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是日本啟動明治維新的年份。明治天皇頒佈詔書說，日本決定走"萬機決於公論」之路:要開啟國門"廣求知識於世界」。
對清帝國而言，1868年同樣也是一個"廣求知識於世界"的大好機會。在美國人蒲安臣的推動和率領下，清廷組建了第一支正規的外交使團，啟程前往歐美。
奕訴不敢獨斷，追求集體決策
向歐美派遣外交使團，與即將到來的「修約"有關。
所謂「修約」，即國與國之間建立以條約為基礎的近代外交關係。自然，這要求清廷必須拋棄傳統華夷觀念下的羈縻之道。1868年是清廷與英、法、俄、美四國定好的《天津條約》修訂之期（修訂範圍包括通商、徵稅、居住、傳教等諸多方面）。為應付這次修約，清廷組織封疆大吏，做了兩次外交政策大討論。］
第一次是在1864年。因為距離修約日期還有一段較長的時間，地方大員們意見空泛，談來談去無非是朝廷若能自強，則洋人必不敢生事，沒有多少可以落實的具體建議。與清廷關係密切的赫德與威妥瑪，則針對此前種種不守條約的情況，向總理衙門呈遞了《局外旁觀論》與《新議略論》，希望清廷遵守條約，進行外交改革，以適應國際環境。經過討論，總理衙門部分接受了他們的意見，也承認了正視與遵守條約的重要性。
第二次是在1867年。修約之期就在次年，總理衙門再次給各省將軍督撫下發檔案徵求意見。奕訴在檔案裡說：自道光二十年（1840）以來，傳統羈縻之道在應付「夷務」方面越來越乏力。這次修約，如果洋人的要求實在太過分，
「萬不可行」，朝廷自然不會遷就，就算與洋人決裂也在所不惜，總理衙門也不會有別的意見。但決裂要有預備，目前的預備並不充分，所以只要還有可能，便「無妨暫事羈縻」，不如還是暫時與之訂立條約，"以待異日之自強」，繼續韜光隱晦等待國力變強。簡而言之就是，條約要修，但具體如何去修，總理衙門不想獨斷，希望有一個集體決定。畢竟，獨斷也就意味著要獨自擔責。2
反饋回來的意見，大體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以奕謂、奕磔等皇族為代表。他們承認眼下打不過洋人，也理解「現在必應羈縻"這種策略，但既然朝廷與洋人"將來必應決裂"，也不妨利用"臣民義憤"將洋人曲線驅逐出境。奕謖提供了一種具體辦法。他說，大清百姓之中必有"感慨悲歌之士」願意為朝廷分憂，朝廷應該指示地方督撫，想方設法鼓動這些"以滅夷為志」的百姓，讓他們去焚燒洋人的教堂，搶劫洋人的貨物，誅殺來華的洋商，鑿沉洋人的艦船。如果「夷酋"來總理衙門控告，我們就用「查辦之詞以緩之」，拿「一定嚴厲查辦」來應付他們q然後再一天一天拖下去，「日久則以大吏不便盡治一省之民為詞以絕之」，以地方督撫沒辦法管控住轄下每一個百姓為由，將所謂的處理拖到天荒地老。奕譚說，如果各省都這樣幹，會比用軍隊擊敗洋人更有效。3
另一類以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等地方督撫為代表。這些人的主張是，目前形勢所迫，只能與洋人修約以維持和平關係，萬全之策「則自強而已"，只有改革自強這一條路。李鴻章還對激進派的驅洋策略大潑冷水，說"民心"是靠不住的，與洋人作戰「未有不恃兵而專恃民者」，只能依賴切實的軍隊實力，不能依賴虛幻的民心。他還說：自己統帥軍隊圍剿捻軍尚且感覺吃力，「奚敢侈言遠略」--哪裡敢奢談什麼驅逐洋人的長遠計劃；即便要戰，「目前兵力財力固有未逮」，也是不可能贏的。4這些都是李鴻章的真心話。十年之後，他在給友人的私函中仍堅持相同的看法："施之與洋戰……不但淮軍文武無此可靠之才，九州內亦少中意者")
總理衙門綜合所有回奏得出的結論是：與洋人講和，對洋人役防，二者不可偏廢。現在還不是與洋人決裂的時候，得繼續用條約對他們實施「羈縻"。為了利用好條約外交這一武器，知己之外還須知彼。於是，派遣一個正規的外
交使團出使歐美，就被總理衙門提上了日程。此事也在1867年由總理衙門下發檔案，向各省督撫將軍徵求意見。
總理衙門在檔案中說，西洋各國都已按照條約互相派駐了使節，只有我大清還沒有。各國駐華使臣多次要求大清在外國派駐使節，本衙門的回覆一直是：各國在華有傳教通商之類的事情要辦，所以需要派駐使節；大清在外國並無應辦之事，所以無須派駐使節。但這樣做的後果是，這十多年來，「彼於我之虛實無不洞悉，我於彼之情偽一概茫然"，這不符合兵家的知己知彼之道。而且，外國使臣在我大清任性胡為，我們在外國卻沒有使臣，就沒辦法向外國政府直接提出詰責，這也是個大問題。但派遣駐外使節也有兩大難處。第一是遠涉重洋，很少有人願意去，去了之後要吃要喝要辦公，費用也不小，而且分駐各國，花銷更大，籌款也更加不容易。第二是語言文字不通，萬事都要仰賴翻譯，也沒有辦理外交事務的專業人才。勉強派一些人出去，搞不好會變成中行說那種"漢奸"（中行說，西漢文帝時人，因不滿漢朝，出使匈奴後轉而利用自己對漢朝的瞭解幫助匈奴侵略漢朝）。去年本衙門派了斌椿帶著幾個同文館學生去歐洲遊歷，體察他們的風土人情。但這種事情"未可再為仿照"，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搞。對外派遣使節這件事又非常緊要，「未可視為緩圖」，不能一直拖著不解決。所以，「究應如何亦希公商酌定"，請眾人一起來討論，看看這個事情究竟該怎麼辦。6
細細體察總理衙門檔案裡的遣詞造句，可以發現其基本立場是主張對外派駐使節。但「夷夏之防「深深地鐫刻在大清朝野知識分子的腦殼之中，也深深影響著朝堂政務的實際運作。為免成為眾矢之的，奕祈們只能小心翼翼避開「獨斷」，欲向各省督撫將軍們尋求一個集體決策。
除了對外派駐使節，總理衙門還在這份檔案中列舉了如下問題，請各省督撫將軍一同商議：
一、外國駐華公使以何種禮儀覲見皇帝？
二、是否應該興辦"銅線鐵路"？,、
三、內地是否可以允許設立通商行棧，內河是否可以允許航行通商輪船？
四、是否可以允許洋人在華「販鹽挖煤"？
五、如何應對洋人在華「開拓傳教"？
這大體可以理解為：總理衙門希望將中樞之臣與地方督撫將軍都拉到討論中來，以集體決策的方式，來擬訂一份全面的改革方案。
不過，總理衙門最終未能等待所有督撫將軍提交反饋，便於1867年底做出決定：由美國人蒲安臣為領隊，率一個正規使團前往歐美。這可能是因為蒲安臣已卸任美國駐華大使，返回美國的日期將近，已不容總理衙門繼續拖延等待地方督撫們的回覆。同時清廷內部又找不出合適的領隊之人，必須仰仗蒲安臣的幫助。這也導致兩江總督曾國藩、湖廣總督李鴻章與直隸總督官文等人的反饋奏摺，變成了"事後表態」。曾國藩的意見是，派使團出洋是好事，此後對外使節應該源源不斷，即便有很多人不合格，其中也肯定會有蘇武、班超這樣的人才。7李鴻章也說，由蒲安臣幫助大清率使團出使歐美甚好，總理衙門制定的辦法「至為周密」。8官文的立場略微模糊，他贊同總理衙門所說的無駐外使節有種種弊病，也贊同總理衙門派使團"赴泰西諸國遊歷"，但覺得這種事"偶一為之"就好，不必弄成制度性的東西。9
皇帝的面子也是國體的一部分
1868年2月，清帝國的第一支正規外交使團自上海出發。6月抵達華盛頓；9月抵達倫敦。1869年1月抵達巴黎；9月前往瑞典、丹麥和荷蘭；10月抵達柏林。1870年2月抵達聖彼得堡，23日，勞累過度的蒲安臣驟然離世；10月，使團返回中國。
使團的人員構成是這樣的：美國人蒲安臣被清廷任命為「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是使團的領導者；英國人柏卓安與法國人德善被任命為左右「協理」，充當蒲安臣的副手；中國官員志剛、孫家毅隨行，另有秘書隨員20餘人。
由歐美人士率領一支清廷外交使團出使歐美，可謂鮮見的外交奇景。組建這個奇特使團的決定是在1867年底公佈的，當時北京外交界為之譁然。蒲安臣本人也有些意外，在清廷的正式任命釋出之前，他並沒有接收到很明確的
暗示。
上海的英文報紙《北華捷報》認為，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是促成此事的重要推手：
這一決定……乍聽之下……當時使我們不能相信……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無論發表得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是經過長期和縝密考慮的。我們的記者說，、「此事是同赫德商議之後才提出的"。我們相信，這個計劃是發自赫德的頭腦。sup10/sup
查《赫德日記》可知，他不是此事的直接提議者，但可以算間接的推動者。因為他長期敦促總理衙門向歐美各國派遣使節，總理衙門也曾就蒲安臣使團一事徵求過他的意見：
向海外派遣代表的問感，竟成為我在每次前往總理衙門時一定要談論到的事情……幾天以後，在總理衙門的宴會中，柏卓安告訴我，總理衙門已經在考慮派蒲安臣為前往各條約國家的代表，並問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當即說這種想法應當予以支援，第二天，我前往總理衙門極力表示贊同。sup11/sup
赫德贊成此事，是因為他一貫主張清廷應儘快從離群索居中脫離出來，多在國際上主動發出聲音；清廷必須在歐美各國的首都設定使節，以便及時準確地將意見轉達給歐美各國政府，而不是扭扭捏捏地由駐北京的歐美國家使節代為轉達。這些意見，與主持總理衙門的奕訴產生了共鳴。
但赫德與總理衙門的這種共識，並不足以將美國人蒲安臣推上清廷使團領導者的地位。造成這一奇特任命的根源，是清廷基於"華夷秩序"的另外一層考量。1858年的《天津條約》規定了清廷與歐美各國可以互派使節。但多年來只有歐美國家單方面對華遣使，清廷沒有任何動靜。這種毫無動靜，正是為了維護"華夷秩序"而採取的鴕鳥政策。華夷外交在禮儀上強調、「天朝上國"的榮耀（跪拜），近代外交在禮儀上強調國與國之間的平等（握手鞠躬）。不向歐美各國派遣使節，就回避了禮儀衝突。迴避了禮儀衝突，也就回避了近代外
交對傳統華夷秩序的挑戰。清廷以各種軟性手段來抵制歐美各國駐華使節「覲見皇帝與兩宮太后"，也是基於相同的原因。
一方面，為了應付修約，必須對外派遣使團；另一方面，又不願放棄華夷秩序下的天朝榮耀。於是，讓外國人來作清廷使團的領導者，就成了二者兼顧的最好辦法。正如總理衙門在奏摺中所言：
用中國人為使，誠不免為難；用外國人為使，則概不為難。12
為什麼用外國人就不為難？原因很簡單：一、讓清廷子民做團長出訪歐美，自然不能跪拜歐美各國君主與政府首腦，否則就是丟了天朝上國的臉面；但清廷子民在歐美不跪拜，清廷這邊也就不好再要求歐美駐華使節以跪拜之禮覲見清朝皇帝。二、讓歐美人士做團長出訪歐美，行跪拜之禮，無損天朝上國的榮耀；他不行跪拜之禮，洋人們也沒法拿來說事，因為清廷也可以說該行為不代表天朝上國的意志。總之，無論發生什麼，清廷都有話可以說，都有理可以佔，都能保住面子--清廷不認為這只是面子問題，總理衙門在奏摺裡用了"國體"一詞，當然也可以這樣理解：對清帝國而言，皇帝的面子也是國體的一部分。
為避免糾紛，清廷還給使團擬定了諸多訓令。在"禮儀問題」上有如下具體指示：
一、可免行禮者儘可能免，待將來談判落定再說。
二、須按照歐美各國禮儀無法推託者，須提前嚴正申明這是西方之禮，與清廷制度不符，"中國無論何時，國體總不應改」。
三、蒲安臣因歐美人身份受到各國禮儀上的"優待"時，希望蒲能「將中國體制先為宣告"，以免將來各國跑來責備大清"無報施之禮」，要避免各國使節藉機拿"我們都沒讓蒲安臣跪拜"來說事。
四、"無論何項大小事件」，蒲安臣都必須告知志剛和孫家轂二人。清廷還給蒲安臣、志剛與孫家轂各發了一枚木質關防，賦予他們分別向清廷彙報情況的權力，以互相牽制。總理衙門還告誡志剛和孫家毅：到了海外後，要儘量
避免覲見各國君主，不小心偶然遇到也儘量不要行禮。總之，不能給那些駐華外國使節抓到把柄。i3
蒲安臣對這些訓令頗不以為然。總理衙門建議使團不要將國書直接遞給歐美國家的政府首腦，以迴避跪拜與鞠躬之爭。蒲安臣在美國卻接受了約翰遜總統的接見並向其親遞國書，遞交國書時行的也是鞠躬握手之禮。之後在英、法、瑞、丹、荷、普、俄等國，皆是如此。因為蒲安臣是外國人，隨行歷練的中國官員志剛和孫家轂；倒也不覺得握手鞠躬太過丟臉。志剛在日記裡寬慰自己：「禮從宜，使從俗，亦禮也。」m
事後來看，以洋人為欽差大使這一奇策，在維護天朝上國的面子這件事情上，確實收到了奇效。英國駐華公使阿禮國於1869年向總理衙門遞交照會，以蒲安臣使團在歐洲行握手鞠躬之禮為由，要求清廷准許各國駐華使臣也以握手鞠躬之禮覲見同治皇帝。總理衙門的回覆是：一是蒲安臣是洋人，他的行為沒有可比性，現實仍是中外國情不同，禮節亦不同；二是皇帝年幼，太后攝政，不方便接見。sup15/sup
這番氣定神閒的回覆，頗能給人一種「山人早已料定"的感覺。
美國人病逝於中國欽差使節任上
讓外國人擔任使團首腦，無疑是一樁極為危險的事情。
清廷在這方面有過慘痛的教訓。那是5年之前，清廷試圖通過英國人李泰國，自英國購回一支現代化艦隊。李泰國拿了清廷的錢，卻致力於組建一支名義上屬於清廷，實際上只聽命於自己的私人艦隊，結果釀成了讓清廷損失慘重的"阿思本艦隊事件"。蒲安臣能得到清廷的信任，恰是因為他在"阿思本艦隊事件"中給了清廷許多提點，且以美國駐華公使的身份參與斡旋。這些提點與斡旋，是清廷得以控制事態、及時止損的關鍵。但即便如此，讓一個外國人做欽差大臣仍有風險。所以清廷必須感到慶幸，慶幸蒲安臣不是李泰國。
使團的第一站是美國。
蒲安臣本就是美國人，在這裡有著得天獨厚的人脈資源。在舊金山，他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