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是歐洲多事之秋。先是爆發了普法戰爭，後又誕生了"巴黎公社」。在美洲，洛克菲勒創辦了美孚石油公司，非裔美國公民也首次正式獲得了投票權。
這一年的清帝國，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
有人想要盡戮在京夷酋
1870年夏，天津疫病流彳亍。法國天主教仁慈堂收養的嬰兒也未能倖免，夭折了三四十人之多。天主堂神父與修女「迷拐孩子挖眼剖心製藥」的謠言大範圍流傳開來。
據時任天津知府張廣藻說，流言是這樣冒出來的：
有人於黑早見仁慈堂洋人抬小棺埋葬東關義冢地內殆非一次，偶為群犬刨出，見有一棺數屍者，於是津民譁然，謂此必洋人殺害小兒取其心眼，為端午節合藥之用，否則奚為一棺而有數屍也。1
當時的天津時常有拐賣兒童之事發生。建於1869年的天主教仁慈堂為收養孤兒，常向孤兒的掌控者支付一定費用。但當時鮮少有父母或掌控人願意主動免費將孩子送給慈善機構撫養，遑論是洋人成立的機構，故仁慈堂不得不以支付費用來收養孤兒。有時候，仁慈堂還會收養垂死的兒童，旨在為其做宗教洗禮以拯救靈魂。這種做法既刺激了不法之徒去迷拐兒童，也給流言的產生提供了捕風捉影的依據。
不久後，有兩名人販子被捕，官府在告示裡暗示他們的行為可能是「受人
囑託"。民間組織"水火會"受到鼓舞與煽動，開始四處抓捕有嫌疑之人。群眾公審之下，一名叫作武蘭珍的迷拐犯不得不迎合"民意」，供稱他作案所用的迷藥正是法國天主教仁慈堂提供2--曾國藩後來在奏摺裡說，武蘭珍"指勘所歷地方房屋與該犯原供不符」二現實中找不到武蘭珍口供裡的案發地，可見他是迫於「民意」不得不胡亂編造作案情節。
在武蘭珍招供的當下，「鐵證」如山，民情沸騰。鄉紳們集會於孔廟，書院也停課聲討。號稱有萬餘人之多的憤怒民眾群聚在教堂之外，或與教民口角相爭，或向教堂拋擲磚石。仁慈堂的修女本想請民眾選派代表，進入堂內調查，以廓清真相，但被法國領事豐大業所阻。豐大業不願與憤怒的民眾直接交涉，6月21日，他前往三口通商衙門與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官崇厚、張光藻調兵彈壓民眾。遭拒後，豐大業在獅子林浮橋上遇到靜海知縣劉傑，爭論過程中，豐開槍恫嚇，射死了劉傑的家人劉七。民憤遂被徹底點燃。百姓們先是打死豐大業及其隨從，然後又衝入法國教堂，扯碎法國國旗，打死法國神父、修女、洋商、洋職員及其妻兒等共計20人（包括13名法國人、3名俄國人、2名比利時人、1名義大利人、1名英國人）、中國僱員數十人，縱火焚燒了望海樓教堂、育嬰堂、領事署及多座英美教堂。
此即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
1862年，江西巡撫沈葆楨呈遞給總理衙門的一份情報，頗有助於理解底層民眾為何對天主教堂懷有如此深重的疑慮和敵意。當時，江西境內一再發生民眾與教堂之間的糾紛。沈想知道這些反教百姓究竟是怎麼想的，遂命人喬裝成平民去基層，與反教百姓面對面聊天探聽訊息。
下文是探子與反教民眾部分對話的原文照錄：
問：你們紛紛議論，都說要與法國傳教士拼命何故？
答：他要奪我們本地公建的育嬰堂，又要我們賠他許多銀子，且叫從教的來佔我們鋪面、田地，又說有兵船來挾制我們。我們讓他一步，他總是進一步，以後總不能安生。如何不與他拼命？'•.
問：我等從上海來，被處天主堂甚多，都說是勸人為善。譬如育嬰一節，，
豈不是好事？
答：我本地育嬰，都是把人家才養出孩子抱來乳哺。他堂內都買的是十幾歲男女。你們想是育嬰耶？還是藉此採生折割耶？而且長毛都是奉天主教的。他們必定要在城內，及近城地方傳教。譬如勾引長毛進來，我們身家性命不都休了？
問：你們地方官同紳士主意如何？
答：官府紳士總是依他。做官的止圖一日無事，騙一日俸薪，到了緊急時候，他就走了，幾時顧百姓的身家性命。紳士也與官差不多，他有家當的也會搬去。受罪的都是百姓：與他何干？我們如今都不要他管。我們只做我們的事。、
問：譬如真有兵船來，難道你們真與他打仗麼？
答：目下受從教的欺凌也是死，將來他從教的黨羽多了，奪了城池也是死，勾引長毛來也是死，橫豎總是死。他不過是炮火厲害，我們都拼著死，看他一炮能打死幾個人。只要打不完的，十個人殺他一個人，也都夠了。
問：你們各位貴姓？
答：我們看你是老實人，與你閒談。連日官府都在各處訪查，你是外省的口音，我們姓名，不能對你說的。4
就這段對話所透露出的訊息來看，19世紀60年代的江西民眾反教，主要受到如下幾個因素的影響：一是天主教育嬰堂與本土育嬰堂之間存在衝突，即所謂的「要奪我們本地公建的育嬰堂，又要我們賠他許多銀子"。二是教民與非教民之間存在衝突，因"官府紳士總是依他"，非教民在衝突（官司）中居於不利地位。三是教堂的行為模式與中國傳統慈善組織大不相同，民眾無法理解時，會傾向於將其與「採生折割"這種恐怖的民間傳說聯絡到一起。四是太平軍（「長毛」）在江西的所作所為，讓當地百姓心有餘悸。天主教拜上帝，太平軍也號稱「拜上帝教"，民眾分辨不了二者的區別，於是產生了一種籠統的認知，「長毛都是奉天主教的"，認定傳教士會「勾引長毛進來」。
顯然，底層民眾的反教行為是一種集合了經濟衝突、文化衝突與制度衝突的複雜產物，不宜以"愚昧"二字簡單指斥。就沈葆楨提供的情報而言：經濟衝突指的是爭育嬰堂與賠銀子；文化衝突指的是民眾不能理解教堂的慈善模
式，也不能理解傳教士與太平軍的區別；制度衝突指的是傳教士的治外法權，會對地方官府造成壓力，使其出於保烏紗帽的利益考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治理上出現偏袒教民的傾向。當然，愚昧與不開化這個問題也一直存在，比如民眾仍然相信"採生折割"。
回到天津教案。
事發後，法、英、美、德、俄、比、西七國，聯合向清廷發出照會抗議。法國軍艦更開往大沽口鳴炮27響示威。如何處理此案，成了擺在清廷高層面前的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14歲的同治皇帝年輕氣盛，沒見識過真正的近代軍隊。他對老師李鴻藻說：越將就洋人，就會越出亂子，"若得僧格林沁三數人把截海口，不難盡殲此輩」。這種雄心勃勃與"詞氣甚壯"，讓他的另一位老師，同樣沒見識過近代軍隊的翁同解深感欣慰，將之載入自己的日記之中。5顯然，小皇帝並不瞭解，在十年前的八里橋之戰中，僧格林沁的「雄兵」完全不是英法聯軍的對手，連給英法聯軍造成有影響的創傷都做不到。
同樣激情澎湃的還有內閣中書李如松。他告訴小皇帝，此次事件錯全在洋人，始於「教匪迷拐幼孩"，激化於「豐大業向官長開槍"。他還說，國家的安危全看民心的向背，此次事件把民眾的愛官愛朝廷之心全部激發了出來，「不期而集者萬餘人」，這些百姓"知衛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於國家而不知自恤罪戾」-—只知道為朝廷效忠，絲毫不顧及自身安危。這充分說明，我們對洋人硬起來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縱不能乘此機會，盡焚在京夷館，盡戮在京夷酋，亦必將激變之法國，先與絕和，略示薄懲。sup6/sup
李如松覺得，即便不能殺光京城裡的洋人，不能燒盡他們的房屋，也要對法國實施正式斷交來作為懲罰。
監察御史長潤完全贊同李如松的意見。他上奏說：這次天津出事，「實乃天奪其魄，神降之災"，實是蒼天要懲罰這些邪惡的洋人。我們"正可假民之憤」，藉助民眾的憤怒將允許洋人入華傳教這一規定徹底廢除。對傳教士「迷
拐幼孩""以眼煉銀"之說，長潤深信不疑。他自小道訊息聽說天津百姓曾從教堂內搜出「人眼人心等物」且交給了通商大臣崇厚，而崇厚的奏報中沒有這些內容。於是長潤懷疑有人（雖未點名但自然是指崇厚）消滅了罪證，要求朝廷下旨讓曾國藩「認真詳查」，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崇厚是恭親王奕訴的心腹，攻擊崇厚消滅洋人的罪證，其實是將矛頭暗暗指向奕訴與總理衙門，要給他們扣一頂袒護洋人的大帽子。7
慷慨激昂者當中，影響力最大的要數醇郡王奕謖。他在給小皇帝的奏摺裡說，這一次"該酋被戮，教堂被焚」，理全在我們這邊，「雖不能以之喻彼犬羊，正好假以勵我百姓」，雖然沒法和外國狗羊們講道理，但正好可以藉此激勵我大清百姓，「民為邦本，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誅戮……民知捍衛官長，豈非國家之福」，對參與打殺洋人的天津百姓，切不可問罪誅殺，百姓懂得保衛自己的父母官，那是朝廷之福。3
左宗棠也主張強硬。他在給總理衙門的密函裡說，不要害怕事態擴大，要知道洋人最喜歡「挾持大吏以鈴束華民"，最愛玩威脅地方官，再由地方官來鉗制民眾這種把戲。相比之下，他們反倒不太敢直接做那些「拂輿情，犯眾怒」的事情。左宗棠還說，此次事件是由"迷拐"而起，雖然用迷藥拐賣小孩之事沒有證據，但"幼孩百許、童貞女屍從何而來」？總不會是毫無來由吧？"不得謂無其人無其事"。如果洋人「志在索賠了結」，那還不妨答應他們，如果他們要求懲辦參與打殺的民眾，則萬萬不可，因為這些人是"義忿所形，非亂民可比"，拿他們給洋人抵命，會失了天下人心。保護這些百姓，才是大清走向振興的關鍵。左宗棠鼓勵總理衙門：
正宜養其鋒銳，修我戈矛，隱示以凜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9
兩條改革路線激烈交鋒
這些慷慨陳詞，讓在"庚申之變"中見識過近代化軍隊厲害的恭親王奕訴深感憂慮。
在奏摺裡，奕祈一再提醒小皇帝和年輕的太后，眼下的首要之務是安法國
之心，「以力遏兵船為第一要義"，要將消弭戰爭爆發的危險放在第一位。
奕訴說：總理衙門連日來與法國駐華公使羅淑亞(julienderochechouart)磋商。羅的回覆是此案事關重大，須向國內請示。此人素來"暴躁異常"，此次反而"不甚著急"，也許是因為他早有定謀，這定謀有可能給大清帶來不測之禍。羅淑亞的翻譯官說，此案有四件重大情節，一是毀壞了法國的國旗；二是打死了法國官員；三是殺傷了許多法國民眾；四是焚燬了法國教堂。所以羅淑亞做不了主。總理衙門又去與其他國家的駐華使臣接觸，以法國對大清用兵必然有損各國貿易利益為由，希望他們能從中斡旋。各國使臣回覆說他們也知道中法開戰會損害各國貿易，但如果我方拿不出處理案件的妥善辦法，他們想要斡旋也無從著手。他們建議由大清皇帝派人前往法國就此事道歉，並重申兩國友誼。總理衙門調查分析後認為，"殺斃領事*對西方國家來說確實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法國可能對華用兵的說法"似非虛聲恫嚇"o而且，還有一件事情需要特別考量，那就是各國之間平日裡的聯絡，遠較他們與大清的交往密切。如果這樁案子處理不當，"各國受損，將來勢必協以謀我」，日後他們很可能會聯合起來對付大清，那情況就更嚴重了。總理衙門"再四商酌」，沒想到更好的處理辦法，只能奏請朝廷派遣一名大臣，帶上國書前往法國"相機辦理」。總之，一切以消弭戰事為最緊要。i。
當時已發生了七國照會抗議、法國軍艦在大沽口鳴炮示威之事。這些情況讓奕訴對是否能夠避免戰爭缺乏信心，他在奏摺的末尾說，"是否彌釁尚無十分把握"，但事總得一點點先做起來，也許派大臣去法國，就是"豫遏兵船之一端也」。
與奕訴最關心如何消弭戰爭不同，朝中的「慷慨激昂派」更在意如何維繫和激發民心。內閣學士宋晉說，「百姓一動義憤，每每一發難收……若因有礙和局，抑制太甚，更恐各省民心因此激變，其患有更甚於法國者"suph/sup。掌雲南道監察御史賈瑚，似乎是嫌事情鬧到七國問罪的程度還不夠大，居然又奏稱說京城也有「迷拐孩子挖眼剖心製藥」口的匪徒，要求步軍統領衙門全員出動搜捕。賈瑚的主張得到了李鴻藻和同治皇帝的支援。「
總理衙門與"慷慨激昂派"之間的分歧，代表了清廷內部處理天津教案的兩種不同意見。一者以恭親王奕訴和總理衙門為核心，主張與洋人和平相處；
一者以奕謂和朝中理學清流之臣為核心，主張將洋人盡數驅逐出境。
曾國藩將這兩派分別稱作「論勢者"與「論理者"，如此描述他們的分歧：
論理者以為當趁此驅逐彼教，大張撻伐，以雪先皇之恥面作義民之氣。論勢者以為兵端一開，不特法國構難，各國亦皆約從仇。能御之於一口，不能御之於七省各海口；能持之於一二年，不能持之於數十百年。而彼族則累世尋仇，不勝不休。庚午避狄乏役，豈可再見？"
大意是：「論理者」主張據理而行，要抓住機會將洋人們趕出大清，以雪先皇（也就是咸豐皇帝）被英法兩軍從京城趕跑逃亡熱河的恥辱。"論勢者」主張順勢而為，現在與法國開戰，等同與各國同時為敵。清廷軍隊的戰鬥力可以抵禦洋人於一地，不能抵禦洋人於七省；可以與洋人相持一兩年，不能與洋人相持幾十年上百年。結果‘一定是洋人不斷武力尋仇，很可能再現咸豐皇帝逃亡熱河的恥辱。
再往深處審視，「論勢者」與"論理者"之爭，實乃晚清兩條改革路線之爭的一個縮影。儘管以奕訴、文祥等為核心的總理衙門及下屬洋務官員，和以奕謂、倭仁等為核心的理學清流之臣，都同意清廷需要通過改革來謀求自強，但他們在改革內容和改革目標上存在巨大分歧。
改革內容方面的衝突，見於奕訴與倭仁在"開設天文算術館」一事上的正面對壘"。改革目的方面的衝突，見於1868年中英修約談判期間，醇郡王奕譚所呈遞的《謹陳管見折》及《驅逐洋人之法六條》。在這份奏摺裡，奕謂通過攻擊奕訴的心腹崇厚，公開在對外政策上與總理衙門唱起了反調。崇厚草擬的修約意見裡，提到天主教與佛教、道教並無區別，大清包容永珍，也不妨包容洋教。奕譚以一種尖銳的態度將這種主張定性為「袒護洋人」，說崇厚是想通過討好洋人來穩固自己的地位，從而牟取自己的利益。奕爆還批判總理衙門，說"洋務」一事從最開始就走錯了路一「溯查洋務之興，首誤於苟且依違，繼誤於剿撫無定"，責備朝廷對洋人該剿滅還是該安撫，始終沒有給出明確的說法，造成了「秉政者既無定見，疆吏將帥亦無所適從」的惡果。sup15/sup