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