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發揮了演講特長，對外界說：自己此番出使，意味著清帝國已經走上了進步的道路，這個偉大民族向近代文明伸出雙手的時機已經降臨，這樣的日子已經來到。在紐約，他繼續鼓舞歐美世界與清帝國接觸，說清廷已經睜開了她的眼睛：
她……站出來，向你伸出手。她告訴你，她樂意在她悠久的文明上嫁接你的文明……她告訴你，她樂意與你做生意，買你的東西，向你出售商品……她邀請你們的商人，她邀請你們的傳教士。sup16/sup
有論者認為，蒲的這些言論"並不是完全符合事實和負責任的"0。確實，蒲口中的那個張開雙臂擁抱世界的清廷，在當時並不存在。上海的英文報紙《北華捷報》也認為，"奢談什麼古老的東方帝國張開雙臂歡迎最年輕的西方國家，她的臣民焦急期待進步的新時代和西方的啟蒙等等」，都是荒謬絕倫的事情，"事實上，帝國官員與臣民都害怕任何的變革，不在中國居住的人不可能認識到中國大眾（無論窮富）對政治所持的漠視態度"。sup18/sup
這些誇張的言辭，確實有些不負責任。如果有人受到蒲安臣的鼓動前往19世紀60年代的清朝尋夢，他大機率會感到失望。蒲安臣當然也知道，清廷內部仍是教案頻發，並不存在"她邀請你們的傳教士"這種事情。但他的這些話也並不全然是信口胡言。作為一名駐華公使，他長期與奕訴主持的總理衙門往來，對奕祈主持下的這場改革是懷有很大期望的，他願意接受總理衙門的邀請出任清廷使團的團長，與這種期望也是有關係的。他的言辭裡那個張開雙臂擁抱世界的國家，與其說是龐大的清廷，不如說是那個小小的、他最熟悉的總理衙門。那張開雙臂擁抱世界的清廷不在當下，而是蒲安臣對未來的一種期盼。
當然，蒲安臣也沒有忘記清廷交付的使命。在公開場合，他不止一次說過類似意思的話："我希望中國的自治能夠得到保持，我期望她的獨立能夠得到保證，我期望她能夠得到平等的待遇，從而使她能夠得到與所有國家同等的權利。"」9•
使團在美國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蒲安臣條約》。條約中，美國保證不干涉清廷內政，另有涉及保護華僑、自由移民、宗教信仰自由等條款。尤為重
要的是，美國政府在條約簽訂之後，即知會其他國家，表示美國將不承認任何干涉清廷內政的行為，且要求美國駐歐洲各國公使協助蒲安臣使團順利完成此次出訪。故梁啟超稱讚該條約「實最自由最平等之條約」2。，蕭一山也認為這是
"中外訂約以來最合理之事"sup21/supo清廷日後用來抗議美國排華的法律依據，也是該條約。有些美國人則批評蒲安臣，說他為了討好加州一小撮人道主義者和政客，"拱手把美國讓給成群的亞洲人」22。
值得注意的是，《蒲安臣條約》的簽訂存在擅作主張的成分，因清廷並未授權蒲安臣與美國具體磋商，然後達成這樣一份條約(蒲安臣與美國政府簽訂條約是在1868年7月，總理衙門批准承認該條約是在1869年11月)。當然，也不能說蒲安臣完全是在恣意妄為，畢竟，清廷給他的訓令裡，也有遇到"彼此有益無損事宜」可由蒲與志剛等人協商，再報送總理衙門批准辦理的規定。在這種模糊的規定裡究竟要走出多遠，既取決於蒲安臣的操守，也取決於他的野心。23
1868年9月，使團抵達倫敦。
因《蒲安臣條約》中「不干涉內政」一條有直接針對英國的意圖，英國朝野對待使團十分冷淡，部分媒體甚至抱有敵意。直到10月份，使團才得到機會禮節性拜會了外相斯坦利(edwardhenrystanley)；到11月份，才在一種冷清的氣氛中獲得維多利亞女王的接見。
恰在此時，國內發生了「揚州教案」。英國駐上海領事麥華陀(walterhen-rymedhurst)調軍艦開往南京威脅兩江總督曾國藩。清廷交涉數月無果，遂令蒲安臣使團借訪英之機，直接與英國政府交涉。依賴蒲對歐美外交規則的熟悉，交涉成功，武力衝突被化解。中英兩國還訂下協定：此後再發生同類事件，即按此次的辦法處理，「不得擅調兵船向地方官爭執"sup2/sup\英國外交部也發表官方宣告，承認擅自調兵威脅中國地方官員的行為欠妥，重申尊重中國的主權和司法權，但保留使用武力"以便保護(英國民眾)生命財產受到迫切的危害」的權利。25該官方宣告發表後不久，又發生英國駐中國臺灣淡水領事吉必勳(johngibson)擅調兵船，向臺灣地方官勒索白銀的事件。清廷依據蒲安臣達成的協定照會英國政府。英國政府遂令吉必勳繳回所索銀兩，向淡水中方官員賠禮道歉，且將吉必勳革職，"以告誡領事人員不要採取肆無忌憚的暴力行動」26。這
種處理結果，對清廷來說，無疑是一種非常新奇的政治體驗。
在英國的成功讓蒲安臣興奮不已。在給友人衛三畏的信中，他寫道："我在這裡獲勝，報界、政府和公眾都同意《蒲安臣條約》的觀點。"27將該條約中的國家關係準則推廣到全歐洲，似乎正是這位前美國駐華公使的政治野心。
1869年1月，蒲安臣前往法國。可惜的是，他與拿破崙三世政府的商談沒有什麼實質成果。九個月後，他放棄了在法國推行《蒲安臣條約》理念的努力，率團前往瑞典、丹麥和荷蘭，然後在同年的11月抵達柏林。使團在普魯士受到了非常正式的高規格接待。首相俾斯麥與蒲安臣的會談結果是普魯士出具了一份照會，承認"中國本宜存自主之權"，願意與清廷和平相處、互相通商，以「助中國自主之權"2-蒲安臣很興奮，在給衛三畏的信中說，「美國、英國和普魯士這三個中國的貿易大國一致」29,都認同《蒲安臣條約》的精神與準則。
1870年2月，使團抵達俄國首都聖彼得堡。
中俄關系的獨特之處是雙方存在邊界糾紛。俄國此時與清廷在西北和黑龍江流域的關係十分緊張。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會見中故意與蒲安臣大談無關痛癢的美俄關係，對中俄關系避而不談，這令蒲安臣感覺交流十分艱難。2月18日，蒲安臣突然病倒，多方診治均不見好轉。隨行的中國官員志剛，記載了蒲病重後仍不放棄工作的情形：
病勢日加，猶日閱新聞紙，以俄國之事為憂。蓋蒲使長於海面商政，而至俄國，則與中國毗連陸地將萬數千裡，而又各處情形辦法非一，恐辦法稍差，失顏於中國；措語未當，貽笑於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勢有加無已。3。
1870年2月23日，美國人蒲安臣病逝於中國欽差使節任上。
出使歐美之前，蒲安臣特意為中國製作了一面黃色的國旗：「藍鑲邊，中繪龍一尺三長，寬二尺，與使者命駕之時以為前驅。」"自此，龍旗成為晚清中國的一個象徵。中國也首次以主權國家的面目出現在國際社會中。
蒲安臣以他的演說才能，將中國打扮成一個溫和、開放的形象。每到一處，他都極力歡呼中國正準備衝破傳統的藩籬，投入世界的懷抱，投入到近代文明中來。可惜的是，這一形象營銷雖然在歐美取得了成功（當然也有很多批
評），卻未能反哺中國。他演說中的那個正在走向開明的清廷，仍對近代文明抱持著極大的敵意。同治皇帝的師父倭仁，即斷言歐美國家毫無文明可言：
彼等之風俗習慣，不過淫亂與機詐；而彼等之所尚，不過魔道與惡毒。32
一個被傳統困住的改革派
最後再談談志剛。他是總理衙門裡的中級官員（總辦章京），隨蒲安臣使團出訪歐美時已經50歲了。
出訪期間，志剛遍覽美國、英國、法國、瑞典、丹麥、荷蘭、德國、俄國的風土人情，見識到工業革命後噴薄而出的種種近代文明。這些見聞被他寫入日記，後來整理出版為《初使泰西記》一書（出使官員寫日記是總理衙門的要求，回國後，日記須作為工作資料上交，由總理衙門刊刻出版，供部分官員閱讀參考）。
與之前隨赫德前往歐洲的斌椿、張德彝等人不同，志剛在總理衙門任職，是一位典型的洋務派官員。所以他有一種自覺的使命感，知道自己的歐美之行不是為了走馬觀花，也不是為了域外述奇，而須著眼於尋找那些有益於國計民生的東西，將它們的存在與運作模式記錄下來，以便回國後讓清廷效仿。正如他在日記中所言：「若使人能者而我亦能之，何憂乎不富，何慮乎不強？，，33—如果人家有的好東西，我們也能夠有，何愁國家不富有，何愁國家不強大？
基於這種心態，出洋之前，志剛已閱讀過一些西學書籍，對歐美政教與近代科技都有一些淺顯的認知。這些認知贏得了恭親王的好感，評價他是一個「結實可靠、文理優長，並能洞悉大局」"之人。也是基於這種心態，志剛的《初使泰西記》裡很少記錄飲宴遊玩，也很少記錄奇觀異景，他將主要筆力留給了那些他認為有益於國計民生的事物。
這些事物當中，又以近代科技為最多。比如，他記載了美國輪船"china"號的結構與動力系統；詳細記載了舊金山的造船廠、鑄幣廠、鍊汞廠如何運作；記載了巴黎的煤氣燈、比利時的「藕心」大炮、倫敦的泰晤士河隧道、美
國造"司班司爾」步槍、德國的甜菜製糖工藝、俄國的橡膠工廠；還記載了顯微鏡、印刷機、農業機械、自來水管道、吊車、鋼材軋製、織布機、空中索道……這些記載的詳細程度，已經到了將整個鑄幣流程自鐵砂入槽到錢幣出爐，一步步全寫下來的地步。35當然，詳細與否也是有選擇性的。選擇的標準就是在志剛看來，這些技術對大清的國計民生究竟有沒有好處，究竟值不值得引進。他在日記裡說得很明白，「奇技淫巧而無裨於國計民生者，概不贅述」*對那些他認為無益於提升大清國計民生的東西，一概不做過多描寫。
可以說，在19世紀60年代的清廷內部，志剛是一位難得的有見識、有理想、願意做事的中級官員。他試圖通過自己的日記，將那些他認為好的、對大清有幫助的近代技術文明，統統搬進來。
但也不是沒有遺憾。一個人能否獲得對事物的正確認知，既取決於他是否有能力獲取充分的資訊，也取決於他是否擁有處理這些資訊的正確思維工具。
《初使泰西記》這本日記，讓我們見到一個努力開眼看世界的晚清官員如何孜孜以求獲取各種各樣的資訊，也讓我們看到一個傳統知識分子因未能掌握正確的思維方式，在面對新事物時的"獨立思考"是如何蒼白無力。
這種蒼白無力見於他在倫敦參觀「萬獸園"時所發出的感慨。"萬獸園」即著名的倫敦動物園，始建於19世紀20年代，1847年之後對公眾開放，是當時世界上最宏大的動物園，用志剛的話說，是「珍禽奇獸不可勝計"。他用了好幾頁紙來記錄自己的所見，結論卻是：
雖然，博則博矣。至於四靈中麟鳳，必待聖人而出。世無聖人，雖羅盡世間之鳥獸而不可得。龜之或大或小，尚多有之。龍為變化莫測之物，雖古有豢龍氏，然昔人謂龍可豢非真龍，倘天龍下窺，雖好如葉公亦必投筆而走。然則所可得而見者，皆凡物也。37
結論大意是：萬獸園裡的動物種類確實是多。但其中沒有「四靈"裡的麒麟、鳳凰、神龜和真龍。那麒麟與鳳凰，得有聖人才會出現。這裡沒聖人，所以找遍所有鳥獸也不會得到麒麟與鳳凰。烏龜倒是或大或小有不少。龍不能豢養，他們肯定也是沒有的。總之，這萬獸園裡養的仍全是些凡物。
志剛承認萬獸園的宏大，對裡面不可勝數的珍禽異獸也很感興趣（否則便不至於用好幾頁日記來記錄所見），偏偏又要在日記的末尾發這樣一段議論，說什麼"倫敦動物園再好，畢竟也沒找到中國四靈傳說裡的麒麟、鳳凰和龍」，實在是一種極值得深思的文化心態。當這種文化心態與陳舊的傳統思維方式結合到一起，又不免生出一些匪夷所思的「獨立思考」。比如他在去美國的輪船上，對蒸汽機做了一番仔細觀察，然後利用自己的傳統知識結構，就蒸汽機的運作原理寫下了這樣一段神奇論述：
如人之生也，心火降，腎水升，則水含火性，熱則氣機動而生氣，氣生則後升前降，迴圈任督，以佈於四肢百骸，苟有阻滯違逆為病，至於閉塞則死，此天地生人之大機關也。識者體之，其用不窮。此機事之所祖也。現
將蒸汽機與中國傳統醫學裡虛幻的"心火、腎水、任督二脈」捆綁在一起，然後得出一種共通於天地人的原始規律（大機關）。這種思維方式，是後世武俠小說裡主角頓悟神功時常用到的橋段，竟也見於務實的洋務官員志剛的日記之中。
在波士頓，志剛參觀了一家紡織工廠。該廠有2000多名工人，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紡織印染機器。志剛詳細記錄了這些機器的具體結構、如何運轉、人力多少、產量幾何。他完全不排斥將這些機器引入中國，且在日記裡說，洋人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跑來大清要求通商，就是因為他們使用了這些先進的機器，所以貨物一天比一天多，必須去尋找銷路；「若使西法通行於中國，則西人困矣」"一一如果我大清也引進這些機器，那這些洋人就沒錢可賺了。可是，表達完欣賞之情，志剛那糾結的文化心態又浮了出來：「是由利心而生機心，由機心而作機器，由機器而作奇技淫巧之貨，以炫好奇志淫之人。」4。-—這些機器好是好，也應該引進到大清。但終究是出於牟利之心（利心），才會想著要發明這樣的機器（機心），再用這些機器來製造出許許多多充滿「奇技淫巧"的貨物，來引誘那些有"好奇志淫"貪慾的人p
後來，在法國的里昂，志剛又一次參觀了當地先進的紡織機器。在細緻描述了機器的運作之後，他寫道：很遺憾沒有更多時間去了解各國紡織機器製造
方法上的不同，日記裡也沒能將它們的區別寫明白，希望"識者諒之"，還請讀日記之人多多諒解。表達完遺憾之情，糾結的文化心態再度襲來。他想起了耳聞的自動織布機發明者「雅卡爾」的故事。故事裡說，雅卡爾傾盡家財來發明織布機，心力交瘁後取得成功，"法存而命亡」，剛把織布機發明出來自己就去世了。志剛一面很欣賞雅卡爾的織布機，一面依據自己的知識結構對雅卡爾做了一番批判：
古人謂：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雖道家言，固不誣也。蓋機心為道家所最忌，而造機器者惡乎知之？雖知而不已，謂機器成而享其利也。若無命，而家資之罄且不能償，而利於何有？悲夫！sup41/sup
大意是：中國的道家典故說過，給混沌開竅，開到第七竅，混沌就死掉了。這話是沒錯的。道家最忌諱"機心"這種東西，造機器的人不可能不瞭解。瞭解這一點還不收手，以為機器造好之後自己可以享受它帶來的利潤。卻不想一想，如果把機心全部開啟，命就會沒了。命沒了，耗盡的家財也得不到補償，好處在哪裡呢？真是可悲！
日記中，志剛還寫下了自己在巴黎觀看西洋舞蹈的感受。同樣是先做一番讚歎，然後來一番批評，說西洋舞蹈雖好，但不符合清廷國情，因為"中國之循理勝於情，泰西之適情重於理」皿，這些舞蹈只能在西方跳，不可引入國內。訪歐期間，志剛還了解到海濱浴場有群聚"洗海澡」的盛況，男性只穿泳褲，女性加穿背心。他「遙聞其事而豔之」，而豔羨之外又是一番糾結的思辨：洗海澡很好，但不符合中國國情，因為「歐洲之人大率血燥，故心急、皮白、發赤而性多疑。雖不赴海澡，亦必每日冷水沐浴而後快」，中國人體質與他們不同，"中國重理而輕情，泰西重情而輕理"，所以中國人不可群聚洗海澡。43
通觀整本《初使泰西記》，可以發現志剛的認知始終處於一種撕裂的狀態。出洋給了他充分獲取資訊的機會，但陳舊的思維方式與知識結構，又讓他無法處理這些新獲取的資訊，無法對這些資訊做出正確的解讀。他在紐約長島參觀了當地的精神病院，卻仍以中國傳統醫學的"迷於痰」來解釋人為什麼會患上精神疾病；他在巴黎用天文望遠鏡親自觀察了月球，卻仍堅持將月球解釋
為"水精所凝也"。總之，他一面對獲取到的新資訊表達讚賞，一面又困在舊的知識體系中，不斷對這些資訊做出錯誤的解讀。m
如此剖析《初使泰西記》，並不是要苛責志剛。
事實上，這位50歲的洋務官員，對待近代文明的心態，已遠遠超出絕大多數的同時代人。他不但不排斥近代文明，還努力試圖用自己有限的知識結構，對近代文明做祛魅化的處理。"照相機"這個在今天的中文世界被廣泛使用的詞語，就來自他的發明。在他之前，中國人對照相機的稱呼是「神鏡」，對其工作原理的描述是"煉藥能借日光以照花鳥人物」心。志剛摒棄了「神鏡」這個玄幻的名稱，代之以樸實的"照相機」三字；也摒棄了「煉藥能借日光」這種修仙式的解釋，代之以一種頗為準確的描述："照相之法，乃以化學之藥為體，光學之法為用。"46就「開眼看世界"一事而言，在1868年的歐美之行中，志剛用自己的日記，做到了他力所能及的全部。
他留下的遺憾，也就是日記中那些糾結的"獨立思考」，只是他陳舊的思維方式和知識結構造成的必然結果。愛因斯坦在1953年給友人的書信中，總結過現代科學誕生的兩大要件，它們是：
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可能找出因果關係。47
這兩個要件，志剛不瞭解也不具備。他被困在了"天人合一"〃義利之辯」之類缺乏邏輯的傳統知識框架之中。他得到了充分獲取資訊的機會，卻沒有掌握處理這些資訊的正確思維工具，於是，他的種種獨立思考，雖始於讚賞，終不免歸於荒誕——跳舞與洗澡，尚且有國情不同、體質不同之說，蒲安臣努力塑造出來的那個開明中國，當然也只能是曇花一現。真正有生命力的，反是奕譚、奕^這類人所鼓吹的"臣民義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