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功效茫如捕風，而文人學士動以崇尚異端、光怪陸離見責，中國人心，真有萬不可解者矣。sup17/sup
由"師夷長技」出發，李鴻章的認知能達到這樣的水準，其實是一種水到渠成--近代文明是個有機統一的整體，李鴻章辦洋務雖僅從引入軍事技術與先進武器入手，但軍事技術與先進武器勢必關聯機器製造業等領域，這些領域又勢必關聯鐵路與開礦等事，上述種種又勢必需要革新教育制度來提供人才支援；而欲革新教育制度，又關係到科舉興廢等根本性的制度改革。李鴻章搞了三十多年洋務，慢慢獲得上述認知，不是什麼奇事。
可惜的是，李鴻章等人無力讓實踐與認知同步。19世紀60年代，京師同文館欲引入近代天文與數學課程，朝野內外便責難之聲四起，紛紛鼓吹大清的立國之道是禮義而非權謀，說什麼真正的強國之術在於人心而非技藝。李鴻章與曾國藩於19世紀70年代合作推動的幼童留美，後來也被迫於1881年中止。那些歸國的幼童成了朝廷眼中的"思想犯」，一度被施以嚴格的人身監控。引入近代學問難，單純引入近代技術成果也難。鐵路建設便是一個典型案例。李鴻章等人自19世紀60年代即籌劃引入鐵路，結果屢被朝廷以打壓舟車運輸、奪小民生計、便利敵軍深入國境等理由駁回，言官們扣下來許多帽子，如"似為外國謀，非為我朝廷謀也"，「無非為肥己進身之地，而置國家利益於不顧也」i8之類。
這自然是因為，在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清帝國朝野的多數知識分子仍深陷在傳統的"治國平天下之術"中難以自拔。他們普遍懷有一種文化優越感與制度優越感，視洋務為不足道的奇技淫巧。1876年，郭嵩煮赴英擔任公使，經學家王闓運聞知後寫信諄諄告誡郭，要他到英國後承擔起時代的責任，用「聖道"規勸英國人改邪歸正：
海島荒遠，自禹墨至後，更無一經術文儒照耀其地。其國俗學者，專己我慢，沾沾自喜，有精果之心，而併力於富強之事。誠得通人開其蔽誤，告以聖道，然後教之以入世之大法，與之論切己之先務，因其技巧，以課農桑，則炮無所施，船無所往，崇本抑末，商賈不行，老死不相往來，而天下太平。此誠不虛此一行，比之蘇武牧羊，介子刺主，可謂狂狷無所裁者矣。sup19/sup
王闓運這番話的大意是：英國這地方乃是荒遠的海島，從來不曾接受過「經術文儒"的教育和薰陶。所以這個國家的風俗不太行，民眾都在追求一些錯誤的東西。如果有「通人」能夠幫助他們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傳授他們「聖道」，傳授他們「入世之大法"，讓他們拋棄商船迴歸農桑，走上"崇本抑末，商賈不行，老死不相往來"的太平盛世之道，那麼，你郭嵩煮就可以說是真的不虛此行，就可以與蘇武、傅介子這樣的古人相提並論。
王闓運還在信中鼓勵郭嵩煮，說"奉使稱職，一時之利；因而傳教，萬世之福」2。，你去英國做公使，做好了只有一時的好處；如果你把中國的「聖道」傳給英國人，那才是萬世的福音。王迫切地希望郭到了英國之後，將主要精力放在啟蒙英國人這件事情上，努力引導英國成為歐洲版的清帝國，努力將英國人的思想境界提升至與清帝國士大夫相同的境界：
誠為之告以佳兵之不祥，務貨之無益，火器能恐人而不能服人，馬（碼）頭利紛爭而不利混一，鐵路日行萬里何如閉戶之安，舟車日獲萬金不過滿腹而飽。21
此信大意是：你要努力讓英國人明白，厲害的兵器是不祥之物，孜孜於物質追求也沒有好處，火器能恐嚇人但不能讓人信服，碼頭會帶來紛爭不利於人心統一，鐵路日行萬里不如關上門安安穩穩待在家中，輪船火車每日獲利萬金也比不上將肚子吃飽。
王闓運的這些話，今人讀來只會當成笑話。但在當時，它不，是笑話，而是一種延續已久的自信，是多數知識分子的共識。這種自信與共識，對晚清的自強運動而言，是一種持久綿長的阻力。恭親王一面印刷《萬國公法》，一面聲
稱"中國自有體制，未便參閱外國之書"的緣故，大約也在這裡。
用魔法是打敗不了魔法的
王闓運的這種自信，不是突如其來的。
早在明末清初，利瑪竇、南懷仁等傳教士攜西學來華，知識分子們便喜歡以"老子化胡」式的想象來理解西學，以保持對中學的自信。比如黃宗羲曾說"勾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22,他發現傳教士輸入的畢達哥拉斯定理與中國的勾三股四弦五之術相通，遂認定是西方人"竊」了中國的勾股之術。黃無視了"各自獨立發現」的可能，也忽略了理論提煉與現象覺察之間的差別。
類似的論調，也見於與黃宗羲同時代的王夫之、方以智、王錫闡等人。王夫之在談論西洋曆法時，曾說"西夷之可取者，唯遠近測法一術，其他皆剽襲中國之緒餘，而無通理可守也」?3；方以智說，西方曆法雖然精準，"其皆聖人之所已言也」，其實都是中國古已有之的東西，只是後人不爭氣失傳了，「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才被夷人撿了去發揚光大2\王錫闡則稱，西方曆法的創新優異之處「悉具舊法之中"，老祖宗的舊法裡其實都有，「西人竊取其意，豈能越其範圍？」"
黃宗羲、王夫之、方以智這些人，都是無權無勢的在野學者，影響力終究有限。真正讓"西學起源於中學"這個說法成為不容置疑的定論、成為舉國知識分子必須信奉的常識的人，是康熙皇帝。
眾所周知，康熙皇帝曾向來華傳教士學習過數學、地理與天文曆法等知識。但康熙的「好學"並非對知識本身存有興趣，而是緣於強烈的政治目的，扼要說來，就是為了折辱漢人知識分子，以消滅他們在"學問」方面擁有的對滿人的心理優勢。故此，康熙自傳教士處學得一些天文曆法知識後，轉頭就會將李光地等人召來，要當著這些漢人知識分子的面，證明《堯典》之類的古籍是錯的；康熙自傳教士處學瞭如何以數學方法計算河水流量的知識後j也會轉頭召叢集臣當場示範，使群臣們"得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從而達到折辱漢人知識分子的目的。姚念慈在《康熙盛世與帝王心術》一書中，如此總結康熙這種做法造
成的最終局面：
至康熙後期……學術領域中的領袖，也只有玄牌一人。他自恃周知萬物，又無書不覽，學術已凌駕漢人之上，意得志滿之態往往難以掩飾。……玄沸雖不承認自己生而至聖，但學而至聖，他是當仁不讓的。sup26/sup
借傳教士的學問來打擊漢人知識分子的同時，康熙又以"西學起源於中學」來打擊傳教士。他親‘自參與寫了一篇《三角形推演算法論》，明確宣稱西方曆法起源於中國，是從中國傳過去的，西人學到之後，代代增補修繕，所以才會比中國本土所傳要精密一些。其論文原話是：
歷原出自中國，傳及於極西，西人守之不失，測量不已，歲歲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求也。sup27/sup
上有康熙負責給出"正確結論」，下面自然會有御用學者負責「搖尾論證」。於是，"西學起源於中學」之說，便成了康熙時代不容挑戰的常識。號稱康熙朝「歷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便是"搖尾論證」者之一。梅得到李光地的開示28,先是熱烈歌頌康熙的見解，說皇帝的研究獨步古今，此前歷代學者"皆所未及"2。然後又全力幫助皇帝"論證"西方天文學即中國古代的"周髀蓋天之學」，還腦補出了一條「合理"的文明西傳之路3。。梅一再向人表態，說自己對皇帝提出的"西學源於中學」之說拜服得五體投地：
伏讀御製《三角形論》，謂古人曆法流傳西土，彼土之人習而加精焉。大語煌煌，可息諸家聚訟。31
伏讀聖制《三角形論》，謂眾角犢心以算弧度，必古算所有，而流傳西主。此反失傳，彼則能守之不失且踵事加詳。至哉聖人之言，可以為治歷之金科玉律矣。以-
同樣必須佩服至五體投地者，還有宮中的傳教士。據梅文鼎之孫梅轂成
說：「我朝定鼎以來，遠人慕化，至者漸多。湯若望、南懷仁、安多、閔明我相繼治理曆法，間明算學，而度數之理漸加詳備。然詢其所自，皆雲本中土流傳。」"—無遠弗屆、不容置疑的皇權高高在上，面對"你們的歷法學問來自哪裡？"這樣的問題，傳教士們除了重複康熙的御定結論，很難有膽量給出別的回答。
內有"學術界」擁護，外有傳教士認同，「西學起源於中學」之說很自然地成了康雍乾嘉時代的主流論調。該論調囊括的範圍也越來越大，不再僅僅侷限於曆法。比如活躍於嘉慶道光時代、兼具學者與官員身份的阮元，便宣稱西方傳教士帶來的哥白尼地動日心說有可能源自張衡的地動儀："張子平（張衡）有地動儀，其器不傳。舊說以為能知地震，非也。元竊以為此地動天不動之儀也。然則蔣友仁之謂地動，或本於此，或為暗合，未可知也。"34按阮元的理解，張衡的地動儀並不是用來測試地震的，應該是一種"地動天不動之儀」，與傳教士蔣友仁帶來的"地動說"是一回事，後者或許源自前者，或許是各自獨立發現。活躍於嘉慶道光時代的鄒伯奇，則"論證"得出了「西學源出墨子"的結論：「西方天學……盡其伎倆，猶不出《墨子》範圍。……《墨子》俱西洋數學也。……故謂西學源出《墨子》可也。"35
鄒伯奇的這項「發現」俘獲了眾多晚清知識分子。光緒年間出使西方各國的薛福成，即認定「泰西耶穌之教，其源皆出於墨子"，不但西方的光學、力學與機器船械之學來自《墨子》，連"舉旗燈以達言語之法」與「千里鏡、顯微鏡"，都不出《墨子》的範圍%。薛福成還說，西方的星算之學，也源自中國的《堯典》與《周髀》；西方的火輪船，則是中國的"木牛流馬遺法"37。大略同期，馮桂芬、鄭觀應、王韜、陳熾等人，也均宣揚過"外人晚於中國，必定拾我之牙慧」38"西法固中國之古法」39"西法之本出乎中」4。等論調。當然了，較之康熙、阮元和鄒伯奇這些人，這批晚清知識分子高喊"西學源於中學」，多了另一個目的，那就是以此來論證向洋人學習，也就是"師夷長技"是具備合法性的——既然西學源於中學，那麼向洋人學習也就不存在什麼"以夏變夷」了，不過是"以中國本有之學還之於中國"\這有什麼可反對的呢？
也正因為部分晚清知識分子刻意將"西學源於中學」之說與改革的合法性關聯了起來，所以道咸同光時代的"西學源於中學」之說，較之康雍乾嘉時代
的「西學源於中學"之說，又有了一個明顯的區別，那就是：後者主要集中在科學技術層面，前者卻已擴張至思想文化與制度建設層面。比如出使日本的黃遵憲，雖認定西方文明「源流皆出於墨子"，但他論述的重點已擴充套件至「天賦人權"這種理念。在他看來，西方文明的源流全在墨子，講人權源自墨子的「尚同」；講「愛鄰居如愛自己"源自墨子的"兼愛"；講上帝和靈魂則源自
墨子的"尊天明鬼"。黃的原文如下：
餘考泰西之學，其源流皆出於墨子。其謂人有自主權利，則墨子之尚同也。其謂愛汝鄰如己，則墨子之兼愛也。其謂獨尊上帝，保汝靈魂，則墨子之尊天明鬼也。奴
再如出使歐洲的薛福成，他對西方近代政治架構有頗為直接的瞭解，遂在日記中宣稱，中國在堯舜時代就是民主制度，「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為君」的古代傳說即"今之民主規模也」心；西方的學校、醫院、監獄、街道，均存有中國的「三代以前遺風」必；上下議院制度也可以在中國古代找到源頭。總之，西方政教凡「合於我先王故籍之意者""，國家都很強盛，反之則亂象頻生。
從康熙式的自大到王闓運式的狂妄，清帝國的知識分子在長達百餘年的時間裡，與整個外部世界是脫節的。馮桂芬、鄭觀應與薛福成們反向利用「西學源頭是中學"之說，來為改革拓寬空間，也不過是一種飲鴆止渴之術--正因為大多數晚清知識分子仍堅信"西學源頭是中學」乃不容置疑的真理，馮桂芬、鄭觀應與薛福成才不得不出此下策，試圖"以魔法打敗魔法」。
及至甲午年洋務改革破產，嚴復痛定思痛，終於撰文《救亡決論》，正面痛批「西學源頭是中學"這種謬論。他說，某些人自居名流，對西學並非真的瞭解，只憑著轉述耳聞，再從中國古書之中搜獵相似言辭，就敢放言說什麼
"西學皆中土所已有"。這種人實在是「其語近誣，誣時討厭"，不但可笑，還說明中國的民智狀況實在是糟糕透頂。嚴復在文章裡仰天長嘆:，
有此種令人嘔囉議論，足見中國民智之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